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胜金，理解万岁
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21世纪头10年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些西方“乐队”经常奏出很不协调的“交响乐”——“中国威胁论”。中国的迅速发展，没靠对外扩张，没靠对外掠夺，没靠强权政治，但是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壮大都是可怕的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成了常被放大的话题。“中国威胁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世界各国学界、政界、商界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者有之，曲解者偏见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亦有之。在众多议论中，英国学者迈克尔·巴尔的新著《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值得一读。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开卷有益”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因为只要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不仅反映真理的书读来有益，反映谬误的书读来也是有益的。我说迈克尔·巴尔的书“值得一读”，并不是从非真理即谬误这样简单的逻辑出发，而是另有原因的。该书的作者迈克尔·巴尔是一位具有英国、美国、埃及和中国生活经历的外国学者，他的书可以引导我们从某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世界。该书主要围绕三个关键领域（发展模式、软实力和民族中心主义），运用哲理思维，依据大量素材，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本质的虚妄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书所引用的素材都有根有据有出处，但其中有些素材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是片面的、不准确的，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由于缺少足够的事实进行分析比较，难免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其中有些判断容易引起争议。但总体来看，该书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在我看来，该书至少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
一、西方对中国观察的视角往往源于自身的需要。该书写道：“古往今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起码对西方来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既受到中国的影响，也受到本国国内因素的影响。18世纪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描述侧重于其良好的政治体制、考试制度和法律制度。然而，此后不到100年的时间，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中国由于没能跟上经济现代化的潮流而日渐衰落。于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与清朝时期（1644~1911）中国的变化关系不大。例如，早在18世纪，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就利用中国所谓的‘哲学之王’模式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希望能在国内进行革命。我们会发现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上述观点都有史实为依据。作者的潜台词是，看中国什么，主要取决于看者所需。
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源于西方现在已经不够自信。该书写道：“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是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一种情感反应，与威胁真实与否无关。所以，对中国的反应不一定与中国的情况有关。这么看来，‘中国恐惧’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怀有这种恐惧的人，而不是中国本身……中国似乎触动了西方的敏感神经，不是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对他国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中国的举动反映了西方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以及对自身合理性和政府权力范围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中国态度不一致甚至害怕中国，这实际上都是自身道德困惑的表现……人们对中国的想象又太过匮乏……（中国被指控的罪名）背后的价值观都是西方珍视并追求的价值观：积累财富、保障工作机会和争取妇女权利等。从很多方面来讲，中国将西方模式和自己的模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了更好的发展模式。因此，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发起了一个新的游戏，而是中国在西方的游戏里打败了西方。”该书还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优点的一段话，从正面揭示了美国人面对中国崛起的失落感：“我赞扬中国并不是想模仿其体制，而是因为我担心我们自己的体制。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无力去做好一些事情，我们倾向于用过于理想化的渴望的眼神看中国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能耐，把我们怀念的一些东西寄托在他们身上——‘乐观进取’、‘说到做到’、‘众志成城’和‘不顾一切’的态度，这些态度曾经让我们建起了高速公路和水坝，并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接下来，作者直言不讳地写道：“仔细想想每一个‘威胁’出现的情境就会发现，恐惧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同样的诉求，在同一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夺影响力，却在同一场游戏中‘打败’了西方国家……西方害怕中国提出中国视角，反映了西方国家自身的无能为力。不然，中国视角只不过是个可选项，不会构成威胁。”更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作者下面的话：“即使中国现在变成了民主化的国家，它还是会被视为威胁。自由和民主并不能让中国摘下‘野心勃勃的异域他者’的帽子，在这些人眼中，中国还是那个抢走别人饭碗、污染地球、对人类身份这一最要紧的‘软’区域构成挑战的威胁。”
三、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源于西方所处的环境。该书先从一般的哲理切入，写道：“人们的认知也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一件事物若要引发人们的恐惧，那么它出现的环境就必须让人觉得可怕。恐惧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崛起之际正是西方深陷哲学和政治质疑之时：他们怀疑自身制度，开始质疑其长期持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自身政府体系的优越性。”接着，该书具体谈到了西方所面临的几个环境变化的典型例子：“这场身份危机背后有几个原因：宗教权威和神学世界观日渐衰落，解读和干预生命形式的科学能力越来越强大；通信网络系统不断发展；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发生了改变；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连锁效应等等。但是显而易见，造成西方当前心神不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和凝聚力。”面对这种环境变化，美国和欧洲会如何合力应对呢？该书认为：“西方人很少考虑这些问题会如何影响西方对重要国际问题的回应，包括像中国崛起这样的大问题。”于是一些西方人感到慌乱和恐惧。
四、西方政客强化了民众对中国的恐惧氛围。该书认为，西方社会面临重大威胁时，政府和政客们必须有所表现：“所以在应对像洪水、疾病或石油泄漏等会引发恐慌的危机时，政府必须把情况解释清楚。但这样做反而会加剧人们的恐惧，因为国家在解释自己行为合理性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危机，这本身就会制造恐惧。为了让自己的解释听起来更合理，政客有时还会夸大其词，在中国问题上就是如此……外界恐惧中国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绝对不能置民众安危于不顾，但政客们也绝对不应该为了作秀而“夸大其词”，何况是莫须有的“威胁”。该书列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女政客——美国副总统的妻子琳恩·切尼（Lynne Cheney）。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在小布什政府召开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她声称中国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威胁，美国不久之后就会和中国兵戎相见。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一加里·哈特（Gary Hart）说：“我相信，要不是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和中国对决了。”该书公允地评论道：“如果当时真的开战，那也不是由中国的意图、做法和威胁造成的，而是新政府上台后的种种假想在作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A·卡普（Robert A.Kapp）也表示，他从没见过美国政客这般明目张胆地利用中国：“在竞选后期，如此多的美国地区将同一个国家列为攻击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博弈，我觉得这很可悲也很卑劣。”
五、西方媒体的恶意炒作、肆意散布是“中国威胁论”被放大的重要原因。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作者又列举了一个借恶意炒作种族主义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例子。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越来越重要，占中国人口90%还多的汉族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凝聚力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汉族将通过战略联盟、积极的贸易政策和同化国内少数民族来维持它的主导地位。相反，西方民族没有那么团结，组织上更加分散，所以正在渐渐失势……汉族已经成为部落的超级首领，它将其他族群——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当作一个庞大的半殖民地外缘。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如果汉族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次等’文化部落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能办到。”对西方来说，这样的中国实在令人不安。2010年10月，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民间组织“公民反对政府浪费”利用了人们对中国科技实力和人口规模的恐惧，制作并播出一部“中国教授和学生”显然“对奴役美国人的这个想法都感到非常高兴”的广告片。该书公正地指出：“事实上，为了消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采取了586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该广告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