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标志部族、宗族的徽号，除姓之外，还有氏的称谓。而“氏”字的造字结构，在甲骨文中解释为“木本”之意，即植物之“根”，故后世多用“寻根”二字表述某一姓氏认祖寻宗，追源溯流的文化情结。
《左传·隐公八年》有一段著名文宁，精要地阐明了“姓”“氏”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说，天子分封诸侯，根据出生而赐姓，又分封土地而称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后人便作为族号；担任官职而世代有功者，就以官名为族号；也有以受封采邑作为族号的。这里的族号，就是“氏”。
氏的出现较姓为晚，是姓所衍生的产物，即姓的支族。氏约起于父系氏族社会，盛行于周代的分封制度，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就是说，先秦时期，氏不仅是部族、宗支的徽号，也足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标志。最初，氏是同姓部落的名称，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专指部落首领相沿承袭的尊号。传说中父系社会英雄人物的称号，均加“氏”以尊称，如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等，即是例证。
这种以“氏”别贵贱的风尚，在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先秦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相当盛行，形成“同姓异氏，一姓多氏”社会格局。如炎帝神农氏本来是姜姓部落的始祖，但其后裔却有烈山氏、祝融氏，及齐、吕、申、许等氏族分支；黄帝轩辕氏为姬姓部落的始祖，但他的25个儿子，却分为12胞族（氏族）；太昊伏羲氏（庖牺氏），少昊金天氏，本是东方凤姓部落的首领，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凤即凤鸟），其后裔则蕃衍为凤鸟氏、玄鸟氏、丹鸟氏、青鸟氏、鸠氏、爽鸠氏、伯赵氏及“五雉”、“九扈”等24个“以鸟名官”的氏族。
这样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缘关系，均由父系来确认。所以母系姓族之解体，父系氏族之兴起，成为姓氏演变过程中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夏代的姓氏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难以详知，但据《史记·夏本纪》和《世本·氏姓篇》载录，夏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的部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莫氏、斟戈氏及有南氏、有鄩氏等十余个姓氏。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王朝，国家机构已经形成，“胙土命氏”正式成为姓氏产生的主要途径。商朝帝王嫡子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某地庶子则有“胙土命氏”的分封权益。一些有功于王室的功勋大臣，及臣服于商王朝的附庸部落，依据其社会地位，也被封赐相应的侯国、采邑。因而商代的姓氏较夏代大为增多，史称商代有“八百诸侯”。见于《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等文献记载的姓氏有数十余个。如殷氏、来氏、宋氏、稚氏、时氏、萧氏、黎氏、空相氏、北殷氏、目夷氏、崇氏、周氏、杞氏、耿氏、微氏、箕氏、阮氏等，皆是以国为氏，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仍在沿用。在《尚书·盘庚》中，将殷商贵族大姓总称为“百姓”。此处的“百姓”二字，是氏族社会时期，“禅让”制度流传下的大族旧姓，与万民相对，原意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被王室“胙土命氏”的贵族阶层。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这些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地位，沦为普通庶民，但却保留了原有的姓氏，成为当今姓氏的重要来源，也是后世历代庶民统称为“百姓”的典故。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大封诸侯，胙土命氏。据史书所载，周朝共灭商朝属国99个，降服652个国，从而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广阔的幅员土地。这种大分封举措，对于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格局，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大分封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批氏的产生。周朝成为“氏”产生最多的时期，尤其春秋时期，激烈的诸侯兼并，为姓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特定的条件。
周朝的封邦建国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紧密相连。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天子），上天赐给他土地和臣民，拥有分封赏赐十地臣民的绝对权威。据史书记载，周初先后分封诸侯国71国，其中同姓（姬姓）诸侯40国，异姓诸侯31国。这些受封的诸侯尊奉周天子为大宗，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又在自己国土内分封采地、食邑给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卿大夫尊奉国君为宗主，并在自己的采邑封地内再次分封给同姓或异姓庶民。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分封，一姓所出的支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新的氏族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姓多氏，甚至一人多氏的情形。如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都是姬姓，但因封国有鲁、郑、卫、晋、吴、虞、霍、虢、管、蔡、巴、随之别，受封诸候以国为氏，形成新的氏族。此外，还有以邑为氏，以爵为氏，以族为氏，以技为氏，以谥为氏等多种形式。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同一贵族一生中因多次受封，出现一人多氏的情形。如鲁孝公后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于柳，而得柳氏，死后谥号为惠，而得惠氏。公孙鞅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受封于商而称商鞅，因是卫国公族之孙，也称公孙鞅。再如晋国大夫土会一生中称谓有9个：士会、随季、武子、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其中随、范为封邑，士为官职，季为排行，武为谥号，会为名字。
“胙土命氏”也有其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则，天子等级最高，所以以其王朝的称号为氏，如周天子即以周为氏；而诸候国则以国为氏，如齐、鲁、郑、吴等；卿大夫以封邑为氏，如原氏、薛氏、杨氏等；效力于王室公族的职业技人等则以技为氏，如车氏、屠氏、陶氏等。由于“命氏”由上而下出自帝王、君侯所赐，能够封土命氏的，都是贵族诸侯，即使以职业技艺命氏的“百工”，也不是一般平民、贱奴，而是管理平民奴隶的“工长”、管事。因为氏可以表明出身家世和社会地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和尊号，所以氏有强烈的“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氏族成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效治组织形式，其存在、发展、演变、衰落的状况，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而的状况，氏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和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关键。
这样由“胙土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逐渐取代了氏族社会单纯的血缘氏族制度，氏族习俗则被提取、转化、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化、法制化的文化形态和宗法制度。由远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长制，演变为夏、商、西周的封建宗法制，标志着姓氏文化的日趋成熟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