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凌拿走记录本的书记员刚想说话，就被旁边的一个部长级别的拦住了，没有任何人打扰，周凌手中的笔快速的在本子上划过，只有几个关键词，但是连起来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不在周凌身边的大佬看到周凌在那里奋笔疾书，不知道这个小家伙有什么奇思妙想。
本来中央考察团请周凌过来，内部也是有争论的，毕竟让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参与到可以说是制定国策的会议上，不少人心中还是有不情愿的。不是说这些人不尽职尽责，只是说这些人还是不放心一个让一个孩子还影响国策的制定。
等到周凌停下笔，会议室中的烟雾又浓了很多，阵阵的微风根本吹不散大佬们的忧愁。
“恩恩——”周凌清了清嗓子，在座的大佬都精神一震，希望能够听到什么有实施价值的建议。
“在我看来，总体上还是经济建设过于缓慢的问题，如果把国民经济总量比作一个大的蛋糕。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分到更多的蛋糕，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分到蛋糕。这不仅仅是提高居民整体的生活水平，也是解决下岗再就业的问题的一个关键，只在现有的规模下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在座的很多都是在经济建设上有点建树的，听到周凌把国民生产总值比作一个大蛋糕，心中觉得十分的贴切。很多的大佬见周凌的见识还是有点的，心中顿时升起了一点希望。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阵痛已经让很多大佬心中失去了继续下去的信心和决心，套用一句老蒋的话，反则亡党，不反则亡国，这是一个十分两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改革的正确性，但是需要舍弃的实在是太多了。
周凌又接着说道：“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必须三驾马车，即扩大国内投资，刺激国内消费和扩大外贸出口。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有效扩大内需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第二种情况：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其实有很多大佬已经有点听懂周凌的意思了，放松对经济的约束，把权力下放，让下面或者说是民间有足够的动力和空间去发展自己，而不是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遭到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压迫，还有很多来自官员政府的限制和敲诈。
“一旦我们放松管理，可能海南的炒房就会再次发生！”有一位貌似是发改委的官员说道。
1988年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称的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立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用潘石屹的话说，1989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
1992年初，******发表南巡讲话，随后，中央向全国传达了《学习******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也因此得到全面释放。高峰时期，这座总人数不过160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平均每8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些公司当然不都是为了盖房子。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他们手里传的是地皮。
周凌曾经看过一组这样的数据：
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仅海口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800万平方米，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飙升至600多万元/亩;
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三年，增长超过4倍。
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省北海市，房地产开发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2年，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经过轮番倒手，政府几万元/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元/亩，当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达80平方公里。以至于次年前来视察的朱副总理忍不住提醒当地政府:“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北海建设）要量力而行”。
在这场空前豪赌中，政府、银行、开发商结成了紧密的铁三角。其中银行不仅充当了游戏的鼓手和输血机，自己也忍不住客串了一把玩家的角色。
泡沫生成期间，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精明的开发商们纷纷把倒卖地皮或楼花赚到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还停留在图纸上的房子高价抵押给银行。
由于投机性需求已经占到了市场的70％以上，一些房子甚至还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就已经被卖了好几道手。
每一个玩家都想在游戏结束前赶快把手中的“花”传给下一个人。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好运气。1993年6月23日，当最后一群接到“花”的玩家正在紧张寻找下家时，终场哨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吹响。当天，时任***副总理的朱先生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
这场调控的遗产，是给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海之隔的北海，沉淀资金甚至高达200亿元，烂尾楼面积超过了三亚，被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银行顿时成为最大的发展商，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当银行开始着手处置不良资产时，才发现很多抵押项目其实才挖了一个大坑，以天价抵押的楼盘不过是“空中楼阁”。更糟糕的是，不少楼盘还欠着大量的工程款，有的甚至先后抵押了多次。
即使是已经建成的抵押项目，由于泡沫破裂后，项目大幅贬值，其处置难度也超过想象。据统计，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报建面积760万平方米，其中现房面积近8万平方米，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收比例不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