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闻讯后调查，发现了水下的古沉船，经认定是清朝康熙年间运送瓷器的船只。更令人惊奇的是，上面载有的瓷器竟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专家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而当水下考古队赶到现场时，海面上竟然停泊着二十多条大小船只，盗宝分子正在水下大肆哄抢沉入海底的文物，大量的青花瓷已流失。
直到福建省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的到来，沉船水域才得以控制，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将古船命名为“碗礁1号”。
2005年，中国水下考古队正式对“碗礁1号”沉船考古进行发掘。水下考古人员在“东六舱”发现了完好无损、绘有花朵植物图案的花口青花大瓷盘，口对口或底对底紧密摆放，保持着三百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
在“东四舱”，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被半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将军罐”。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并有一个“福”字，按照中国瓷器的寓意命名，为“万花献瑞”款式。另外两个瓷罐中一个为青花瓷罐、一个为五彩瓷罐，均为图案精美的瓷器佳作。
经专家确认，“碗礁1号”上的青花瓷器为景德镇康熙中期烧制，正处于鼎盛时期。其品种非常多，胎质、釉色以及装饰都相当精美。
这些瓷器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小型的日常生活用瓷，“土坯细腻、质地莹薄、釉色俱佳”；另一类是用做装饰观赏用的陈列瓷。人们发现了一种非常少见的葫芦瓶，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特别，下层是酱釉，中层是哥釉，上段才是青花釉，这些瓷器十分珍贵。
“碗礁1号”出水文物共达15000多件，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其中包含花觚、高足杯、平顶罐、香炉、葫芦瓶、瓷盘、瓷碗等100多种纹饰。不少瓷器给专家们留下了难解的谜。专家认为，这次发掘出的瓷器是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
那么当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碗礁1号”的沉没呢？专家推测，沉船的身份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它从景德镇出发，沿水路至长江并出海，在前往福州、泉州或广州的途中沉没；另一种是它的目的地为澎湖列岛，按照当时的历史资料估算，当时也许正有一只西班牙商船在那里等待着这只转运船的到来；第三种可能是沉船为一只远洋船，要把瓷器运抵越南等地。由于该海域是古代商船往来频繁的航道，但暗礁众多、海流变化莫测，一些商船沉没于此。“碗礁1号”很可能就是遇到风暴后偏离了航线而触礁沉没的。
黑城宝藏流失案：
西夏古文献经卷“落户”俄罗斯
历史上有关西夏黑水城的传奇故事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有关黑城藏宝的故事，流传甚广，甚至传入西方，引起了一些外国探险家对黑城的觊觎。
20世纪初，俄国地理学家科兹洛夫亲率远征队，闯入了巴丹吉林沙漠。半个多月后，远征队找到了黑城遗址。
随后的十几天里，强盗们在城中各处乱挖乱掘，盗得佛经、佛像、雕塑、绢质佛画、钱币、金属碗以及波斯文经书等大量珍贵文物。随后，科兹洛夫将这些黑城文物运往俄国，在当地引起了极大轰动。
1909年，科兹洛夫又一次率队来到黑城。在离黑城不远的一座佛塔中又发现了大量书籍、文献、佛画等宝物。这是迄今为止在黑城最大和最有价值的发现。
科兹洛夫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座覆体喇嘛塔，高约10米，方形基座，塔内底部约12平方米，四周摆放了泥、木彩色塑像，中间平台周围是喇嘛像，面前摆放着经卷，塔的北墙有一具坐姿骨架，四周挂满了佛画，塑像和墙壁间隙处叠放着成百上千册书籍，仅佛画就有537幅……”因佛塔中的宝物太多，科兹洛夫无法一次运走。在他离开黑城之前把其中的一部分埋在了城南的一座壁龛中。科兹洛夫在黑城到底盗走了多少珍宝？至今也没有准确的统计和说法。
从黑城运到俄罗斯的珍宝，先是放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后来，根据科兹洛夫的建议，把它们收藏在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此后不久，珍宝中文献以外的佛像、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先是收藏在俄国民俗学部，后来又转藏于冬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许多佛像、绘画、雕塑都是举世无双的珍品。除公开展出的以外，还有多少，至今也不得其详。
中国学者中最早知道和接触黑城遗书的是罗振玉。1912年，他与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相见时，看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向伊凤阁借得其中的9页，付诸影印。伊凤阁是俄国最早从事黑城遗书研究的汉学家，这部词典是他从圣彼得堡西夏文书中发现的一部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时的工具书。
1929年，北京图书馆购得在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一百余卷，出版馆刊《西夏文专号》以资纪念，俄国学者龙果夫和聂历山都为专号撰文，并分别提供了俄藏黑城西夏文遗书目录41种，公诸于世。黑城遗书中所包含的西夏文文献才得以首次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
此后，中国学者一直没有忘记流散海外的西夏珍宝。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苏之间的学术交流一度中断。直到1987年，中国西夏学者史金波和李范文才以中苏交换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圣彼得堡，首次亲自披阅了西夏文献。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院圣彼得堡分所在北京就中俄双方合作整理出版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国黑城出土西夏文献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组委会，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编辑出版在圣彼得堡收藏的黑城全部西夏文、汉文及部分其他文字文献。按照协议，中国学者来到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当他们看到这批流失在海外的我国西夏文献时，都为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而感到巨大的震惊。
东方研究所中，除了有大量的西夏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西夏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文献。根据协议，中国学者只能按照东方研究所已整理编目的西夏文献进行工作，而未经东方研究所整理编目的文献数量，不得而知。
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了其中的11卷，其余各卷的整理编辑工作还在进行中。也就是说，黑城宝藏之谜的神秘面纱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和发现。
藏宝珍玩被盗案：太平天国窖藏珠宝流落何处
1864年7月，太平天国的都府天京（今南京）被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克，曾国藩到达后下令“洗劫”全城。早在湘军进入天京之前，曾国藩就对洪秀全窖藏宝物之说有所耳闻，在天京被攻陷之后，曾国藩就发出命令：“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然而，几乎把整个南京城都翻遍了的湘军，还是没有找出宝藏的下落。
窖藏为洪秀全和曾国荃所藏说。曾国藩上奏朝廷：“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
曾国藩所藏说。有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所载即为太平天国所藏的宝藏。
窖藏由石达开所藏说。相传石达开有着“面水靠山，宝藏其间”的影射，他还有一张藏宝图示。大渡河周边的村落也流传着关于石达开藏宝的一些传说，说石达开将宝藏藏在了一座名为“太平山”的山间。
民间所藏说。据《中华全国风俗志·南京采风记·人品绰号》中所载：“宁俗好以绰号呼人。暴富人家，皆有绰号。如王豆腐，即其家曾业豆腐也；蒋驴子，即其先有人赶驴子也。”其中说的是蒋驴子和王豆腐的情况，相传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得到了太平天国的窖藏而一夜暴富。
宝藏之地遭劫案：张献忠的巨额金银库之谜
明朝崇祯时期，灾荒连年，颗粒无收。张献忠率领一只由灾民组成的军队，四处抢掠明朝政府，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1644年，张献忠占领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国。然而两年后张献忠意外身亡，而他所拥有的巨额财宝也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
据史书记载，在1646年秋天，明军和清军南北夹击，张献忠为防止财宝落入敌人手中，预先将巨额金银藏在四川一个秘密的地点。由于史料对此事记载非常翔实，所以在张献忠死后的三百多年里，有无数探险者到四川寻宝，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些巨额宝藏。
2005年4月20日上午，四川彭山县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一派忙碌景象，一个施工队在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谁知伴随砂土落地的还有一枚枚乌黑发亮的东西，旁边有农民不禁惊叫：“银子！银子！” 后经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这与民间传说张献忠的沉银完全相符。一时间，“江口有宝”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话题。
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是《张献忠传论》的作者，也是国内最早研究张献忠的历史学家之一。对于江口发现疑似张献忠宝藏一事，他的观点是：“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一种炒作。”他甚至还认为张献忠藏宝之说可能是子虚乌有。
七十多年前，一份不知真伪的张献忠藏宝图曾经出现在成都，当年的川军将领幸蜀峰按照这个图进行了挖掘。但是传说中的宝藏毫无踪影，倒是挖出了十几枚大顺通宝铜钱。
也有人猜测张献忠的宝藏已经被清军据为己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元鲁分析说：“张献忠的意外死亡，直接导致大西军整体溃散。五十多万人一下子就在几个小时之内像赶羊一样地跑掉了，他的财宝几乎都全部扔在原地。但是，我估计这些东西几乎都被清兵收归己有了。”
巨额军费搜寻案：石达开藏宝点“太平山”之谜
相传，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前夕，为了保留财物以图东山再起，于是边把军中巨款金银隐藏起来。为了今后能辨认出藏宝地点，令人在石狮旁边的悬崖壁上深深地凿出“太平山”三个大字。
在四川当地的传说中，还有这样一段趣闻：只要找到“太平山”的位置，就能找到石达开藏宝的地方。目前，传闻中的“太平山”已经现身，附近也有石砌的痕迹，可以看出是人工凿刻的，只是传说中的财宝一直没有踪影。在“太平山”下面有一排石砌的遗迹，是否就是传说中藏宝的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了一千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三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开两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被蒋介石得知。蒋介石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被迫中止。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察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并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
建国后，也有许多人前往石棉县安顺场寻宝，只是此类民间行为既无财力支持又缺乏理论根据，一无所获也在意料之中。
也有史学专家认为，太平军当时的境况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完全是在弹尽粮绝的状况下才全军覆没的。所以，石达开到底有没有埋下宝藏仍旧是个谜。
龙王庙行宫宝藏流失案：战乱中的珍宝劫
龙王庙为清朝皇帝的行宫，位于江苏省宿迁市西北的古镇皂河。该庙始建于清代顺治年间，改建于康熙二十三年。后经复修和扩建，成为大运河畔规模最大的宫廷建筑群。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留宿在龙王庙行宫，并建亭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