政治危机是政治上生死成败的关头，关系到社会安危、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古往今来，伴随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斗争，政治危机不时浮现。发展政治学认为，政治危机是指政治体系或政权由于内外原因出现重大挫折，从而危及其生存的状态，表现为政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政治体制、社会秩序受到威胁，推行政策遇到很大困难，严重时还可能演化为政治暴乱，引发政治革命，从而造成颠覆性后果。判断危机是应对危机的前提。美国知名危机治理专家史蒂文·芬克认为：“应当像认识到死亡和纳税是不可避免的并必须为之做计划一样，认识到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也必须为之作准备。”虽然政治危机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不可预测之外，许多危机发生之前都有迹可寻，如经济发展长期受阻、民众生活十分困苦、掌权者颟顸无能、遭受极端困境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机爆发之前一般经历了足够长时间的酝酿，反映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能够“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从一些小变化中发现端倪，完全可以预知危机。应对政治危机，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心，更需要高超的艺术。只有具备了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预测力和通观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时局中看清方向，找到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对策。如果迟疑不决、犹豫徘徊，错失良机，最终会被危机所吞噬。培根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政治危机是不幸的事，但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纵观古今中外，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无不“受益于”各种危机。没有持续四年的“南北战争”，就没有美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美利坚民族的崛起；没有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就没有法兰西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巨大进步。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如果应对处理政治危机得当，完全可以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犹如凤凰涅槃实现华丽转身，迈向社会进步的崭新通途。
“‘三藩’久握重兵，蓄谋已久，今撤也反，不撤也反，与其晚撤，不如早撤。”说这话的人是清康熙皇帝，其时，他刚刚二十岁。四年前，他设计铲除了大臣鳌拜。如果说鳌拜是睡在他身边的一只猛虎，那么，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即是埋在帝国后院的几颗“定时炸弹”，不解决“三藩”问题，不但国家的统一无从谈起，而且有可能养虎遗患，使“三藩”坐大，甚至让历史“翻盘”。康熙决意要拔掉这些炸弹的引信，他的目光透过紫禁城的城墙，投向了遥远的南方，而那里，吴三桂的手也早已摸向了腰中的剑……
削平“三藩”
康熙从容拔掉帝国后院的引信
康熙初年，清廷为稳定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形势，命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分别镇守云南、广东、福建，并称三藩。此后，三藩各拥重兵，割据一方。他们对朝廷阳奉阴违，尤其是吴三桂更是积极招兵买马，暗中备战。这样，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益严重。康熙帝亲政后，立即将处理三藩当做朝廷的三件大事之一，写成条幅悬于宫柱上，决意待机撤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年老多病，将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而尚之信残忍好杀，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要挟，便上书康熙请求撤藩，自己告老回乡，由子尚之信袭爵驻镇。康熙认为这是撤藩的好时机，当即应允。吴三桂、耿精忠得知此讯，非常不安。为试探朝廷的撤藩决心，他们分别提出撤藩请求。清廷多数大臣担心撤藩会引起时局动乱，主张勿撤。康熙认为，吴三桂等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毅然下令撤藩。并命大臣分赴云南、广东、福建，办理撤藩事宜。吴三桂接到撤藩诏书，不禁大怒，决心举兵谋反。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吴国治，悍然反叛。
福建耿精忠、台湾郑经、广东尚之信、广西将军孙延龄与提督马雄、四川巡抚罗森与提督郑蛟麟、陕西提督王辅臣、襄阳总兵杨来嘉等数十名地方大员也相继从叛。
三藩叛乱，朝野震动。面对这场重大政治危机，清廷内部明显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坚决镇压；一派主张妥协。大学士索额图甚至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取消撤藩令，以达到平息这场政治危机的目的。此时的大清王朝面临着重大的决策。
康熙不愧为一代明君。他力排众议，作出了毫不妥协、坚决镇压的决策。同时，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是紧急下令尚、耿两藩停撤；二是下诏削吴三桂王爵，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并发布通告声讨。康熙这样做，目的是稳住和安抚尚、耿两藩，孤立吴三桂，分化三藩的势力。同时也使得大清上下都看到了皇帝的坚决果断，官吏们很快就统一了思想，避免了过多的内耗。
军事上，康熙迅速制定了一套讨伐计划，如，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同时，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这样，当耿精忠叛乱时，清军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陕西提督王辅臣，对其反叛表示“往事一概不究”，终于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
康熙运筹帷幄，指挥灵活，处置得当，政治攻心与军事进攻同步，不久耿、尚归附清廷，清收复了福建，稳住了广东。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了清军方面。然而，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但这一招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让人看清了他的野心，致使叛军内部人心更加涣散。吴三桂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其部将迎其孙吴世璠即帝位，退居贵阳。清军乘势发动攻击。1679年，清军收复了湖南全省后，又收复广西、四川和贵州。1681年，清军围攻昆明，南门守将开门投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彻底消除了藩镇制度，为清王朝的发展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智慧解码
对康熙而言，“三藩”是一个历史问题，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他将“三藩”问题提升到战略的层面来对待。“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于宫中柱上。”（《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因为康熙早早将三藩问题作为战略任务来抓，使他掌握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权。其次，康熙善于抓住战略机遇期。康熙在选择撤藩的时机时，选择了吴三桂他们进入老年，并且是尚可喜主动申请撤藩的时候，而这时康熙这边鳌拜已除，他自己正当年青，实权在握。卫星在发射时，有一个“窗口时间”，也就是在这一时间，能较为容易地将卫星送入所需的轨道。康熙在时机的选择上也是抓住了“窗口时间”。在具体战术上，康熙正确地制定了先剪两翼、再捣中间、各个击破的军事战略，并且剿抚兼施，攻心为上，分化了敌人，缩短了战争时间。
遵义会议会址馆标上面的“遵义会议会址”几个大字是毛泽东的手迹。据说，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革命旧址题字。可见，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确实，正是由于有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遵义会议在危险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
危急关头校正“罗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指挥军事，否定了毛泽东等人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在1934年10月中旬撤离中央苏区。长征开始时，由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损失惨重，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折损过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而这时，蒋介石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以逸待劳，准备将红军一举歼灭，情况万分危急。
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了最为艰险的航道。在这紧急关头，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临时会议，被排挤多时的毛泽东应邀到会，他建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尤其是同为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更是衷心拥护毛泽东的“复出”。他们两个本是“左”倾集团重要成员之一，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编在同一个军团行军，他们经常一起宿营，一起交谈，毛泽东常常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王稼祥发生了转变，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同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转为向川、黔边界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基本结束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了挽救党和红军，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是对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大会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主报告”和“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认为“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且作了自我批评。
之后，毛泽东提议让张闻天念一个“材料”，张闻天在发言中直指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后来人们把张闻天的发言称为“反报告”。轮到毛泽东发言时，他谈了两个多小时，精辟地用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他们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但毛泽东在发言中避开了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扬，当时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说“毛泽东是军事领导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总司令朱德说“如果继续这种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显然是冲着博古、李德他们说的。陈云说“毛泽东讲得很有道理”。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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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湘江战役是危机的确认阶段，黎平会议是危机的控制阶段，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是危机的解决和获益阶段。中国有一句古话：穷则变，变则通。遵义会议的召开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除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前进方向等重大观念代表了正确方向外，遵义会议的成功还有赖于变革者毛泽东的智慧。首先，毛泽东争取了联盟。王稼祥和张闻天受毛泽东影响，思想发生转变，关键时刻，他们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并在会上提出要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其次，毛泽东很好地控制了变革范围，即在遵义会议上只谈军事问题的正确与否，而不讨论此前的政治路线。因为他知道，从时机上来说，讨论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还不成熟。一旦涉及政治路线，就难免要涉及共产国际，还要把曾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张闻天等人扯进去。而且，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军事问题。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智慧、胸襟、责任意识以及民主精神，也是遵义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人都是从党和红军的命运出发，即便是备受批评的博古也坦然表示：“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只要是多数人的决定，我个人当然服从。总负责的职务，可以交给更适合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