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王庙行宫堪称货真价实的藏宝库。除正殿神像之外，僧人斋舍内供奉的都是銮金铜佛。各种官窑瓷器应有尽有，仅一件官窑青花瓷就已价值连城。清朝皇帝亲临龙王庙祭祖时留下的匾额、碑刻、书画，加上历年所接圣旨、御赐藏经总共有二百余件。各殿中供奉神祉的陈设用具一应俱全。无数珍贵的银器、铜器、瓷器、玉器，其他的木器、雕像、石刻、清供用品，其数量之丰，精巧奢华，远非一般民间庙宇所能攀比。
随着清朝皇帝多次临幸，加上岁时祭祖封赏，龙王庙行宫的珍藏不断增多。然而，如此丰富精美的宝物却在战乱中毁于一旦。
清朝末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龙王庙行宫的僧人们屡屡盗取宫中文物变卖，行宫中珍藏的文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流散了。
民国初年，行宫几次遭遇兵匪抢劫。1929年，国民党岳继竣部队来宿迁以镇压刀会为名，肆无忌惮地抢劫行宫中文物，损失无法计数。“文革”前后，神像全被摧毁，木刻的大禹王神像也被斧头劈坏。
1983年，江苏省有关部门对皂河龙王庙行宫进行了解放后的首次大抢修。一位退休工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宿迁解放的前夕，当时做小和尚的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内方丈珍藏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御笔真迹和几大包圣旨，以及一些当时认为价值较高的字画、账本等物品全装入箱中，埋入后大殿内楼梯拐弯处的正下方靠墙边向里的第九块罗底砖下，中心深度5～6尺。后经实地考察，大殿早已面目全非，楼梯拐弯处更无从找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宿迁市文化部门在着手对龙王庙行宫进行建国后第二次抢修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龙王庙原始文物流失去向的寻找工作。
1997年，一个姓蒋的民间鼓乐艺人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附近某镇的农具厂厂长家曾看过一座铁鼎，鼎上的铭文表明曾是皂河龙王庙的物件。得到这个消息的工作人员非常兴奋。龙王庙行宫的铁鼎以精铁铸就，烫金主顶，是宫中一绝。如果能将其寻回，意义十分重大。
该厂长承认自己的确藏有龙王庙行宫的一件铁器，但这件铁器不是千斤铁鼎，只是一个大型铁磬，呈盆状，四壁铸有铭文，为光绪年间皂河龙王庙方丈绪控监铸。
2000年夏，皂河龙王庙行宫后大殿重修工程动工。施工人员除了挖出一块残破石碑外，其余都是大量的瓦砾、瓷片、木炭、石灰等。根据博物馆人员的比较和分析，在1957年左右，那批宝藏就已经被发现，甚至被变卖或盗走。
但是，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皇家庙宇中，众多的珍藏财物不可能只埋在一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分散藏匿，而且也可能是多人或团伙作案盗走了财宝。所以，龙王庙地底下，极有可能还埋藏着更多的未被发掘的宝藏。
抗战期间国宝劫持案：杨宁史青铜器的追讨之路
德国人杨宁史是抗战期间的禅臣洋行经理，在中国搜集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此物是国宝级的珍品，外表精美绝伦，上刻有178个人物和94只鸟兽，栩栩如生。精湛的工艺和精美的纹饰让人们啧啧称奇。
194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展文物追缴工作，杨宁史青铜器的成功追讨，在当时影响极大。
文博专家王世襄、原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和平津区副代表唐兰等人参加了“清损会”，自1945年11月开始了追讨被劫掠文物的工作。
文物的追讨前期并非十分顺利，由于当时社会名流众多、地区广泛，加上文物的转移、藏匿或倒卖，让“清损会”人员一筹莫展。后来，又通过《华北日报》的宣传以及个人的社会关系，为追讨工作提供了一些便利。经过努力，有一个古玩商提供消息：有一个叫杨宁史的德国商人在河南沦陷的时候趁机购买了大批珍贵青铜器。这个消息让王世襄等人精神振奋，但随后又产生了疑问：这些青铜器是否还在国内？商人杨宁史也是正常的贸易，如果贸然追讨势必会促使他将文物转移别处。
深思熟虑之后，王世襄决定先到禅臣洋行去看看。在洋行里有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文件，王世襄不经意间将目光落在了正在打印的文稿上，谁知这份文件正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刻认定这份目录与杨宁史青铜器密切相关。于是他亮明身份，追问青铜器的下落，外籍女秘书惊慌失措，交代此目录是一个叫罗越的人让她打印的。凑巧的是，罗越是王世襄的邻居，很早两人就相识，这让王世襄很是振奋。
待找到罗越之后，他开始矢口否认，谎称青铜器与自己毫无关系。在王世襄的劝说下，他才承认青铜器目录是自己所列写的。不过，最后他交代，青铜器不在自己手上，而是在杨宁史那里。王世襄得知青铜器还未被运往国外，追回的希望就会更增大一分。
于是，王世襄与罗越一起赶往天津杨宁史处。但狡猾的杨宁史怎肯交出已到手的肥肉，他一方面找理由推托，一方面寻找将青铜器转移并运往国外的途径。在罗越和青铜器目录文件的对质下，杨宁史没有办法，竟撒谎说青铜器已经被国民党九十四军封存。于是，王世襄又与国民党军方联系，但对方不预配合，文物追讨再次陷入困境。
无奈又气愤的王世襄只好回到北平，找教育部的沈兼士寻求帮助。由于沈兼士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有往来，希望他能从中做些工作。而此时的杨宁史正一边得意一边紧急筹划着运送青铜器的方案。
在王世襄等人追讨文物屡遭受挫之际，原北洋政府的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带来了新的曙光。当他得知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后，表示愿意出力帮忙。朱启钤认为，这一重要案件应当引起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重视，于是他让王世襄立即写材料陈述有关青铜器追讨事件的始末，然后上交给宋子文。在两人的干预下，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从1945年到1946年期间，王世襄等人成功追讨了杨宁史青铜器240多件。后来这些青铜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接收。在1946年1月25日的《华北日报》上还以《德人杨宁史呈献所藏古铜器经我接收在故宫陈列》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圆明园遗珍夺宝案：十二生肖铜首像的竞拍之旅
享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北京圆明园三百年来驰名中外。圆明园汇集中国江南名园胜景，兼取西方古典宫廷建筑艺术特点，是罕见的园林建筑集大成者。其中，海晏堂是西洋楼中最大的建筑物，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当年为乾隆皇帝在此处设计建造了一组兽首人身的十二生肖水力钟。从清宫廷画家郎世宁的写生图中可以得知，生肖铜像每到一个时辰，相应的生肖动物就会喷出水来，而到了午时，12只动物便会一齐喷水，十分有趣。这座生肖雕像喷水池采用精炼的红铜打制而成，精致生动，融合了中西文化，堪称艺术精品。
然而，世人还未来得及享尽圆明园的繁华，就惨遭帝国主义列强的劫掠。1860年，圆明园被洗劫一空，随后的一把大火将富丽繁华的园林化成了断壁残垣。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雕像喷水池其石身被砸毁，生肖的铜头不知去向。
1980年，在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展览上，表示申时的猴首铜像和表示亥时的猪首铜像在众人面前亮相。1987年，猴头像在美国纽约拍卖会上被一位台湾同胞购买，在台湾岛引起巨大轰动。2000年，圆明园猴首、牛首及虎首三兽铜像惊现香港，香港拍卖行宣布，将对以上流失百年的圆明园国宝进行拍卖。
国家文物局得此消息后，立即致函香港拍卖行，要求停止公开拍卖圆明园文物，因为这些文物在法律上属于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此类文物应归还原所有国。
然而，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香港拍卖活动照旧进行。在此危急关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毅然出击，以3000万元港币的天价拍回猴首、牛首和虎首铜像三件国宝，避免了国宝再次的流失。
随后，保利又开始了寻找猪首的过程。在经历了几个轮回之后，终于在纽约的一位收藏家的手里找到了踪迹。2003年，澳门赌王何鸿燊以低于700万港元购入猪首铜像，其后转赠保利集团，被空运至北京，后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
至此，十二生肖铜像中的四件国宝已经回归祖国，还有另外八件仍备受海内外人士的关注。据了解，鼠首、兔首由法国人收藏，马首在台湾；而龙首、蛇首、羊首、鸡首和狗首五件国宝至今仍下落不明。
“北京人”化石失踪案：寻找失落的原始文明
自1918年一位叫安特生的瑞典探险家在周口店的龙骨山发现了几颗齿类化石之后，外国的考古专家又分别在1921年、1923年作了两次实地考察和发掘，其中有一颗牙齿被证实为人牙。此后1927年在龙骨山又有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发掘活动，收获了五百余箱的动物化石。后又于1928年收获了一个女性的右下颌骨以及其他化石。1929年12月2日，由考古专家裴文中带领的团队发掘了深埋于地下50万年前的一个完整人头骨，世界为之震惊。
1972年的一天，一位美国老太太跟一位叫詹姆斯的美国富商报告说，她的丈夫有一箱北京猿人化石。老太太与詹姆斯交换的条件是50万美金。詹姆斯欣喜若狂，然而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才得知这并不是北京人化石。自从詹姆斯悬赏重金找寻失踪已久的北京猿人化石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纷至沓来，向这位富商透露线索，然而终究一无所获。那么，承载着人类厚重历史的北京猿人化石是如何丢失的呢？
1941年，由于日本和美国的局势日益紧张，相关部门为了安全起见，欲将保存于北京协和医院里的北京猿人化石全部转移到美国去。北京猿人化石包括79盒北京猿人牙齿，其中5大盒、74小盒；残下颌骨和头盖骨各13件；头骨片1盒及另外的15片；残股骨9件；颌骨3件；臂骨2件；以及腕骨、锁骨、鼻骨、腭骨等各1件。
不幸的是，日本军队截断了从北京到秦皇岛的火车，这就终结了原本打算将所有北京猿人化石运上返回美国的哈里逊总统号的计划。而且，哈里逊总统号最终也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没有抵达美国。令人费解的是，北京猿人化石在此之后踪影全无。
关于化石的失踪至今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北京猿人化石被日本人劫持了。另一种说法是北京猿人化石准备运往美国的说法纯属调虎离山之计，事实上化石并没有被移出北平城，而且一个美国士兵曾说自己看到有人把整箱的东西掩埋于院子里，这有可能就是北京猿人化石。还有一种说法是，北京猿人化石被运上了哈里逊总统号，却在运至美国的途中沉没海底了。
敦煌藏经洞：敦煌莫高窟经卷的流失
敦煌莫高窟的成名始于藏经洞的发现。莫高窟的开凿兴盛期在北朝到唐宋，元代以后日渐荒芜。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见荒凉之景下还有一些香火收入，便栖身而居。他将一些佛像进行重新粉刷，又塑造了道教的神像；为了吸引善男信女，道士还雇佣人手将莫高窟的七佛殿下第16号窟进行了清理。
然而就在清理沙石工作完毕之后，工匠们在通道入口右侧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是一堵砖墙。据现存敦煌研究院的王道士亲书《催募经款草丹》上记载，“忽有天炮震响”，“山裂一缝”，王道士觉得好奇，就用手中的烟锅敲打裂缝，里面传出空洞的扑扑声。人们将墙壁拆除后，发现一扇紧闭的小门，里面是一间黝黑的石室，高约1.6米，宽约2.7米，内藏古经万卷，另外还有一些丝织品。洞窟内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镶嵌在密室的西墙上，上面刻有字迹工整的汉字碑铭。根据碑文推断，刻碑时间为公元851年。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密室墙上的壁画。壁画的内容为菩萨捧物出行图，形象优美。
后来有人推测，这间石室可能历来被当做莫高窟僧人的藏经之所。11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窟内僧人对其加以封闭和伪装，后来在战乱中僧人四散，从此便没人知晓此处的石室。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传入当时敦煌知县汪宗翰的耳中，他以收藏古董为名，从王道士手中索取了一些经卷。此后又有多名学者慕名前往。从此，藏经洞中的文物价值被发现和认识。
但是藏经洞的发现，起初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腐败的官僚们也不为所动，却给了外国探险家们可乘之机。匈牙利人洛克齐是第一个到达敦煌莫高窟的西方人，美丽的壁画和雕塑让他发现了巨大的艺术价值，在他的宣扬之下，更多的西方探险家将黑手伸向了藏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