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学者提出，在元末明初不会出现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水浒传》最原始的脚本应是郭勋的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是由郭勋及其门客共同编写而成的。据考证，郭本《水浒传》中的一些地名均为明代建制。
《水浒传》成书是在明嘉靖十一年到十二年间，而嘉靖时期还没有公开署真名于小说的卷端的先例，所以施耐庵并非真实姓名。
二是罗贯中作者说。另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
论者认为，罗贯中先创作了《三国志演义》，后创作了《水浒传》。现代历史学家罗尔纲着文《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着者和原本问题》也认为作者是罗贯中。而且还认为施耐庵本是罗贯中的老师。罗尔纲将《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两书作了对比发现，《三遂平妖传》中有13篇赞词插入到了《水浒传》中，这种情况表明只有同一作者的着作才会如此。
关于罗贯中为《水浒传》作者的说法，明神宗傅师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也有记载。
罗贯中撰写的长篇小说除了《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外，尚有《隋唐志传》及杂剧《风云会》等。罗贯中生年约元天历三年，卒年约为明建立二年。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学者否认罗贯中是其作者，因为嘉靖年间，罗贯中已去世一百多年了。
三是施作罗编说。还有一种说法是，《水浒传》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共同完成的。持此说的学者认为，《水浒传》所见最早本应是天都外臣序本，其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明代藏书家、目录学家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有着录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据此，《水浒传》可说是施耐庵搜集，罗贯中编着，二人合作完成此书的。
古典鸿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质疑
文学名着《红楼梦》是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高峰，不仅在中国文坛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艺术价值，在世界文坛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大多数人认为前八十回由曹雪芹所写，而后四十回则是高鹗续写的。有关史料《八旗画录》《八旗艺文编目》等有记载。自清代到近代的一些文人学者都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然而，近代的红学专家经过研究，透过对历史资料的辨析，认为《红楼梦》应该还有一位原作者。于是，红学专家在《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脂砚斋在庚辰本第十三回中有一条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定的，如果作者是曹雪芹，那么脂砚斋在评书时是不会问出“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这样的问题的，况且根据年龄的推算，曹雪芹当时也才十几岁，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文学名着。
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来看，似乎隐藏着一位原作者。在《红楼梦》自述中有这样一段：“……空空道人因空见色，自色生情，……遂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目，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其中暗藏着《红楼梦》的原作者是空空道人，即情僧。而曹雪芹只是对该书进行批阅、增删的加工工作。在《红楼梦》甲戌本第十三回中也有批语“命芹删去”，更加说明了《红楼梦》本是有一个原作者，还有一个是进行批阅和增删工作的编着者。
另外，在其他早期的《红楼梦》版本中，有程伟元、戚蓼生和高鹗等人写的序，而未肯定曹雪芹是作者。程伟元在其序中说：“《红楼梦》小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于何人，唯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则过。”
近代红学专家学者对《红楼梦》的原作者进行了推测。他们认为，《红楼梦》原作者的年龄应比曹雪芹大十岁左右，辈分比曹雪芹高一辈。而对原作者“空空道人”也作了分析，古人评书者大都讳莫如深，只用化名代替，而在写曹雪芹时直书其名，不是没有原因的。经研究，《红楼梦》原作者可能是一位戴罪的朝廷命官，后来处于被削职隐匿民间或出家为僧的境况。
古代奇书《金瓶梅》：
作者兰陵笑笑生之真人揭秘
《金瓶梅》问世时，作者并没有署上真实的姓名，只是注明“兰陵笑笑生”。然而，兰陵笑笑生是何许人？迄今仍无定论。
史料记载，晚明时期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但这些说法并未引起重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出《金瓶梅》一书出自“嘉靖间大名士”之手，而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有徐渭、卢楠、赵南星、李卓吾等，这些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最为流行的看法是嘉靖年间的文学家王世贞。
然而，吴晗在《〈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综合正史、野史、笔记等，推翻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到三十年的作品，作者不是“嘉靖间大名士”。
在近代的《金瓶梅词话》一书中，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赵景深曾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然而，笑笑生的原名叫什么，却依然是一个谜。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加活跃。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王世贞说。有研究者根据王世贞的身世、籍贯、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及创作时间等与《金瓶梅》作对比，认为作品中有关内容的描写与王世贞的背景很符合，甚至在《金瓶梅》中能够找到王世贞的影子。
二是李开先说。有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背景及对文学的素养爱好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评价不谋而合，而且李开先的《宝剑记》和《金瓶梅》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三是贾三近说。有研究者认为，《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山东峄县人无疑，而笑笑生是贾三近。从贾三近的经历、文学素养、笔名等来看，与《金瓶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比较相符。而且认为，贾三近所作的《左掖漫录》是《金瓶梅》的原稿。
四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研究者从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及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上认为，《金瓶梅》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由许多民间艺人加工整理的作品。有人进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词话》之前还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改称《金瓶梅词话》。
五是屠隆说。有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用过“笑笑先生”作为作者署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居地。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惯与《金瓶梅》的写作条件相一致，屠隆的身世和遭遇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内容相吻合。屠隆认为作品可以“善恶并采”，这也是产生《金瓶梅》的独特的思想基础。
史海拾遗：解析中国文化思潮的源头——百家争鸣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一次思想学术运动，它以诸子学说为标志，奠定了中国古典精神文明的概念体系和流派格局的形成。
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发展的道路、特点及思想论点大都可以从先秦百家争鸣中追溯其源头。可以说，百家争鸣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了其发展方向。
1.儒家学说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人物，崇尚周礼。《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方面，孔子追求西周文武周公礼制的理想目标，强调了民心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儒家观点认为，“天下之得失，国之兴废存亡，都系于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孔子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不可无信”。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荀子则将君民关系比做舟与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稳固统治地位，求统治者的安位。
儒家认为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是富民惠民，孟子提出了“使黎民不饥不寒”“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等主张，是赢得民心的。
另一方面，儒家以道德规范君臣关系，主张“臣以道侍君，君以礼待臣”。
2.道家学说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道家主张避世、隐遁，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老子和庄子不满于当时的社会现状，痛斥社会弊病，批评当权者的一些行为，提出“清静无为”的观点。认为人们的精神达到了自由，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国家也会和谐宁静。道家思想实质上是对原始社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生活境界的憧憬和怀念。
3.法家学说
法家的前期代表人物有商鞅，后期则为韩非子。法家主张变法革新，其学说侧重国家政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斗争中，法家学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秦王政用韩非等之策，终灭六国，实现了大一统。
法家反对儒家崇古、法古的思想，宣扬历史进化的观念。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如果用古人的方法治理后世的国家，必定遭到世人的嘲笑。
法家与儒家主张的以德为政的思想不同，主张治国应该务法，即用法律的手段和赏罚的措施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人的道德，而不只是用道德教化的办法使人向善。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中提出了很多原则，如法的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行等，为后世君主治理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经验。
法家认为，建立法制的目标是为了立公去私，“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鞅说：“尧舜治理天下，不把天下之利归于自己，而是为了天下而治天下，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统治很稳固；而乱世的君臣，掌握了国家的利益和权力，就为自己谋私利，这也是国家危亡的原因。”然而，当时的法家代表多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对，一些变法改革也多以失败告终，力求变法的商鞅最后遭酷刑而死。终其原因，法家学说思想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一些主张也只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
4.墨家学说
墨家代表人物为墨子。与其他各家不同的是，墨家思想代表了当时下层庶民的思想，主张重道德，提倡兼爱和非攻。墨家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宣扬一种无私的、没有亲疏差别的爱。墨家追求“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意即视人如己，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平等和尊重，没有身份、地位、等级之分。
墨子以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作为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准。一切劳民伤财的行为、大不义的战争以及各种典礼中的铺张奢华等，在墨家看来都是不利于民的，而应该非攻、非乐，力求节俭。
在治理国家上，墨家认为，国家的发展强盛不能只靠君主一人之力，还要设置三公、诸侯国君以及大夫、乡长里长等官员共同辅佐。百姓的一切善举和劣行，经由乡长里长地方官、诸侯国君最终上报给皇上，经朝廷商议裁定后，天子对善者奖赏、对恶徒惩罚。这样由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官制体系和管理制度，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思想的运用。
在用人选材上，墨家与儒家、法家一样，主张尚贤。墨子提出：“不辨贫富、贵贱、亲疏、远近，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意思是，无论是农民还是工匠，只要有贤德和才能，都应选拔出来授予官职、给以爵禄和权力。“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下之”。任人唯贤。
综括各家的学说思想，都是围绕着“大一统”而进行的。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等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实现“平天下”的治国理想和愿望，而进行着维护、巩固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