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渤海国
叙述满族的故事，首先需要把目光投向中国东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山黑水”。
所谓的“白山黑水”，指称的是长白山和黑龙江，现在通常用这个词泛指我国的东北地区。那么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金史·世纪》云：“生女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长白山主峰是东北最高峰，而黑龙江是东北水系最重要的入海口。虽然“白山”与“黑水”并不是东北地域的中心，但自古以来，它们却一直是东北地域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之所以如此，就和满族有关。满族的先民，就发祥于长白山及其余脉的山林地带及包括松花江流域在内的广义上的黑龙江流域。
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满族先民渔猎采集的具体场景，但我们可以猜想，在这一片蛮荒的、清朝又被人为“封禁”的“苦寒之地”上，直到近代以前，人类种群在数量上或许并不高于熊虎狼獐。然而，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千年光阴之中，令华夏文明史家惊讶的，是从这片辽阔的森林地带走出来的“野蛮人”的事迹，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书写华夏文明的历史。
追溯满族先民经历过的历史故事，渤海国是第一节恢弘的篇章。
7世纪的时候，肃慎的后裔——粟末靺鞨部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这个集团的名字来自于他们生活的地域——粟末江流域。“粟末”之名至辽金时期转写为“宋瓦”，到明清时期又转写为“松花”，粟末江就是今天的松花江。“粟末靺鞨”的实际含义是“松花江流域的山林部落”，这群满族先民的活动最早记载于《魏书》之《勿吉传》。
靺鞨人与高句丽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彼此的冲突不断，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高句丽占上风。到了隋朝初年，一部分不愿屈服的靺鞨人向西南方迁徙，脱离高句丽的控制，迁移到了辽河流域。唐总章元年（668年），唐朝与新罗的联军将高句丽国灭掉了。为控制高句丽遗民及靺鞨、契丹等少数民族，唐朝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迁徙到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而这部分粟末靺鞨人的部落酋长，就是后来渤海国创立者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
据《旧唐书·渤海传》记载，乞乞仲象一家在营州共生活了30年，营州也是大祚荣的出生地。唐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契丹人首领在营州举兵反唐，史称“营州之乱”，大祚荣父子率靺鞨人参与。唐武后神功元年（697年），契丹叛军为唐军所败，武则天施展手段，假意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封了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还谎称要赦免其罪，但不久女皇就下令唐军攻伐靺鞨部。就在这时，恰好乞乞仲象去世了，于是年轻的大祚荣就继任为部落的领袖，他率领这群靺鞨人逃回了“粟末故地”，也就是松花江流域。周圣历元年（698年），大祚荣于东牟山（今吉林敦化）筑城定都，称靺鞨国王，国号大震，此为渤海国肇始。唐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年仅20多岁的大祚荣率领族人与唐军决战，竟取得完胜。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唐朝派遣使臣出使大震国，大祚荣遂借机与唐修好，还把自己的王子送到长安去当人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祚荣受封后改国号为渤海，从此渤海政权成为唐朝版图内的一个粟末靺鞨人实行自治的羁縻州，向唐朝朝贡，但唐朝实际上没有权力过问渤海的内部事务。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唐廷诏令渤海为国，渤海每年仍向唐朝朝贡。据《大唐六典》记载，渤海进献的方物有鹰、马、海豹皮、乾文鱼、玛瑙杯、昆布、人参、朝霞绸、鱼牙绸、牛黄、金银、金银佛像、白附子、虎皮等物，皆为当时的东北土特产。
渤海国鼎盛时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三州、一百多个县，辖域辽阔，自东北平原直抵太平洋，包括今东北地区东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和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方五千里”，史称“海东盛国”。
渤海初期以旧国（今吉林敦化）为都，后迁至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和龙），再迁至上京龙泉府，而后都城又迁移好几次，但终究以上京龙泉府为都最久，历160多年。渤海上京龙泉府的遗址位于今天镜泊湖附近的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年），渤海国为辽国所灭。
渤海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是我国历史上以靺鞨人为主建立的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古代国家。在渤海国存续的两百多年间，历代中央王朝不断通过册封与羁縻制度的手段，借靺鞨人之力开疆拓土，将靺鞨人控制的地区收入版图。同时，渤海与唐朝以及其他周边政权（如日本、朝鲜半岛政权等）之间也有丰富多彩的贸易与文化往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早期开发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文化上，当时渤海国民间使用的是原始象形文字，这种简单的符号只能表达简单的内容，因此其上层人物及官方通用汉字。不过，渤海国自身未能留下任何文字史料，后世的研究者只能根据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以及不断发掘出的地下遗存来拼合渤海兴衰历程的遥远图景。
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官制礼仪，渤海都是盛唐文化的学习者。据史书记载，渤海国的15个郡王执政期间，派往唐朝的使团就有132个。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渤海国派出的使团中包括王子大文萼，他到长安学习唐朝的文化、礼仪和典章制度，与著名诗人温庭筠结下深厚友情。在他即将返回渤海时，温庭筠为他赋诗饯行：
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送渤海王子归国诗》自此流传天下。
岁月沧桑。在今日宁安的牡丹江畔，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废墟正默默诉说着千百年前这里的荣光。从牡丹江上依稀可见的5座桥的遗址，可以想象当年渤海国人丁之兴旺与经济之繁荣。盛唐文化对渤海的深刻影响，鲜明地刻画在这里的建筑遗迹上。在外城遗址西南侧的兴隆寺，至今仍存渤海时期佛教石雕艺术的珍品石灯幢和大石佛。石佛高丈余，坐在莲花宝座上，形象端庄，线条流畅，酷似龙门石窟里的佛像。
第二节 金朝
黑水靺鞨部是靺鞨人中的一支，原本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下游两岸一带。渤海亡国之后，黑水靺鞨向南迁移，至五代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辽史》中将其称为“女直”，实际上即为“女真”——“女直”是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此后“靺鞨”这一称谓便被“女真”所取代。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部分女真人向南迁移，被编入辽籍。他们以定居农耕为主，被称为“熟女真”。“熟”意为“文明开化”，是掌握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农业技术的人。而留居故地的女真人（即仍然居住在松花江以北以及黑龙江中下游的各部）仍以狩猎或渔猎为生，未入辽籍，被称为“生女真”。不过，“生”“熟”之分，显然是辽人的看法。
11世纪，在“生女真”诸部之中，完颜部逐渐强大起来。他们除渔猎之外，开始定居务农，并掌握了冶铁技术。到了乌古乃（1021～1074年）为首领时，他着手统一“生女真”各部，同时建立官制，并接受辽朝节度使的世袭官号，从而成为辽朝的属国。然而，作为辽的藩属，女真人对辽国始终心怀不满。首先，女真人不仅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大量的财宝，还要上缴大量的捕猎猛禽——“海东青”。为了捕到最好的猎鹰，女真人不得不去攻打本族的其他部落，这是他们极不情愿的。其次，双方的经济交易极不平等，贪婪的契丹人残酷地剥削女真人，仿佛女真人是他们的奴隶。史上有名的是，辽国每年都会派出“银牌天使”出使女真地区，这些远离家乡的契丹人“银牌天使”不仅肆意勒索贡品、逼迫女真人上缴海东青，还强令当地女真美女“荐枕”，无论女子身份贵贱，是否婚嫁，抢来就睡，引起女真各部羞辱怨愤不已。辽末，当完颜部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金与宋结盟，双方商定由金攻辽中京，而宋攻辽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这一片土地归宋，而其余的国土归金。战争打起来以后，金兵如约攻破了辽中京，但宋军却一败涂地。于是金军借势攻占了燕京，后来又俘获了辽帝天祚，辽国灭亡。事后宋廷要求金人履约，而金则指责宋没有履行攻打燕京的盟约。宋廷遂用岁币将燕云十六州赎回。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金国的平州（今河北卢龙）留守、辽降将张觉以城降北宋，事败逃北宋，金人以私纳叛将为由向北宋问罪。北宋燕山府不得已斩了张觉，这造成燕云十六州汉人的强烈不满。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金国以此为由攻打北宋，次年金军渡过黄河，围困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但因汴京守将李纲顽强抵抗而未能破城。次年，金军再次围困汴京，并于1127年1月9日破城，俘获了宋徽宗、钦宗二帝。随后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为庶人，北宋宣告灭亡。中原王朝官方史称“靖康之耻”。
靖康年间，金军进入汴京后，大量汉人妇女惨遭金兵蹂躏。北宋末年著名的才子吴激，时以宋臣留仕于金，心念故国佳人，赋词《人月圆》，竟成千古绝句：
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靖康之变深深刺痛了汉人的心，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满江红》中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五百多年后，当女真人的后裔，后金国汗、清太宗皇太极改族称为“满洲”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或许就是要避免因“金”与“女真”的称呼可能唤起汉人社会对“靖康之耻”的历史仇恨。
靖康之变中，由金军押解至东北地区的赵宋宗室成员有上千人。后来满族第一大姓“伊尔根觉罗”，据《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又作“宜尔根觉罗”“民觉罗”或“伊尔根”，其意为汉语的“民”。撰于民国初年的《黑龙江志稿》载：“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后世汉姓为“赵”的满族人数众多，于是很多人猜想在满洲望族里或许有宋皇室的后裔。
金朝历经十帝，120年，与南宋形成了割据对峙之势，鼎盛时期的统治疆域覆盖了淮河以北的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其国土规模大大超过南宋。
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蒙古帝国崛起。元太祖八年（1213年），蒙古铁骑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成吉思汗在去世前遗策其子窝阔台，要其与南宋合约，联兵灭金。元太宗六年（1234年），在蒙宋联军的攻击下，金朝灭亡。
金朝统治期间，不断从东北迁徙女真人至淮河以北，与汉人杂居，以加强对汉人社会的统治。到元朝，和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契丹人一样，这些女真人大部分都与汉人或其他民族融合了，原辽金两代生活在辽东的“熟女真”和迁入长城以内的女真人在元朝的官方文献中都已被列为“汉人”。只有散居渔猎于今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东临太平洋的一部分“生女真”延续下来，这是后来的“满洲人”的直接来源。
第三节 后金的崛起
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今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在明朝的记载中，这时的女真人被分为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以原渤海国建州为部名。女真火儿阿部，原居住在黑龙江三姓（今黑龙江依兰），明初设建州卫，以该部酋长为建州卫指挥，赐汉名。明宣德年间，火儿阿部迁至宁古塔，又迁至婆猪江（今浑江）一带，后因受海西女真、朝鲜的侵扰，再迁到苏子河上游（今辽宁新宾）。建州女真的另一支，斡朵里部，原亦居住在三姓附近，在永乐年间因野人女真侵扰而南迁，几经转徙，也于正统年间落脚于浑河流域。明正统七年（1442年），明设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后来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即为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在明朝女真各部中，建州女真在地理上离汉人地区最近，在贸易上与汉人往来最频繁，在文化上受汉文化的浸染最深。
明朝的“海西女真”，分布于松花江中游地区及辉发河流域，内部又分为扈伦、哈达、乌拉、叶赫四部，其中乌拉、叶赫两部最为强盛，这两部也是后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野人女真”直到清朝仍以其部落名称载于史籍，即今日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先民。“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同为明朝女真社会中的强大集团，但由于后来建州女真处于满洲社会的权力中心，满族历史以及清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建州女真上，特别是关注爱新觉罗家族，因此有关海西女真等其他女真部落的史料相当零落，后人对其渊源、世系和历史活动也一直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
简而言之，明朝的女真社会实际上是散居在东北广袤地域上的一些互不统属的部落联盟，与明朝有藩属关系。这个民族后来之所以能够崛起实际上高度依赖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努尔哈赤这样一个民族创始英雄人物的出现，另一个是明朝的政治无能和腐败在客观上为女真人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机会。在这一点上，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李成梁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
李成梁活了90岁，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戍边大员。李成梁的盛名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军威，二是贪腐，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李成梁镇守辽东30年，以强盛武功抗击蒙古、女真各部的侵扰，先后十次奏大捷，基本维持了辽东的秩序，特别是在总兵生涯的早期。但另一方面，正是他主政辽东的这些年，努尔哈赤及建州女真迅速崛起。从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到以“七大恨”发动对明战争，这期间历时35年（1583～1618年）。奇怪的是，在整整35年的时间里，在明朝眼皮底下势力不断扩张的努尔哈赤竟然从未受到过李成梁的征剿，这显得相当蹊跷。实际上，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专心统一女真各部，固然有明朝皇帝荒诞、朝廷昏庸无能以及后来流民起义、社会动荡等因素，但李成梁的腐败却是关键因素之一。《明史》记载：李使“全辽商民之利尽拢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李成梁先是用钱搞定了中央，很多人被他左右，另外，正如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揭示的：“太祖（努尔哈赤）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努尔哈赤花钱搞定了李成梁，当然不会被征剿了。到了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已被除官的李成梁去世了，第二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看上去是很给李成梁留了面子。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这个满族的创始英雄，实际上自幼就比一般的女真人眼界开阔。他曾任明朝的下级军官，常随祖父去抚顺“互市”，与汉人做买卖，还到过北京，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加之十岁丧母，受继母虐待，性格中自有刚毅沉稳。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征伐建州女真的古勒寨，亲明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尼堪”满语意为“汉人”；“外兰”意为“通事”，“尼堪外兰”为“掌汉文之小官吏”意，此名实为身份称呼，并非本名）诱城出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明军“误杀”了。事情发生后，时年25岁的努尔哈赤旋即以祖父所遗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复仇，攻打尼堪外兰，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女真统一与满洲征服之旅。
“十三副铠甲”起兵是努尔哈赤创业传奇的起点。如果说努尔哈赤最初起兵是为了报父祖之仇，但很快，他的动机就转化为争夺本民族部落的统治权了。两年后，在努尔哈赤追杀下疲于奔命的尼堪外兰终于被杀，但努尔哈赤已经奔驰起来的战车却并没有停驶。由他发动的这场战争，也已经明确成为一场统一女真民族的征服战。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古勒寨意外的“误杀”事件，不过是这场战争一个时机准确的导火索。
明朝对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实行控制的关键机构就是李成梁长期任总兵的辽东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所载，辽东都指挥使司的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辽东这片方圆千里之地，“华戎合居，新附杂处”，是明朝直接实行统治的区域。而其以东、以北的地方，则全部是女真人的地域，鲜有汉人的踪迹，明朝所设的努尔干都司及建州三卫这些羁縻卫所也往往有名无实。当时汉人与女真互市的主要集镇是抚顺。抚顺至开原一线，也是当时“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明朝在这里筑边墙，后来清朝在这里建“柳条边”。当然明朝的边墙与长城是为了“拒胡”，防范少数民族；而清朝的“柳条边”用意则相反——它是为了“封禁”，要防止汉人的自发流民进入东北腹地的“龙兴之地”。
明末女真各部纷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攻伐不断。而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功能主要是保护辽东的汉人不受侵扰，并无法为女真社会的内部有效提供秩序保障。因此女真社会出现强烈的统一需求和愿望，只是各部之间除了“强凌弱、众暴寡”地打来打去之外，在努尔哈赤出现之前，并无真正具有统一女真各部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努尔哈赤的起兵就有顺应人心之利。同时努尔哈赤本人智勇双全，不仅作战勇猛，也有超人智慧，善于政治与军事手段并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称其“能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智慧这一点，在他复仇一事上即有鲜明体现。努尔哈赤最初锁定的复仇对象只限尼堪外兰一人，甚至可怜兮兮地跑去向李成梁哭诉父祖之冤，并接受明朝带有补偿性质的册封。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有“借题发挥”的深意，起事后步步为营，征伐的范围渐渐扩大，但在羽翼丰满之前，绝不轻易挑战明朝。后来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作为发动对明战争的理由，其中的“第一恨”就是恨明朝害了他的父祖，但这句话他一口气憋了35年才说出来。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击败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等九部的多民族联军，统一了建州女真。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努尔哈赤亲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并取得胜利之后，女真各部中只剩下“依明为援”的叶赫部尚不服从努尔哈赤的统治。
在这期间，努尔哈赤自称可汗，迁都到赫图阿拉，创立八旗制度，女真社会面貌大变。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在后金政权治下，女真社会依据八旗制度全面军事化，战争与掠夺也成为后金政权最重要的经济生存手段。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次年，明军对后金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貌似简单的战法以弱胜强，取得萨尔浒之战的大捷。此役之后，后金对明战争由守势转为攻势，即将埋葬明朝的少数民族掘墓人正式出现了。
第四节 入主中原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叶赫部终于归顺。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克沈阳和辽阳，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又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此时，明廷内党争不断，勤政、善变、谋疑不定的崇祯帝被农民起义与满洲崛起搞得焦头烂额。山海关外，阻挡女真人南进的唯一障碍是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名将袁崇焕。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努尔哈赤在攻打宁远要塞时，被袁崇焕军的“红夷大炮”击伤，数月后不治而亡，由八子皇太极即位。四年之后，皇太极采用汉人谋士范文程的反间计，借崇祯之手将袁崇焕杀掉。
17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八旗劲旅与明朝军队在山海关以东形成僵持对峙之势。但后金政权在此期间，不断巩固自己在辽东地区的地位，并且开始征服拉拢蒙古的势力。当初，蒙古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及喀喇沁等部对新崛起的后金政权心存戒备，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也曾派科尔沁部大军援助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和叶赫部，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但在统一女真民族的战争未结束前，努尔哈赤采取的策略是不与蒙古对立，对蒙古人的挑战始终忍让迁就，甚至以通婚为手段，争取与科尔沁等部保持良好关系。
萨尔浒大捷之后，察哈尔林丹汗趁机攻占了明朝的广宁城，而明廷为避免努尔哈赤与林丹汗联合，也对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每年向林丹汗赠银千两，以利用其牵制努尔哈赤。
皇太极登基后明确提出“联蒙”的政策，软硬兼施，改变努尔哈赤对蒙古“戒急用忍”的策略，加快征服漠南蒙古各部的步伐。在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至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四年之间，皇太极三次亲征林丹汗，后金大军最后攻至呼和浩特，林丹汗南渡黄河而走，后金军俘获大量人畜而还。在此过程中，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喀喇沁等部归顺了后金。而林丹汗则带领察哈尔、鄂尔多斯部众，移动成吉思汗之陵，西渡黄河至大草滩，与漠北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众会合，准备东山再起。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去世，蒙古各部群龙无首，察哈尔和鄂尔多斯部众自大草滩返回鄂尔多斯，喀尔喀部则进入青海。次年，受皇太极之命，多尔衮等人率兵前往鄂尔多斯寻找林丹汗子额哲，取得元朝宝玺，并在蒙古人当中传播皇太极将继承蒙古可汗大统，拉拢民心。同时，封额哲为亲王，并以皇女嫁之。
清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公推皇太极继承蒙古可汗大统，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这样，满蒙合盟最终形成，满洲的力量得以壮大，而蒙古则将不切实际的“灭明复元”的希望托付于满蒙合盟。
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后金国汗皇太极颁布了命令，改族称为“满洲”。命令云：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1)
自此以后，“满洲”作为正式的民族称谓被固定下来并统一使用，这一天也成为满族的诞生日，即后来的“颁金节”。次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攻入北京，明崇祯帝自缢身亡。继新故皇太极行使满洲军事政治权力的多尔衮旋即利用这个机会，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配合下，在山海关击溃李自成的农民军，率满蒙八旗铁骑入关。
五月二日，在前明官员的隆重迎接下，多尔衮进入北京城，以八旗子弟兵布防，并设立牌位祭祀崇祯帝。八月，清朝决定迁都北京，八岁小皇帝福临（顺治）入关，抵北京南郊，祭天地登基，颁即位诏书，通告全国。
入主中原是满族创造的最为惊人的历史奇迹之一。
在这个奇迹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人口问题。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夏，当多尔衮倾八旗之兵西进的时候，他的军队包括满蒙八旗近6万人、汉军八旗3万多人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部队，总兵力的规模为10万人左右(2)。当时的满洲总人口不过百万，但当时明朝有多少人呢？一说为1.5亿，另一说为3.1亿(3)，通常被接受的说法是前者。因此，从人数规模上看，当时的满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能取得这样的政治与军事成就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由此可见，人多未必力量大，高明的政治策略和高效的军事组织方式才是制胜的法宝。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清军入关后，需要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挑战。而这种应对，从多尔衮踏进北京城朝阳门的那一刻起，就显示出其不俗的谋略。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清政府隆重祭祀亡国的明朝皇帝崇祯，追谥号为怀宗端皇帝，厚葬于昌平明朝皇家陵园，即今明十三陵中的思陵，思陵的地上园寝建筑就是由清政府营建的。其次是一项理论工作，明朝既灭，清朝提出的说法是明（朝）非亡于清，实亡于李自成大顺政权。多尔衮进京之后，旋即下令吴三桂等南下追击李自成残部，口称要替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其政治用意相当深远。第三是对投降的明朝官吏加以任用，并提出满汉官员一同处理政务，“满汉一家”的口号就是这时提出来的，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特别是对地主阶级来说。第四是“剃发易服”，颁布“剃发令”，强令全国百姓削发垂辫，作为臣服的标志，不从者斩，即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此立清廷权威，慑服民众。第五是开科取士，延续前朝科举制度，吸收汉族知识分子通过科考入官为仕，为汉族社会精英进入帝国政治体制开辟道路，扩大统治基础。第六是减轻税赋，凡清军经过之地减税赋一半，未经过之地减税赋三分之一。此为休养生息之道，大获百姓民心。第七是在京城圈地，圈占城内民宅和城外土地，城内由八旗子弟分区占领，要求汉人一律迁到城外居住，而八旗在城外也占据了大量最好的耕地，除王公贵族所占大片良田外，一般的八旗成员也有“份地”，这就制造出八旗子弟这样一个特权群体，实为统治阶级，忠心效忠大清。
清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策略，一方面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将明清朝代更替纳入华夏皇权正统体系，争取汉人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优待满蒙八旗，八旗子弟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将本为军事制度的八旗制度彻底转变为基本政治制度，凸显少数民族政权特殊的统治基础。
满族入关，之所以能迅速平定天下，与获得汉族社会的广泛支持（当然，也有少数汉族知识分子始终有“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结）和清初统治者的执政水平也有密切联系。与汉人社会不同的是，清朝皇位的继承并未遵循长子继承制，这使得最优秀的皇子能够脱颖而出，承袭大位。清前期是爱新觉罗家族英才辈出的年代，自皇太极到弘历，包括多尔衮在内，期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皆为历史上少见的优秀政治家。六代英君明主代代相连，文治武功皆显卓越，成为历代王朝的孤例。由清军入关开始，清王朝一反明末江山大乱、百姓民不聊生的局面，将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推向最后的顶峰，成为统治时间最久的少数民族中央统一政权，并将在东亚大陆上建立起来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帝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