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曹操，出身卑微却胸怀大志，凭借对权谋与智慧的妙用，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拔地而起。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依靠如此优势，枭雄奋起，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宏图霸业，开创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曾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在其“知天命”之年达到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最终没有承接“天命”登上帝位，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曹操为何不要皇帝的名号，有三种说法。
一说背不起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而天下大乱，但纲常伦理、忠孝礼义仍在。曹操虽有雄才大略，却也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争权夺利、内征外战的血雨腥风中，一直以天子之名出师，以扞卫朝廷的名义进行。曹操深知，如果自己废献帝，登帝位，那他将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难逃今生来世历朝万代的唾弃与责骂。他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称帝之心，绝不是篡权夺位的“奸佞小人”，而是忠心辅政的“贤能将相”。足见其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之深，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二说经不住群起而攻之的激战。虽然曹操已取得了对汉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仍局限于北方，东南的孙权、西南的刘备亦非等闲之辈。曹操如果贸然称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让孙权、刘备等人有了一个讨伐乱臣贼子的幌子，继而带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如此会对他苦心经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绝对优势造成不利影响，不仅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更有可能引发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战。
三说看不上虚名而重实权。曹操为人讲求实际，实权与虚名孰重孰轻他再清楚不过了。能够从乱世中一路走来，靠的不只是雄心壮志，更多的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务实作风。称帝不过是多得了个名号，而天子诏令由他口授，朝廷政策由他制定，官员任命由他授意，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名为丞相实当皇帝。皇帝名号，此时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可能因此而遭落井下石之罪，要它何用？
而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也似乎道出了枭雄的心愿，点破了曹操宁为儿子铺路也不愿自己称帝的决心。
梁武帝萧衍：四入佛门饿死内宫之谜
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仅在民间传播，更被当时的帝王所推崇。梁武帝萧衍夺取帝位后，励精图治，南梁初期社会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中不能自拔。
他下令广建寺庙，全民奉佛，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耗费无数钱财，座座都规模宏大，极尽华丽。他还下诏优待僧尼，出巨资资助各地僧尼研习佛法、聚众讲经。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
萧衍执意要出家，朝中大臣十分惶恐，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然而萧衍极度迷恋佛教，反复四次舍身寺院。
然而，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内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梁武帝早年无子，于是便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子做太子。可是后来梁武帝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随即被立为太子，而侄子萧正德被改封为西丰侯。这让萧正德心里愤愤不满。加上后来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废朝政，于是萧正德便勾结侯景发动政变，这就是所谓的“侯景之乱”。
侯景原来是东魏大将，因与政敌高欢不合从而转投梁朝。侯景本是奸诈小人，众人劝阻梁武帝且不可用，而武帝执意接受侯景来投，并授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督河南诸军事。侯景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同萧正德勾结起兵发动政变，答应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做皇帝。
最后叛军攻进建康城，困住宫城，又引武湖水去漫宫城。梁武帝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宫里成为瓮中之鳖，被侯景囚禁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人接近。刚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他送了，这时萧衍已经86岁，被囚困的时候仍然诵经念佛、斋戒不辍，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
逆天虐民隋炀帝：并非“十恶不赦”的暴君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第二代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大业”。隋炀帝在位14年，炀是唐朝给予杨广的谥号，《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所以，千百年来，在世人眼中，隋炀帝是一个暴君。
隋炀帝自恃国富民强，好大喜功，在他即位后不断发起战争，亲征吐谷浑、攻打高句丽；而后他又营建东都洛阳、开发运河、修筑长城，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他几乎每年都远出巡游，大肆营造离宫掠夺地方，造成社会生产力下降……在很多人看来，隋炀帝是一个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邪恶的大恶人：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并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暴君。从唐朝开始，就有历史学家指出，所谓的隋炀帝“好色”“淫逸”“淫母”“弑父”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他头上的，在正史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言。有史料记载，隋炀帝本是一个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战功卓着，而且拥有雄才大略的勤奋敬业的君主。
杨广14岁时，同江南的大贵族之女萧氏结婚，一直到他去世。他们两人始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而且杨广就只有三个儿子，像这样感情专一的君主，就连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估计都比不上。
杨广登基之后，一生勤于政事。在他看来，南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是“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因此，在他统治的14年里，除了待在宫里的4年时间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
隋炀帝在位期间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使得“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的统治，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开设进士科，以考核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种制度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此之外，隋炀帝还掘长堑、置关防、开驰道、筑长城、置粮仓，曳大修文治，改定典章制度。在其统治的前期，曾多次普免钱粮，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国家的财富和人口与日俱增。
《资治通鉴》有评价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只是因为隋炀帝的半生功业很少被人所提起。以此看来，那些关于隋炀帝是十恶不赦的暴君的野史传说，就显得荒诞而不可信了。
手足残杀：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公元626年，太子李建成和四皇子齐王李元吉正准备从长安城北门玄武门进宫朝见高祖李渊，不料二皇子唐王李世民带领人马赶来，射死李建成，杀死李元吉，并诛杀两家老小，进而带兵进宫朝见李渊说二人谋反。李渊随即下诏改李世民为太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场兄弟相残的惨剧，牵连人命多达数百人。但是令人稀奇的是，这一血腥事实的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学者们也一直争论不休。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大概有三种说法。
一是自卫之说。秦王李世民是被逼无奈，不得已才后发制人，发动政变。史书记载，李世民在灭隋兴唐的大业中功高劳苦，显露出雄才伟略。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有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直暗中蓄意谋害李世民。就在玄武门之变前不久，李世民到李元吉家喝酒，才喝几杯酒腹痛不止，回府之后“吐血数升”，差点死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次进宫也正是为了向李渊参劾李世民。故李世民为了自卫，被迫先发制人，不得已发动政变。
二是预谋的杀兄篡位之说。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像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既然被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便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然而在太原起兵以后，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必然企图登上权力的顶峰。而李渊也曾对其许诺，若一朝得天下，必封其为太子。然事实上却是将李建成立为继位者，因此李世民怀恨在心，想自立为帝，遂发动玄武门之变。
三是李渊的暗中相助之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高祖李渊“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认为李世民虽有篡位之心，但是得到了李渊的默许和暗中支持。李建成和李世民虽都才识俱备，但是太子李建成贪图酒色，性格懦弱寡断，李渊早有意传位于李世民。但是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封建观念，废长立幼是不合礼制的，又加之李建成早已培植了一批亲信势力，如果改立太子，必定会激起兵变。所以，为改立太子，李渊策划了这场玄武门之变。李建成和李元吉几次怂恿李渊杀了李世民，都被拒绝。这些都为李渊的暗中相助提供了佐证。
大唐明君李世民：修改国史引争议
在后人眼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代帝王的表率。但即使是这样一位英明圣主，他的一生仍有很多瑕疵，“玄武门兵变”的历史实情一直让后人迷惑，而他后来的修改国史也让人议论纷纷。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但是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之后，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不再具有修史职责而是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重置史馆，修改国史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而后人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修改国史，是为自己杀兄逼父篡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皇位并不是合法继承而来，是其弑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仅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而且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是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的。因此，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撰修国史，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称是“使得自修改耳”。其实，作为帝王原本就是不可以随便看史官写的起居注的。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功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合理多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世民将李渊描绘成是在李广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和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形象，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维护李世民的统治，防止人们以此为例，起兵谋反。
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为何要修改国史，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