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族称族源
提及满族的族称与族源，就不能不提到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孟森（1869～1937年）。
孟森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1901年，32岁的孟森受洋务变法思潮的影响，赴日留学，两年后归国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府，撰有《广西边防旁记》一书，大肆颂扬郑的政绩，评价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俨然具备国家栋梁之才。后来郑孝胥追随溥仪，一度出任伪满洲国“总理”，王（钟）锺翰先生就此谓之（孟森）“所期非人矣”。民国初年，孟森曾为民国临时政府众议院议员，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其政治生涯亦到此为止。但从政十载之中，孟森不仅撰写一些政治文章，亦相继发表了多篇清史论文，考据论断俱显功力，遂成名家。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专授清史，成为史学界公认之清史学派开山鼻祖。
在孟森的学术贡献中，对清之先世源流考订颇具独见。如王钟翰先生所议(1)：清之先世源流俱见《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以及明朝、朝鲜人私著中，均事实俱在，斑斑可考。而清室世代相承，涂抹篡改，讳莫如深，旨在否认清先世与明的隶属关系，以证清肇造之正。乃孟老独具慧眼，稽考爬梳，使淹没四五百年来清先世之本来面目为之大白于世。
孟森先生很明白，清廷自修之史，必然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有很多事不可信。但对照旁人（前政权及邻国）所记，却可以勾勒出一幅比较接近真相的图景。比如清代官方“宁使满洲崛起之国，不使历史上得寻其为外夷名称”，“竭力为之掩盖曲说，以泯灭其事明之迹”，“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但实际上，崛起之前的满洲，实为明朝羁縻所辖之地上的居民，并非“独立国家”的子民。
乾隆在《满洲源流考》中提出，满洲之名出自佛教菩萨“文殊”，即所谓“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满珠师利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这样的族名来历在乾隆时代，就文化意义而言，可说是相当体面。仿佛今日社会名流修家谱，通常会将不可考的祖先谱系链接到一个古代贤达身上一样。孟森虽正确指出满洲“非骤命一新名”，但这群人究竟为何叫了“满洲”，却仍然是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满族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肃慎——是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东北地区的先民之一。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朝的“北土”。
学界另外的说法是肃慎为东进通古斯族后裔，自称“zhulchin”——“朱里钦”，因汉字不能标大舌音，于是就标记为肃慎，或者稷慎、息慎等。战国以后，肃慎的后裔称挹娄。由于原肃慎人“冬则穴居”，被称为“住洞穴的人”，中原用汉字标记了洞穴的音，后世的满语将洞穴称为“yeru”（挹娄），此族称也可能由此而来。
南北朝之初，松花江一带的沃沮人同挹娄人融合，被称为“勿吉”（“勿吉”即“沃沮”），他们占据了先前肃慎人、挹娄人的故地，从而成了肃慎文化、挹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魏书·勿吉传》称之为“旧肃慎国也”，可见，勿吉也是肃慎的一部分。勿吉源于诸稽，是“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东北人叫“树窝子”。勿吉人，就是住在森林的人的略称，表示“森林人”之意。
隋唐时，又被称为靺鞨，盖因“勿吉与靺鞨音相近”之故也。靺鞨后来逐渐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黑水等七大部。黑水靺鞨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辽代，黑水靺鞨被契丹人称为“女直（真）”，据《大金国志》记载：“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遗种”，“本名朱里真”，与原自称“朱里钦”音近似，可见其为肃慎人的后裔。此后，女真这一称呼逐渐代替了靺鞨。
中外很多学者认为满族的先民是通古斯人的后裔。对于“通古斯”这个词本身有多种解释，如“猪”或“猪民（食猪肉之人）”，而早期民族学家凌纯声认为与中国典籍中的“东胡”之说相通。(2)按照现代人类语言谱系的划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满洲语族。“通古斯人”作为一个术语，通常是指讲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著名民族学家陈永龄认为满族就属于南通古斯人。(3)
“通古斯”的概念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最初，它专指鄂温克部落，而他们的近邻雅库特人则称之为“通古斯”。17世纪，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扩张，于是俄国人从雅库特人那里沿用了“通古斯”一词，并将其传入欧洲。西方的学者，特别是一些19世纪的俄国学者认为今日中国的东北——“满洲”是通古斯人的故乡。更常见的说法，则是通古斯祖先在数万年以前居住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地区，而后原始通古斯人的一部分离开了原地来到了东北亚大陆的森林地带，即黑龙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后发展成为女真和满族，凌纯声与赵展皆承此说。(4)
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族先民相比，追溯这些生存在“苦寒东北”的通古斯后裔的演变过程，高度依赖于非通古斯文字的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汉语的文献。从中原王朝的文献中看，这些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春秋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和渤海”、北宋至明代的“女真”（诸申）以及17世纪中期之后的“满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崛起，以一种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并以“八旗制度”吸收进中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最终锻造出一个“新”的民族——“满洲”。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从她一经形成开始，就是一个民族化的国家政权。而其人种意义上的祖先——通古斯人，或许只是一些满族成员体质中的基因碎片。
1635年，当时的后金国汗、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颁布命令，建号“满洲”。这是“满洲”族称的肇始。
“满洲”一词是满语“manju”的音译，关于这两个字的含义，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来自人名，即明代女真英雄满住；(5)二是部名，满洲部，史禄国等俄国学者认为这是汉人用来指“满是珠宝”的地方，即“满珠”；(6)三是佛名（曼殊师利），即前文孟森所分析的乾隆的说法。
当时皇太极改族名的时候，并未对“满洲”的含义作出任何解释，也可能当时的女真社会人人都知道为什么，根本无需解释，但后世之人，就无形中受清朝官方的说法影响最大。历代清帝都重视对本民族史和本家族史（爱新觉罗家族）的编撰与修订，这是满族学习儒家文化的必然反映——儒家文化最显著的政治传统之一就是强调“承天命，治天下”的皇权法统，即今人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清朝早期的正式文本（《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长白山上的始祖的满族起源神话。这个祖先神话的意义，并非为了解答清朝满人关于祖先源流的求索，而是为了建构清朝满人对本民族的认同，并借神迹之说，向天下传扬满洲的天命。但在这种神话想象之中，已经没有任何通古斯人向南迁移的记忆，而只有本地化的萨满式的神秘叙述。
第二节 人口与地域分布
在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为2695675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满族人口从4304160人（1982年人口普查）迅速上升到9821180人（1990年人口普查），期间人口增长率达到128.18%。满族人口数字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为10682262人。
从1980年以后满族人口变化的规模上看，大幅增长的人口中，应该不仅包括相当一部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人后裔，也包括大量族际通婚的后代。同时，满族人口在20世纪末迅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单纯的自然增长（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由民族成分转换造成的人口统计数字的机械增长，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如今，满族已经成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第二大人口集团，仅次于壮族。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的满族人口中，男性554.78万人，女性513.45万人，性别比为108.05。在世居地的城镇人口比例为35.25%，非世居地城镇人口比例34.16%。(7)城镇人口为376.54万人，占总人口的35.25%；乡村人口691.69万人，占总人口的64.75%。与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十年间满族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7.15%。
由于民族自然迁徙以及历史原因，满族在全国分布广泛，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其中辽宁省人口最多，约占40%以上，共有101.84万人，占满族总人口的9.5%，在东北、内蒙古的人口占民族比重为77.80%。(8)另外，满族人口在10万以上的地区还有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自1985年至1992年，我国政府在满族主要聚居区共建立了13个自治县，此外在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建立了197个满族乡、镇或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共居的乡、镇。
第三节 语言文字
满族人初无文字，受契丹政权节制初期亦鲜通契丹语文。大致从完颜阿骨打祖辈颇剌淑（金肃宗）起始习契丹语，完颜阿骨打本人已擅契丹语，在其破辽后始识契丹文及汉文，遂令子弟主习契丹文。金立国后的内外公文交往几乎全用契丹文。显然，这与金人之母语——女真语毕竟差距很大，族人习用皆不方便，于是完颜阿骨打令曾习契丹字和汉字的臣僚完颜希尹和叶鲁仿依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试制女真文字，并于1119年（金天辅三年）诏令颁行，此即后世所谓女真大字。20年后的1138年（金天眷元年），熙宗完颜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另一种女真文字，此即后世所称女真小字。金代女真文字在金朝灭亡后曾一直沿用到明朝初年，然而，金代女真文长期以来只能用于书写官方公文，根本不能表达口语，加之教与学的难度颇巨，最后在明末彻底消亡。
17世纪以前，满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凡记载历史事件，或彼此间交流都使用蒙古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令满族语言学者额尔德尼巴克什和噶盖扎尔借用蒙文字母创制满文。这种满文，形似蒙文，在字母旁边无点圈，相同字母较多，使用起来不方便，后被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字”或“额氏满文”。老满文在历史上作为满族的早期文字使用了20余年，曾用其记载过《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等文献。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学者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改进方法一是在字母右侧上加“圈”或加“点”，二是改变或统一某些字母形体，三是增加部分用以拼写外来词的字母。改进以后的满文被称之为“有圈点的满文”“新满文”或“达氏满文”。从清朝流传到今天的满文，就是这种改进后的新满文。与老满文相比，新满文更加方便读写，从而统一和规范了满语的字母形体和语音。
在使用新满文直到清朝灭亡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用满文所记载的文书档案浩如烟海，内容亦极为丰富，涉及整个清朝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等各方面的内容，同时，也翻译了大批的汉文典籍，包括一些后来失传的汉文文献或小说等，其满文译本仍保存完好。此外，自康乾盛世直至嘉庆年间，满族上层社会涌现出大量书法家，满族书法也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但是，在嘉庆朝以后，即使在满族内部，懂得满语的人数也锐减，虽然统治者使用了很多方法企图拯救满语，但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至清末懂得满语的满族人已经很少了。但在旗人当中满语一直使用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东北比较偏僻的满族乡村社区中，满语的使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
2007年7月26日，《南方周末》曾发表长篇专题报道：《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文章描述了被研究者称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的黑龙江三家子村满语消亡的过程与现状，文章断言：“世上将没有活满语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篇生活满语消亡的讣告。
尽管生活满语已经淡出当代的现实生活，但满语的学术功能却没有消失。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院校还在有关专业开设满语课程。同时，在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档案馆等学术机构内还有一定数量的满语人才，当然，这个“数量”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今天的满语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死亡的语言”，但在东北方言和北京方言中却留存了大量的满语词汇，如“嗯哪”（是）、“萨其玛”（点心名）、“剌虎”（马虎）、“磨叽”（拖拉）、“邋遢”（满语发音）、“啰嗦”（絮叨）、“别扭”（不舒服）等，这些词汇都是东北和北京方言的常用词，满语以某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进了现代汉语。
目前，除一些语言学者外，能够掌握满文的人已经很少。近年来，随着满族文化的复兴，又有一批年轻的满族人开始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且正在逐步扩大范围和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大城市里，都开办过这种由社会力量自发组织的满语学习班。同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在政府支持下也建立了全国第一所满语学校。另外哈尔滨阿城区建立了满文中专，黑龙江大学建立了满文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了满—通古斯语言研究会等。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成立的满族文化交流协会或满族研究所等，也致力于满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在欧美日的一些大学中，也在开设满语课程。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并没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地方。关于满族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党内民族统战问题的专家李维汉同志，在他晚年曾专门给中央写信，认为应该解决满族的自治问题。在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之后，1985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辽宁省成立了首批满族自治县——新宾、凤城、岫岩3个自治县。此后又陆续于1986年12月2日在河北省建立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1988年8月30日在吉林省建立伊通满族自治县；1989年6月29日在辽宁省建立桓仁、宽甸、本溪、清原、北镇5个满族自治县（现凤城、北镇已撤县改市）；在河北建立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除上述满族自治县外，在全国还设立了200多个满族乡镇，满族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保障。1990年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行政设置的变化，截至到目前中国已有11个满族自治县。继1984年之后，全国各地建立起200多个满族乡镇及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乡镇，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和河北省，在内蒙古、贵州、安徽、京津等地也有分布。其中辽宁省满族乡镇最多，有92个，黑龙江省有33个，吉林省有13个，河北省有34个，另还有分布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满族乡镇。
一、新宾满族自治县
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部，行政隶属抚顺市，县域面积4432平方千米，总人口32万，是建立的全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目前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0%以上。
新宾是满族历史上的“龙兴之地”。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新宾赫图阿拉城登极称汗，建立后金政权。
二、清原满族自治县
清原满族自治县与新宾自治县相邻，行政隶属辽宁省抚顺市，县域面积约4000平方千米，总人口约26万人，有汉、满、蒙古、回、朝鲜等13个民族，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67.7%。
夏、商、周、秦时期，今清原境为青州（后营州）之肃慎地。清原境内的英格门是女真族的发祥地，后金政权建立后，此地为明、后金割据区。清初，自康熙朝起，隶奉天府开原县。
三、岫岩满族自治县
岫岩满族自治县位于辽东半岛的北部，行政隶属辽宁省鞍山市，县域面积4502平方千米，总人口49.5万，有满、汉、蒙古、朝鲜、回等13个民族，其中满族占全县人口的90%。
辽太祖天显四年（929年），渤海东京龙原府穆州会农县人迁至岫岩南部。金大安二年（1210年），在今岫岩境内置女真部落联盟组织“翰邻阿邻谋克”。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将满、蒙古、汉八旗兵千余人由关内京畿一带调驻岫岩实边，从事农田开垦，设城守卫。
四、宽甸满族自治县
宽甸满族自治县位于中国辽宁省东南部，行政隶属丹东市，地处鸭绿江畔，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县域面积6193.7平方千米，是辽宁省县级行政区域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全国最大的边境县。全县总人口44.8万人，有满、朝鲜、蒙古、回、锡伯、壮、侗、柯尔克孜、瑶等15个少数民族，满族占全县总人口53%。
宽甸之名源于宽甸子，始于渤海时期。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在此设险山、宁东等堡。清光绪二年（1876年）设“宽甸”县，名称迄今未变。
五、本溪满族自治县
本溪满族自治县位于辽东半岛腹地，行政隶属辽宁省本溪市，县域面积3344平方千米，总人口30万人，有汉、满、回、蒙古、朝鲜等15个民族，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36.7%。
“本溪”县名源于清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始设本溪县，因县衙在本溪湖附近，故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盛京改称奉天省，设三道，本溪县属东边道。
六、桓仁满族自治县
桓仁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北部边缘，行政隶属辽宁省本溪市，县域面积3547平方千米，人口30.2万人，境内主要有汉、满、朝鲜、回等民族，其中满族人口16.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4.5%。
桓仁在战国至秦朝为扶余族、高句丽部落活动的地区。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属渤海桓州的桓都县。明朝属奴儿干都司，为女真人活动地区。清光绪三年（1877年），始建怀仁县。民国3年改名桓仁县，以古桓州得名。
七、伊通满族自治县
伊通满族自治县位于吉林省中南部，是吉林省唯一的满族自治县，行政隶属四平市，县域面积2523平方千米，总人口48.3万人，其中满族人口17.6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7.9%。
晋朝伊通属挹娄，南北朝时属勿吉白山部。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建州女真灭叶赫，伊通全境尽归建州女真所属。雍正六年（1728年），伊通设镶黄、正黄二旗公署，隶属永吉厅。
八、丰宁满族自治县
丰宁满族自治县地处河北省北部，行政隶属河北省承德市，县域面积8765平方千米，总人口37.4万人，有满、蒙古、回、汉等13个民族，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2.5%。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始建丰宁县，取“丰阜康宁”之义。
九、青龙满族自治县
青龙满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行政隶属秦皇岛市，地处燕山东麓古长城北侧。县域面积3309平方千米，总人口53万，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5%。
青龙金朝为北京路大定府龙山县地。元属辽阳行省大宁路龙山县地。乾隆二年（1737年）分属抚宁、临榆、迁安三县。
十、宽城满族自治县
宽城满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近渤海，行政隶属承德市。县域面积1952平方千米，总人口24.3万，其中满族人口占64.5%。
宽城满族人口源于清军入关以及满人关内守墓，境内定居满人渐众，更因临近热河行宫，清朝对宽城的管辖直接有力，自雍正元年到嘉庆十五年，宽城均归承德（热河）管辖。
十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最北部，东、北皆邻内蒙古，是全国唯一一个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行政隶属河北省承德市。县域面积9219.72平方千米，是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人口51.77万人，有以满、蒙古为主的12个少数民族人口29万人，其中满族人口24.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6.8%。
清康熙二十年，清廷设“木兰围场”，每年秋季在这里举行规模浩大的狩猎习武活动，史称“木兰秋狝”，并定为祖制，围场因此而得名，木兰围场作为清帝举行“木兰秋狝”盛典的皇家猎苑长达140年之久，举行秋狝105次。清同治元年招民垦殖，定名划界。
注释：
(1)王钟翰：《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光明日报》，1999年9月17日。
(2)参见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影印版），1934（中华民国23年），第3～16页。
(3)陈永龄：《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953页。
(4)参见赵展：《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
(5)李满住，明代建州女真首领。1442年，明从建州左卫中析出建州右卫，形成建州三卫。满住势力最强，为建州诸卫之首，时而归顺明朝，时而寇掠辽东，一时成为明朝和朝鲜的大边患，于1467年为明朝与朝鲜合兵夹击所杀。
(6)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3页。
(7)黄荣清、赵显人等著：《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8)黄荣清、赵显人等著：《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