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就在西方国家惊恐日本神奇崛起之际，中国慢慢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美国《外交》杂志等刊物对“红色中国”的诸多变化感到好奇，断言中国人民“不仅强烈要求进步，还敏锐地认识到未来发展的局限性”。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崛起”表示忧虑。据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仍然强劲，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重视人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势不可当，任何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讨论都已不值一提，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到了2011年，无论是中国国内的举措还是国外的行动都会引起外界的不安。这里最好的例子当属中国的非洲援助战略。中国被描述成“新殖民主义资源争夺战的狡猾赢家”。中国积极向非洲提供发展援助，其主要形式为输出廉价制成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发放软贷款，并且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要求受助国必须尊重人权。
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加深了部分西方人的恐惧：除了众多投资和贷款一揽子项目外，中国还承诺3年内培养15000名高级技工，创办10所农业技术中心、30所医院和100所学校。此外，中国每年还会资助4000名非洲学生到中国学习。所有这些承诺真的都会兑现吗？中国的这些举动会影响到那些视它为威胁的国家吗？中国凭借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现在又把眼光放得更远了：通过软实力实现“全球和谐”的理想。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把自己制造的廉价牛仔裤销往世界各地，还要出口中国的思想，北京共识就是最贴切的例子。
北京共识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革新与试验、出口导向型增长、国家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和投资，以及在金融特别是设定税率和掌控汇率方面的自主权。
政府的角色以及透明度缺失是北京共识引起广泛忧虑的一个原因。要理解北京共识必须参照“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华盛顿共识的特点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民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倡导华盛顿共识，认为这为深陷经济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最佳的发展模式。当然，这两种模式并非南辕北辙，它们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维护财政秩序、积累外汇储备、管理通货膨胀以及扩大征税基数。
北京共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1%，超过5亿人口成功脱贫。识字率从1982年的66%提高到2008年的94%。婴儿死亡率在1990~2005年下降了近40%，1970年每千名活产婴儿就要死亡80例，而到了2008年则降至17例。同期，电话使用率增长了94倍还多，达到57.1%。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率每年增长约18%，而这一数字在美国仅为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截至2010年约有2万亿美元。
中国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北京共识，许多与政府政策无关的因素也是促使经济实现惊人增长的原因。举例来说，目前70%以上的中国人口处于适工年龄，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显现，这一人口趋势将不再持续。此外，中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一优势缓和了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外需紧缩的困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都曾享受过这些有利条件。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北京共识的弊端，比如贪污成风、地区间商业竞争残酷、扰乱市场秩序、缺乏言论自由、收入差距扩大、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的农村地区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及近几年才开始着手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本书不是要批判各种发展模式，而是要揭示这些硬实力问题背后隐藏的软实力恐惧问题，以及两者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在探讨中国软实力之前，我首先要指出为什么一些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会出错，并解释外界对中国的恐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的原因。
为什么“北京共识”既不是一个共识也不是中国特有的
2010年《经济学人》杂志组织了一个在线论坛，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比西方的好。换句话说，与私有制和民主选举相比，北京共识是不是一条更好的通往繁荣的道路？尽管大多数回应者认为不是，但仍然有高达42%的回应者认为中国模式更好。
这个在线讨论背后隐藏着两个重要但经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北京共识既不是“北京”（中国）特有的，也不是一个“共识”。首先，在1978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就已经在东亚其他地区形成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并及时地实现了民主化。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之初，它们都奉行资本主义、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威权政治控制。当然，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也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模式”首先注重经济发展和法制改革，其次才是政治自由化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因此，除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慢于其他国家外，这个模式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只是因为中国国力强盛使北京共识更具国际影响力罢了。甚至连“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本身也不是中国首创的，而是由美国评论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提出。
更重要的是，北京共识其实算不上一个共识，在中国国内更是如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果断坚定。当今的领导人不具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个人权威，所以任何大胆突破的举措要想取得各部门的一致通过，都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即便中央政府有权任命各个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但也无法强制执行许多指令。虽然中共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旨在保护环境、改善人民健康、提高教育水平和增加养老金的规定，但部分官员会无视中央的规定，或者在统计报告上做手脚。当然，如果说真要有一个共识的话，这个共识就是“务实主义”——非常美式的哲学观。
此外，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北京的经济策略发生了转变。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模式”始终如一的说法嗤之以鼻。尽管这种话题很少在公众面前讨论，但在党内人士围绕政府的规模、改革医疗卫生体系、减小收入差距和调整政治改革步伐等问题却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
北京共识在许多方面被视为中国软实力在全球的体现。中国正在重塑国际发展格局，不断限制西方及其价值观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前外交官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所言：“中国正在压缩西方思想。”这不禁让人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当时，南亚地区的许多领导人认为，该地区具有反映儒家文化及其历史的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的专制统治是合理正当的。不过，一旦中国的发展速度变慢或者政治体制崩溃，关于中国模式的言论也许就会慢慢消失。《经济学人》论坛里的许多评论实际上也提醒了读者，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被理想化和妖魔化。
所以，北京共识既不是一个共识，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它只是对中国成功崛起战略的全面概括。比起中国国内，这个表述在国外更有市场。这可能显示了外界对中国输出精英威权主义模式的忧虑，而中国国内却在讨论这样做的好处。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在他们的作品中指明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于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会产生误导，不仅不利于理解中国软实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虽然我一直在讨论软实力，但却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我主要参考哈佛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界定。奈在发展和倡导软实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无人能及。关于软实力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涌现，奈的著作也受到广泛关注。软实力就是指“一个国家依靠其在政治价值观、文化和外交政策上的吸引力来影响他国偏好的能力”。软实力对应硬实力，但经常与硬实力混淆。硬实力是指通过胁迫或收买的方式让他人追随自己的能力，主要来自军事或经济力量；软实力则主要依靠劝说或合作等方式获得期望的结果。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概念。软实力既可用于善意的目的也可用来做坏事；不仅政府有软实力，非政府组织也有软实力。
软实力有效与否取决于行为者在特定团体中的信誉以及行为者之间的信息流动。随着全球化及网络通信系统的兴起与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所以近几十年来人们特别重视软实力。在第3章我们将会看到，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常常被视为软实力的来源。
软实力不是指除军事实力之外的任何事物，比如经济制裁就不是软实力——由于制裁具有明显的强迫性，所以是一种硬实力。人们常常对此感到困惑。在讨论权力时，许多人倾向于在可能催生一种行为的资源与实际行为本身之间画等号，这就是所谓的“途径谬误”。拥有权力资源与真正拥有权力是两码事儿。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却奇怪地逃脱了许多观察家的法眼，我们将在下文就这一点展开论述。
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位顾客在餐厅用完餐后给了一大笔小费，希望下次就餐时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服务，那么这就不是软实力：一方面，这属于收买行为，所以不是“软”的；另一方面，他只是利用了资源（在这个例子中是小费），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这也不是“权力”。假设这位顾客下次来就餐时并没有多给小费，而是告诉服务生虽然他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但如果主厨能再多放点大蒜，食物就会更加好吃也会更加健康，毕竟大蒜可以添香，还有抗氧化的功效。单就防癌这一点来说，这一建议难道还不值得餐厅重视吗？但这究竟是不是在施加软实力还不一定。尽管这位顾客试图通过介绍大蒜的价值进而从观念上说服餐厅（没有动用武力或者收买），但仍要看这种想法对餐厅厨师是否有吸引力。如果这位顾客下次来就餐时发现食物里的大蒜增多了，那就说明软实力得以有效发挥。这位顾客的建议被采纳与否还取决于他在这家餐厅的信誉。他是一位有礼貌的老顾客，还是一位又闹腾又不好相处的顾客？这是影响餐厅是否认真考虑其建议的重要因素。
最后，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运用就是“巧实力”，即整合武力、强迫、收买、劝说等软硬兼施的手段，“既强调强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又重视联盟、伙伴关系和各级机构在扩大影响力和提升诉求合法性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