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英国国会下议院为了支持一个男人和他亡妻的姐妹结婚的议案，引用了《圣经》里的论点时，说：“当人们真正考虑这件麻烦事时，谁会相信，在女性的天性、女性理想以及我们和她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时，印欧种族灵敏而聪慧的天才们，这个创造了缪斯女神、骑士精神、圣母玛利亚的种族，却发现这个问题的定论在闪族人的制度中，而这个种族最贤明的国王拥有七百个妻子和三百名妾？”
在此，从上述冗长的引文里，我有目的地找到了我需要的一个词，就是“女性理想”。那么，中国女性的理想是什么？中国人对女性天性的理想以及她们与那种理想的关系是什么？不过在更进一步的探讨之前，尽管我满怀着对马修·阿诺德的尊重，尊敬他的印欧种族，在此我还是要说，闪族的女性理想，古代的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并不像马修·阿诺德从他们最贤明的国王妻妾成群这一事实推断的这么恐怖。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古代的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
谁能找到一个贞洁的女人？
因为她的价值远胜红宝石。
她的丈夫真心实意地信任她。
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
给家人准备食物，
给未婚的少女们准备嫁妆。
她把手放在纺锤上，
手指握着拉线棒。
她不会为了家人而担忧下雪，
因为她的所有家人都穿着漂亮暖和的衣服[此处直译为“穿着鲜红的衣服”。——译者注]。
她轻启朱唇，吐露智慧，
在她的舌尖流淌着仁慈的法则。
她周全地照顾家人的习惯，不游手好闲。
她的孩子们成长起来并送给她祝福，
她的丈夫也祝福并赞美她。
我认为，这并不那么恐怖，毕竟不是一个糟糕的理想——闪族人的女性理想。当然它不像圣母玛利亚和缪斯女神这种印欧种族的女性理想那么虚无缥缈。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是：圣母玛利亚和缪斯非常适合当作图画挂在人们的房间里，但是如果你把扫帚放到缪斯的手里，或者打发你的玛利亚进厨房，你一定会让你的房间凌乱不堪，而这个早上你很可能根本不会有早餐吃。孔子说：“理想不会远离人类生活的现状。当人们把某种远离了人类生活现状的东西当作了理想，那就不是真正的理想。”[孔子的原文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译者注]但是，如果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无法和圣母玛利亚或者缪斯女神相比，我认为，它可以和现代欧洲的女性理想，即今日欧美的印欧种族的女性理想相比。我说的不包括英格兰的妇女参政权论者。不过，把古代的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和现代的女性理想作比较，像人们可以从现代小说——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身上发现的一样。顺便提一下，可能令人感兴趣想了解的是，在所有被翻译成中文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小仲马的这部小说，把身陷泥潭的圣母玛利亚作为最高的女性理想，在当前新式的现代中国是最畅销和成功的作品。这本中文译名为《茶花女》的法国小说，甚至已被改编成戏剧，在中国所有的现代戏院演出。现在，如果你将闪族人的古代女性理想同当今欧洲的印欧种族的女性理想相比，将那个不会为了家人而担心下雪、因为她已经让所有的家人都穿上了漂亮暖和的衣服的女人，同那个没有家人、因而不用为家人准备御寒的衣服、但她自己却衣着美丽、其生命最终定格在她胸前的一朵茶花的茶花女相比，那你就会理解什么是真实的文明，什么是虚伪的、华而不实的文明。
不仅如此，即使你把古代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那个手不离纺锤、手指不离拉线棒，周全地照顾家人的习惯、从不游手好闲的女人，同现代新式的中国妇女，那些手不离钢琴、手指不离大捧的花束，那穿着黄色紧身衣、头上戴满了俗丽的黄金饰品，在儒家协会的大厅里，在各色人等面前露脸唱歌的女人相比，如果你比较了这两种女性理想，那你就会知道，现代中国是多么迅速而遥远地离开了真正的文明。因为在一个民族中，女人是文明之花，是那个民族的文明状态之花。
不过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上：中国的女性理想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中国的女性理想与古代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本质上相同，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一点我稍后会讲到。中国女性理想与古代希伯来人的理想的相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仅仅作为图画挂在人们屋子里的理想，也不是一个男人倾其一生去抚爱和崇拜的理想。中国的女性理想就是一个手拿打扫卫生的扫帚并用它来清扫房屋的理想。事实上，汉字“婦”，就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女”意谓一个女人，而“帚”意谓一把扫帚。在正统的汉语里，即我所说的正式的统一的汉语中，一个妇女被称做一个特定房间的管理人——厨房的女主人（主中馈）。确实，这种真正的女性理想——拥有一个真正而非华而不实的文明的所有人，就像古代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心中的女性理想，本质上都与中国人的女性理想相同：真正的女性理想总是家庭主妇，管家务的女人。
不过现在，让我们讲得更详细些。中国人的女性理想，自从远古时代传下来，就一直被概括为“三从”和“四德”。那么，什么是“四德”呢？它们是：首先是“妇德”；其次为“妇言”；第三为“妇容”；最后为“妇工”。“妇德”并非指特别有才能和智慧，而是要谦逊、乐观、贞节、不屈不挠、严谨、清白，具有无可指责的操行和完美的礼仪。“妇言”不是要求妇女有雄辩的口才或伶牙俐齿，而是说话时字斟句酌，不使用粗鄙、激烈的语言，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住嘴。“妇容”不要求容颜的美丽或漂亮，而是指个人的外表清洁、穿衣打扮无可指责。最后，“妇工”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只要求她们勤勉地专注于纺织不把时间浪费于嬉笑之中，并且在厨房里准备干净卫生的食物，尤其是在家里来了客人时。这些就是对妇女操行的四条基本要求，记载于汉朝伟大的史学家班固之妹曹大家所写的《女诫》中。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女性理想中“三从”的含义呢？它们真正的意思是三种自我牺牲或“为三种人而生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未婚时，她要为她的父亲而生活（在家从父）；婚后，她要为她的丈夫而生活（出嫁从夫）；而作为一个寡妇，她要为她的孩子们而生活（夫死从子）。事实上，在中国，一个女子的主要目标，不是为她自己而生活，或者为社会而生活；不是去当改革家或者妇女天足协会的会长；更不是像一个圣徒那样生活，或者是做那些对世界有益的事。在中国，一个女子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做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
我的一个外国女性朋友有一次写信问我，我们中国人是否真的像伊斯兰教徒一样，相信妇女没有灵魂。我回信告诉她说，我们中国人并非秉持妇女没有灵魂的观点，而是我们认为，一个妇女，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现在，谈起中国妇女的这种“没有自我”，让我不禁要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题目上说上几句。这不仅是一个艰难的话题，而且，我担心，对于那些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理解的话题，即中国的纳妾。这个纳妾的话题，我担心它不仅是一个艰难的题目，而且是一个如果公开讨论会很危险的题目。但是，就像这首英国诗歌所说：
这样，傻瓜们冲进了天使都害怕踏入的地方。
在此，我会尽最大努力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纳妾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
关于这个纳妾题目，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使纳妾这件事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不过，在做更进一步的论述之前，让我在此告诉你们，在中国，纳妾并不意味着娶许多妻子。中国的法律只允许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子，但他愿意纳多少侍女或妾就可以纳多少。在日本，一个侍女或妾被称作手的架子和眼睛的架子；这就是说，在你疲倦的时候，你的手和眼睛有可以休息的地方。那么，在中国，我说过，女性的理想不是让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抚爱和崇拜她。中国女性的理想是，作为一个妻子，要绝对地、无私地为丈夫而生活。因此，当丈夫病了或因过度操劳而身心疲惫，需要一个侍女，一个手架和眼睛架，使他能够康复，使他去适应生活和工作时，中国的妻子便以无私的胸怀给予他，就好像在欧美，当丈夫病了或有需要的时候，一个好妻子递给他一把扶手椅子或一杯山羊奶一样。事实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私、她的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责任，允许中国的男人们拥有侍女或妾。
但是，人们会对我说：“为什么只要求妇女无私和牺牲呢？男人们怎样？”对此，我的回答是，一个男人，那个辛苦工作支撑家庭的丈夫，尤其是，他如果是一个士大夫，他就必须不仅对他的家庭尽责，还必须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责，而且，在此过程中，他有时甚至要献出生命。他不是也在作牺牲吗？康熙皇帝临终前在病榻上发布遗诏，他说到：“我直到此时才知道，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个多么大的牺牲啊。”可是，让我在此顺便说一下，濮兰德[濮兰德（J. B. Bland，1863—1945），英国驻中国海关官员，曾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游历中国，著有《中国的近况和现行政策》、《李鸿章传》等书，与白克豪斯合著有《慈禧外纪》]。和白克豪斯先生[白克豪斯（Backhouse，1873—1944），英国东方学者、语言学家。]在他们最近的书中，将这个康熙皇帝描绘成一个高大、无用、令人讨厌的杨百翰[杨百翰，又译布里根姆·扬（Brigham Young，1801—1877)，在摩门教创始人小约瑟夫·史密斯去世后，他担任了教会首领一职。为躲避宗教迫害，他率领摩门教徒长途跋涉来到盐湖城并定居下来。摩门教实行过一夫多妻制，杨伯翰就以娶了50个老婆闻名于世。不过，在美国政府和世俗社会的压力下，摩门教早在1890年就废除了一夫多妻制。——译者注]，他是被众多的妻子和孩子所葬送的。不过，当然，对像濮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现代人来说，纳妾如果不被视做可耻、肮脏、令人讨厌的事物，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在这种人的病态想象中，除了可耻、肮脏、令人讨厌的事物外，别无他物。当然这是题外话。现在，我想在此说的是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上自皇帝，下至黄包车苦力——以及每一个真正的妇女，都是一种牺牲的生活。在中国，一个妇女的牺牲是无私地为她称为丈夫的男人生活；而一个男人的牺牲是供养和保护他的妻子和他带回家中的女人，也包括她们可能为他生的孩子。的确，对那些谈及中国纳妾不道德的人们，我会说：对我而言，相比那些在汽车里的欧洲人，从大街上捡回一个无助的女子，在和她一夜风流之后，第二天早晨又将她重新丢弃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中国那些妻妾成群的官吏要少一些自私和不道德。纳妾的中国官吏可能是自私的，但他至少为他的妾提供了房子，并终身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女的生活费用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官吏是自私的，我认为在汽车里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懦弱。罗斯金[罗斯金（Ruskin，1819—1900）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散文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说过：“一个真正的战士的荣誉，肯定不是能去杀敌，而是愿意并准备随时去献出生命。”同样地，我认为，一个有荣誉感的妇女，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不仅要爱并忠实于她的丈夫，而且要绝对无私地为她丈夫而生活。事实上，这种“忘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贤妇或淑女的信仰，就像我在别处试图解释的“忠诚教”，就是男人的信仰、中国的君子之道一样。除非外国人逐渐理解了这两种“教”，中国人的“忠诚教”和“忘我教”，否则他们绝不能够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