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知道凭自己始终无法得到箱子，她便请胡适做中间人。胡适以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为借口向凌叔华索要箱子，凌叔华想到自己也是受亡人所托，不能随便将故人的东西转赠他人，她便把徐志摩日记中一些涉及林徽因的部分私藏起来，其余部分交给了胡适，并要求胡适把这些东西转交给陆小曼，但是胡适并没有照办，而是把箱子直接交给了林徽因。
林徽因如愿得到箱子，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徐志摩的日记只有半册，她便把此事告诉胡适，胡适写信告诉凌叔华，希望她把其余部分也交给他。另外，胡适还答应给凌叔华有关徐志摩日记的副本。在胡适的一再要求下，凌叔华最终还是把这些资料给了胡适。
凌叔华最后得知自己上当受骗，就写信给胡适，“我因听说你把箱子已给林徽因，很是着急。里面有小曼的日记，是非很多。但是已经这样，就不必再说了”。
但是徐志摩留给后人的这个箱子以及箱子里的日记最终花落谁家，却无从知晓。
史海拾遗：汇总历史“名人圈”
1.初唐四杰
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旧唐书·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四人虽并称，但诗风不尽相同。明陆是雍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四人中王勃的成就最高，代表作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传诵最广。卢照邻的七言诗《长安古意》对七言歌行体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杨炯的《从军行》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等诗作也广为流传。
2.唐宋八大家
唐宋时期出现了八位杰出的散文作家，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
3.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四位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在元代杂剧作家中位于榜首，其作品内容丰富，人物塑造形象生动，其文雅俗共赏，代表剧作《窦娥冤》。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郑光祖共创作杂剧18种，其中以爱情剧《倩女离魂》为代表作。马致远则“名贯梨园”，创作散曲120多首，内容多叹世、归隐以及爱情等题材，其代表作《汉宫秋》。白朴创作杂剧16种，今保存完整的有3首。此外，《墙头马上》（白朴着）、《拜月亭》（关汉卿着）、《西厢记》（王实甫着）和《倩女离魂》（郑光祖着）并称元代四大爱情剧。
4.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是指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汪士慎八位 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他们的书画作品数量多、流传广，据今人所编《扬州八怪现存画目》记载，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画品达八千余幅。扬州八怪生前已经名声显赫。其中有的画家曾先后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召见，或试画，或授职。如乾隆皇帝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扬州八怪其画作风格也为后世画家所传承。
5.古代“六圣”
我国从西汉到盛唐时代共出现过史圣、草圣、医圣、书圣、画圣和诗圣“六圣”。史圣司马迁，汉代着名史学家，着有历史名着《史记》；草圣张芝，三国初人，擅长章草（旧隶书草体）；医圣张仲景，建安时期人，着有《伤寒杂病论》；书圣王羲之，东晋着名书法家，其文“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画圣吴道子，盛唐时人，擅长佛道画，其人物画形态各异，无一相同；诗圣杜甫，唐代着名诗人，以大量现实主义诗作着称于世。
6.永嘉四灵
南宋时期，浙江永嘉（今温州，古称永嘉郡）出现了四位着名诗人：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辉；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因四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而得名“永嘉四灵”。四位诗人标榜晚唐诗体，结合贾岛、姚合的诗风而自成流派。
7.“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之称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七人是汉末建安时期着名的文学作家。孔融以散文闻名，代表作有《荐称衡表》；陈琳以写实主义着称，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王粲能诗善赋，为七人中成就最高，代表作《登楼赋》；徐干为学者，代表作《中论》；阮瑀代表作《驾出北郭门行》；刘桢以诗歌见长，代表作《赠从弟》三首；应玚的诗作多描写世事沧桑，成就不及其他六人。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七人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以嵇康的居住处山阳为中心，在太行山南面的竹林一带聚会，弹琴赋诗，借此反抗当时统治集团所尊崇的儒家礼法。
8.“李杜”并非只一对
文学史上将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实际上除了他们二人，并称“李杜”的还有不少。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后人称“李杜”；为了和杜甫相区别，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东汉李固、杜桥，李膺、杜密，李云、杜众，皆被并称为“李杜”。南北朝的李冲、杜预以及宋代李韶、杜范也称“李杜”。另外，唐代诗人李峤和杜审言因诗风相近，也被后人称“李杜”。二人还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
9.史上着名“四公子说”
战国时期有着名的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魏国的信陵君。汉代贾谊在其着作《过秦论》中评价四人曰：“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唐代四公子是姚檐、周曾、王玢和韦清志。四人都是唐德宗时期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部将。因节度使李希烈在讨伐割据势力时，四公子反叛朝廷并要密谋杀害李希烈，后来事情败露，四人皆被害。
明朝末期也出现了着名四公子之说，他们是陈贞慧、冒襄、侯方域和方以智。四人门阀清贵，是明末复社成员，论文议政，以诗文闻名。
清末四公子为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和陶菊存。四人皆是清朝大臣，但却无心功名，而力求于维新变法。四公子与康梁（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起锐意变法图强，为时人所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含恨而死于刑场；陈三立、徐仁铸被免除官职。陈三立以诗文称誉，是清末诗文宗伯和“同光体”的领袖人物，被列为“海内三陈”之一。晚年拒绝日伪拉拢，绝食而死。
而被称为民国初年四公子的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莜嘉。1922年，孙中山在反吴佩孚的同盟中，四公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卢、段二人是典型的公子哥，卢莜嘉痛打黄金荣一事成为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由此“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