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从洪武三年（1370）到崇祯十六年（1643）最后一次会试止，共举行会试88次，录取最多的一举是472人（洪武十八年，永乐四年两科），最少的32人（洪武二十四年）。成化（明宪宗）以后，大致每科录取进士300人左右。世宗、穆宗两朝的首科，录取进士又增至400人。但这些考试，大多贿赂公行，权势富豪，互相勾结，营私舞弊，经常发生，录取的人，一半是富室。清贫之士，落榜的系数是最大的。
清朝科举录取名额历届人数也不一样。顺治三年（1646）和九年（1652）两次会试都录取了400名；雍正庚戌（1730）会试录取了406名，这是最多的一次；乾隆乙酉（1765）会试只录取96名，这是最少的一次。（《清史稿·选举志三》）
中国历史上还常有科举不正常时期。如：蒙古国从太宗窝阔台九年（1241）起，70余年不设科考。即使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至元八年（1271）算起，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开科考，其间，废止科举也有44年之久。这时，如马致远，已是一个归隐林泉60多岁的老人了。从他《南吕·金字经》：“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天上梯。”可以看出他当年那种灼热、焦虑、悲愤但又无可奈何的心境。元代知识分子入仕是很艰难严酷的。甚至连科举考试蒙古人、色目人同汉人、南人都实行两套题目，难度也不一样，还有种种厚此薄彼的措施。在元代曾有“人分十等”的说法。“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也有“七匠八娼”之说）、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郑思肖《大义略序》）当时士人地位之低微，是可想而知的。
科举失利，是对应试举子的致命打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举子只是对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录取者陪考一次。往往一举受挫，即心灰意懒，一蹶不振，产生逆反心理，从此便鄙视功名，淡泊名利，遁入山林。仅举唐代部分事例，如孟浩然、沈千运、贾岛、方干、李群玉、罗隐、胡曾、陆龟蒙、杜光庭等都是。
一举失利，下届再考者，是极少数。罗隐十举而不中，蒲松龄屡应省试皆落第，以致成为考场败将，只是个例。
罗隐（833-909），本名横，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唐才子传》）他从28岁一直考到55岁，因为《馋书》中的文章讥讽了时政，触犯了权贵，致使一生怀才不遇，后因屡试不中而改名。当初进京赴举，路过钟陵县（今江西进贤县）时，结识名叫云英的歌女。十余年后再度落第，路过钟陵，两个天涯沦落人又不期相遇。他感慨云英仍然未脱籍风尘，云英也惊诧他还是布衣。罗隐便赋诗赠她。“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形容身材轻盈美好，能作掌上舞，比喻赵飞燕）。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赠妓云英》可见那种深沉悲愤和沮丧失意的心情。
卒年77岁，是唐代享有高寿的诗人之一。有《罗昭谏集》。
且看罗隐《自遣》诗：“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其灰暗心情，溢于言表。科举制度既选拔了不少人才，同时也埋没了不少人才，令人叹息！
三、中国封建士子的性格
中国隐士是从中国封建士子这个大群体中派生出来的。他们不仅具有隐士的特点，还天然地具有封建士子的特性。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士子在历代统治者的笼络与压迫的双重政策蹂躏下，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活跃时期，秦汉魏晋的压抑苦闷时期，唐宋的宽松开明时期，到元明清的文狱窒息时期，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兼具道、释、杂等各种流派思想的熏陶，逐步形成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儒道相渗透杂揉的性格。一般认为，儒教出圣贤，佛教出菩萨，道教出神仙。当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即有浓重的忧国忧民思想，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常常产生于社会生活的不如人意和人们追求至善至美所产生的矛盾，亦即产生于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冲突之中。当这种“忧患意识”在碰壁之后，又极易转化为“否定意识”，成为“归去来”的出世思想，由儒家思想的世俗漩涡跌落到道家思想的隐逸清流之中，于是，就产生了隐士。
由此可见，中国封建士子的性格又是缺乏个性，极不鲜明的，呈现一种模棱两可的朦胧状态。一方面恪守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与传统相分离，或保持一定距离。蒲松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方面抨击功名、富贵、科举、利禄，这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得相当充分，而另一方面又很看重它。他曾参加乡试达十次之多，以致成为“考场败将”。直到71岁时，为了一个虚名岁贡生，仍不惜多方奔走。孔子周游列国，历尽颠簸之苦，如丧家之犬，想谋得一个职位，以施展其理想和才能，结果还是落空了。实在悲凉可叹！
封建士子们为了生存，首先是为衣食所需，寻求生活出路。白居易就说自己“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湖游。”（《将之饶州江浦夜三日》）。其次，追求功名利禄，要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并显示自我存在、自我表现的才能和力量。从孔夫子到王国维，无不如此。再次，他们追求目标的阶梯尽头，主要是“做官第一”。在他们看来，不做官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因此不如快马加鞭，抢先附攀。这就是“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常苦辛。”（《古诗十九首·今日良晏会》）李白也愤慨地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杨炯认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的态度是“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陆游对于当个诗人并不甘心，他还自省自问：“此身合是诗人未？”（《剑门道中遇微雨》）元代严忠济说得更为直率坦白：“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天净沙］）徐琰也认为“封却公男伯子侯，也强如不识字烟波钓叟。”（［沉醉东风］），等等。概言之，他们都是以“三寸舌作安国剑，五言诗作上天梯。”（马致远《荐福碑》）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虽说“不求闻达于诸侯”（《前出师表》），最后还是“平一宇内跻致生民”，出将入相了。陶渊明虽然“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退出官场，杂身田园，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五）仍然流露出一股不平之慨叹！当然这些人在身处江湖时尽量充实自己的才能，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贡献给社会，仍然是积极的，而单纯追求隐逸，则是另一回事了。
古代的封建士子，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的信仰意识，除少数的精英人物外，多为“个人奋斗主义者”。他们积极入世，为的是千金、重利、美女、卿相、尊位、荣耀，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史记·项羽本纪》）总之，是为了立德、立功、立言、扬名，有浓重的“功利主义”的气味。这种思想一旦被严酷的现实所击碎，就会陷入绝望之中，消沉、苦闷、空虚、颓废，最后滑向另一个极端，“大难临头各自飞”，又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
正如上述，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大体上归纳为三条：
1．名利思想太深太重，特别容易得意忘形。
2．思想脆弱，容易易辙。因心高气盛，但也峣峣易折。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
3．少数人也会因利忘节，附炎趋势。
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在数千年的精华与糟粕兼容，先进与落后并存的传统文化洪流的冲刷下，他们的性格也正如传统文化本身一样，优阙并存，瑕瑜互见。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他们或高扬，或沉沦；或无畏，或猥琐；或出世，或入世，其背景无不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密切相关，更与个人品德密切相关。出世和入世是封建知识分子人格自我实现的两种形式，呈现阡陌纵横的“万花筒”态势。若以人格的品秩划类，大体又可分为四级：
1．崇尚气节，强调忠贞，养浩然正气，是中国封建士林精神人格的主流和优良传统。何谓忠贞？“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左传·昭公元年》）这也就是说，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作为人格的主要内容。当国家、民族处于涂炭之际，能够同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文天祥《指南录·赴阙》）。“虽九死而犹未悔”（屈原《离骚》）。“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唐齐己《君子行》）这些人虽死犹荣。这才是中国士林的超级品质，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2．当国家和民族发生危难时，由于种种因素既不能拔剑而起，挺身而出，也不能振臂一呼，高举义旗，但能洁身自好，不伤国，不损民，不争利，独善其身，以达到不同流合污而作委婉抗争，亦不失为一种自我调节的高尚人格。
以上两种可以称之为政治型、道德型的人格。
3．如果只为“黄金屋”、“颜如玉”的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功利型”的个人奋斗主义者，是不光彩的，是不值得效法的。
4．至于那些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在生与死、荣与辱、富与贫的考验中，丧失气节，丧失国格、人格，贪生怕死，屈膝变节，卖国求荣，卖身苟活，卖友吮血，投机牟利的阴险奸诈之辈，则是一些品质猥琐鄙下灵魂堕落的下品人格。这是一些“未死之鬼”，虽生犹死。即使小节有盈，但大节有亏，仍是不足取的。
四、隐士的表现类型
隐士，是中国封建农业社会的“特产”。自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以来，直到晚清中国封建社会解体，隐士至少也有千人之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智商很高、政治文化素质很高的“林泉群体”，由此而形成中国绚丽多彩的隐士文化。
这个群体有多种多样的类型，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
分类之一：
范晔在《后汉书·隐逸传·序》中归纳出六种类型。从此，隐士在中国历史着述中有了单独的立项和固定位置。但他并未标出具体的例子，我们只能根据其义而对号入座。
1．隐居以求其志。
2．曲避以全其道。
3．静己以镇其躁。
4．去危以图其安。
5．垢俗以动其概。
6．疵物以激其清。
第一种“隐居以求其志”。我的诠释是：这一类人，是“身在江湖，而心在魏阙”。隐居是以退为进，以隐居为手段，等待时局的变化，以求达其志于天下，闻达于诸侯的目的。这一类人大都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性格沉郁，不愠不躁，有大智慧、大目标、大计划。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以及以前的人物中，太公望是最符合这一标准的人。但不知孔子为何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第十六》）
第二种“曲避以全其道”。曲避，显然是用委婉的方法和语言回避统治者召唤，不愿入仕，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和德操。汉室中微，王莽篡位，为笼络人心，曾安车征召薛方、逢萌。结果薛方“诡对王莽”而婉拒，“聘而不肯至”；逢萌携家属浮海逃至辽东。
第三种“静己以镇其躁”。意谓用隐居的方式，使自己安静下来。介子推应是这一类的代表人物。介子推的事迹，见《周秦汉时期的智者隐士》一节，不赘述。
第四种“去危以图其安”。此类隐士主要是以隐居以求避害。“商山四皓”符合这一标准。四皓认为，刘邦傲慢爱侮辱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第五种“垢俗以动其概”。以涉足世俗及官场为耻辱。《庄子·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他们鄙视荣华富贵、豪车华服、高官显爵。此类人物有许多。诸如巢父、许由、卞随、务光、北人无择等是也。
第六种“疵物以激其清”。故意挑剔毛病以激扬自己的清高孤傲。东汉严光是最典型的代表。
以上六种，一、二、四，其义明，其类晰，人物彰显。三、五、六，其义模糊，不易归类。
分类之二：
南朝梁阮孝绪的《高隐传》，将隐士划分为三种类型：
1．言行超逸，名氏弗备。
2．始终不耗，姓名可录。
3．挂冠人世，栖心尘表。
“名氏弗备”，即不见于经传者。“姓名可录”，即有案可稽者。分成两类，未始不可，但第三类辞官归隐者，与上述二类如何区分呢？标准有点混乱。
分类之三：
近人姜亮夫在其《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一文论及隐士的类型。现将他的意见归纳如下（引自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隐士修士僧道：如鸠摩罗什、玄奘。准僧道：如郭璞、郭弘、陶弘景、林逋。逸士：如阮籍、嵇康、刘伶、陶潜。
这种分类，老实说，也不准确、不科学。原因是有许多人无法纳入这个系统，如伯夷、叔齐。甚至连吕望、诸葛亮、刘基等都不能对号入座。
分类之四：
蒋星煜先生的分类法。
（一）从隐士的政治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真实的隐士，如巢父。
2．虚伪的隐士，如伯夷。
（二）从隐士的经济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在业的隐士，如台佟。
2．无业的隐士，如朱桃椎。
（三）从隐士的社会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孤僻的隐士，如林逋。
2．交游的隐士，如唐僧渊。
（四）从隐士的精神生活来观察，可区分为：
1．养性的隐士，如陈抟。
2．求知的隐士，如陆龟蒙。
这种分类，细致固然细致，但却显得繁琐。更为令人不解的是，这只能选出少数典型人物，更多的人物无法区分，更不知应该列入那个类别。
本书作者对隐士划分的建议略述如下：
（一）对隐士的分类，只能笼统、概括，而不能详析细缕。
（二）划分的标准应该统一，不能自相矛盾，或屡有疏漏。
（三）标准应该明晰，易于区分，易于掌握，便于对号入座。
分类之五：
本书对于隐士类型，诠释如下：
（一）“终生不仕”的隐士
亦可称之为“纯隐士”。这类隐士，对隐士的内涵来说，精纯度较高，学者居多，志士居多。他们或与统治者政见有歧，无意从政；或因科举失利，而淡泊功名；或愿专心着述，立言明志；或为避乱世，苟全性命；或意在林泉，追求快意自适；或无才竞争，甘愿沉沦；或以清高清贫为风流，不事王侯。总之，种种情况，应有尽有。
如：巢父、许由、伯夷、叔齐、四皓、严光、梁鸿、徐稚、阮孝绪、庞德公、司马徽、孟浩然、沈千运、卢仝、陈陶、方干、陈抟、魏野、林逋、王冕、张岱，等等。
他们都是“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明史·隐逸传·序》）
（二）“先隐后仕”的隐士
《元史·隐逸传·序》云：“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尝不欲仕，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岂少哉！”
这是一批有志之士，是民族的灵魂，是社会的脊梁。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巨大。
如：吕望、范蠡、张良、诸葛亮、庞统、姚枢、许衡、窦默、刘基、王袆，等等。
（三）“先仕后隐”的隐士
这批人占隐士绝大多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深感宦途风险，激流勇退；或因政治受挫，转求隐逸；或自守清操，退居江湖；或为保全民族气节，洁身而退；或因年迈、致仕、疾病而退隐；或看破世事，皈依佛道。不一而足。
如：介子推、阮籍、嵇康、陶渊明、王绩、顾况、元好问、马致远、张养浩、段克己、段成己、贯云石、高启、叶绍袁、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毛先舒，等等。
五、中国知名隐士群体（选录12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