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进一步指出，目前欧洲的悲惨绝望的局面，不仅在于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无助，也在于交战国中每个人的无助。每个人都无能为力，并且看不到这场没有任何人需要、仅仅由乌合之众的恐惧而引发的战争，其实是一种恶魔的疯狂，因为，就像我说过的，乌合之众的惊恐已经抓住和麻痹了每个人的大脑。人们甚至可以从狄金逊教授身上发现这一点，他写文章猛烈地抨击战争，谴责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挑起了战争。狄金逊教授也没有意识到，乌合之众的恐惧同样存在于他的大脑之中。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他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停战”书。他接着说道：“处在战争之中，我认为，所有的英国人都会认为，我们必须继续战斗，直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领土和安全完整无缺，以及人类的智慧能够确保欧洲未来的和平为止。”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安全，以及欧洲未来的和平，只有通过每天继续无休止地花费九百万英镑的真金白银，去屠杀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才能获得？我相信，这个命题巨大的荒谬之处，只要一个头脑中没有乌合之众的恐惧的人，就能说出来和看出来。好一个欧洲和平啊！我认为，如果这种耗费和屠杀的速度持续一段时间，和平当然会到来，但是欧洲已经从世界的版图上消失了。的确，如果有什么可以表明平民确实完全不适合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话，那么即使像狄金逊教授这样的人的这种心理态度都能最终说明这一点。
但是在此，我想坚持说明的重点是，尽管交战各国的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但没有人具有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权力。现在，没有人拥有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权力的事实，使每个人都相信不可能有实现和平的道路，使每个人都陷入了对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的绝望之中。这种对和平可能性的绝望，阻碍了交战国中的每一个人去看清这场无人需要且仅仅是由乌合之众的惊恐所导致的战争，真正是恶魔的疯狂，别无其他。因此，为了让每一个人看清楚这场战争仅仅是恶魔的疯狂，首先要做的事，是向人们展示有创造和平的可能性。而为了让每一个人看到和平的可能性，首先要做的而且很容易做到的事就是：立即停止这场战争，要授予某人以充分的权力去制止战争，要通过制订我所说的《忠诚大宪章》授予交战国的统治者们以绝对的权力，命令这场战争立即停止的绝对权力。一旦人们看到战争能够被制止，交战国的每个人，也许除了几个不可救药的疯子之外，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的、由乌合之众的恐惧导致的战争，的确仅是一种恶魔的疯狂；这场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将是破坏性的，即使对那些即将胜利的国家也是一样。一旦交战国的统治者拥有了停止战争的权力，一旦交战国的每一个人看到且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一种恶魔的疯狂，那时，只有到那时，像美国威尔逊总统那样的人不仅有可能，而且能轻易地发出一个成功的呼吁，就像日俄战争期间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做的那样，让交战国的统治者们立即命令停止战争，然后找出一个创造永久和平的办法。我说，那时像美国威尔逊总统那样的人会轻易地发出一个成功的和平呼吁，是因为我相信，为了实现和平，交战国的统治者必须要做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建造一座特殊的疯人院，并且逮捕和关押少数完全不可救药的疯子，像狄金逊教授那种满脑子是乌合之众的恐惧的人——这种恐惧是对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安全以及欧洲和平未来的恐惧！
因此，我说，对于交战国的人民而言，这场战争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撕毁他们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订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是《忠诚大宪章》，像在中国这里，我们中国人所拥有的我们的良民宗教。
为了证明我现在的建议的功效，让我在此提醒欧美人民注意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和俄国人民对他们统治者的绝对忠诚，才使前总统罗斯福能够对已故的日本天皇和俄国现任沙皇发出一种成功的呼吁，从而结束了日俄战争，在朴茨茅斯（Portsmouth）达成了和平协议。这种绝对的忠诚，在日本，是得到了日本人从我们中国学来的良民宗教的《忠诚大宪章》的保证。但是在没有良民宗教《忠诚大宪章》存在的俄国，俄国人民的绝对忠诚必须依靠皮鞭的力量来保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朴茨茅斯和约》签订之后，在像日本等拥有良民宗教及其《忠诚大宪章》的国家，以及像俄国等没有这种宗教和这样的宪章的国家，都发生了什么。在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东京平民的良民宗教被欧洲的新学所破坏，发生了一起示威活动并试图制造恐怖，但是，那些内心具有真正的未遭破坏的《忠诚大宪章》的日本人民，在一些警察的帮助下，在一天之内就将骚乱和平民的惊恐镇压下去，并且，从那以后，不仅日本实现了永久和平，而且远东也安定多了。[关于在远东的和平方面，我认为，近来暴民崇拜的大英帝国政治家找到了他们合适的学生，即现在也是暴民崇拜的日本政治家。像大隈重信（Count Okuma）这样的人成为现在日本最大的暴民崇拜者，去发动战争，反对在青岛的少数德国办事员。——原注]但在俄国，自《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国内各地的平民也举行示威活动并试图制造恐怖，而且，由于俄国并没有良民宗教，皮鞭——保证俄国人民绝对忠诚的皮鞭也断了；因此从那时到现在，俄国的平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去制造暴乱，去立宪，去示威，去制造惊恐——那种对沙俄帝国和斯拉夫种族的完整和安全、欧洲的和平未来的惊恐！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当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之间在杀害奥地利大公的凶手的量刑程度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很小的分歧时，那些平民，俄国的暴民都能举行这样的一个示威，并且制造了危害到沙俄帝国的完整和安全的惊恐；俄国沙皇和他的直接顾问就开始动员整个俄国的军队，换句话说，动员了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所创造的恐怖的现代机器。当那种恐怖现代机器——俄国的现代军国主义开始发动的时候，立刻在全欧洲人民之中引起了一种普遍的惊恐，正是这种在欧洲平民中普遍的惊恐控制和麻痹了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并使他们感到无助，这种无助，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导致了这场可怕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