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国宝文物就是其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熠熠光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令世界为之钦佩和赞美。中国的玉器、瓷器、珠宝、金银饰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传统的唐三彩、青花瓷、青铜器，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更是古代文明的奇迹。精湛独特的手工制艺和千姿百态的造型艺术，向世界昭示着一种含蓄而雅致的东方美。
然而，国宝作为一个令人称羡又充满好奇的富贵象征，正在一点点地流失。价值连城的黄金珠宝不翼而飞，世界罕见的中国珍奇经过重重劫难而流入异国他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些精致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实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所幸的是，致力于国宝寻踪的学者和考古学家们正努力采取多种方案，帮助遗失的国宝珍玩顺利地实现回归之路。
本章的国宝重案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是最受世人关注和期待的社会热点。一个个精美的珍宝背后诉说着怎样不凡的经历和道路，一个个稀有的国宝其寻踪谜团又是怎样一层层地被揭开，其中的苦辣酸甜就是一次悸动，一个记忆，一丝欣慰，以及一个值得回味和珍藏的历史收获。
帝王九鼎遗失案：至尊宝鼎下落扑朔迷离
帝王九鼎的铸造代表了我国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
根据《左传》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此后，九鼎便成了夏商周三代传国之宝。
关于九鼎的铸造时间和何人所铸，历来说法不一。
《左传》认为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认为铸鼎的时间在“虞夏之盛”之时，由大禹而铸，本意象征九州。《长墨子》说九鼎铸于夏后启时。这种说法基本认定了九鼎是夏朝建立时由大禹所铸造。
而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其词，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夏代以前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证明夏代时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包括禹铸九鼎，九鼎也可能在夏朝建立之前就已存在。
春秋时期，强大的诸侯国对九鼎产生了觊觎之心。《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只好作罢。
关于传承到周朝的九鼎的下落，《史记》中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赦王死后，终于“取九鼎人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落入江苏的泅水中，其余八鼎有可能安置在秦国皇宫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
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载：“周赦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泅水，余八入于秦中。”可是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提前了41年。
《史记· 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鼎沦没于泅水彭城下”。秦始皇派了上千人在泅水打捞，结果未能如愿。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清朝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认为，周人毁鼎铸钱后诡称丢失，史载秦灭周取鼎的说法并非事实；九鼎沉入泅水也是秦人谬传。而反对此说的人认为，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即使有他人觊觎也完全不可能自行销毁，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毁鼎铸成钱更无道理可言。
古籍中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确切记载。经学者分析，九鼎如果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可能流失于关东一带；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则可能“沦没于泅水下”。
和氏璧后续记：传世国宝金镶玉玺失踪之谜
历史上最具传奇性和神秘性的国宝当数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皇权的象征，是历代帝王为皇的凭证。传国玉玺在民间又俗称金镶玉玺。
传世国宝金镶玉玺在三国时期有一段记载。《三国演义》第六回中写道：“诸侯联军打败董卓，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时焚烧宫室民宅，发掘陵墓坟冢。联军先锋孙坚率先冲入洛阳，扑灭宫中大火，设军帐于建章殿上。其军士在殿南一井中捞起一具女尸，项挂一锦囊，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匣一看，里面是一玉玺，四寸见方，上镌五龙交纽，有篆文八字，刻了一句吉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程普告诉孙坚，此乃传国玉玺，得之者必有‘登九五之分’。”孙坚得到的这个宝贝，就是传世国宝金镶玉玺。
那么这个传世国宝金镶玉玺在历史上是怎么得来的？后来又是怎么在历史上失踪的？
其实，传世国宝金镶玉玺的前身是“和氏璧”，战国时期一个叫卞和的人发现的，并为此被皇帝先后砍掉了两只脚。失去了双脚的卞和抱玉璞哭于荆山之下，惊动了楚王，楚王使人剖璞加工，果得宝玉，为纪念表彰卞和，称为和氏璧。据古书记载，和氏璧置与座间，冬月则暖，可以代炉。置于暗处，会自然发光，夜亮如昼；夏热时则凉爽，蚊蝇不入；还能挡尘埃、辟邪魅。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人用和氏璧刻了一枚传国玺，希望作为江山代代相传的一个凭证和表记，上面有当朝宰相李斯手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
到了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邦挥师进了咸阳，秦朝末代皇帝子婴就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刘邦。汉朝开国后，此玉玺便代代相传，成为了皇位交接的表证。到了王莽篡汉时，王莽命大臣王舜向皇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可王莽的女儿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心倒向着汉室，她被逼不过，便一怒之下将玉玺摔于地上，从此玉玺缺了一角，王莽只得令人以金镶之。故后人称之为金镶玉玺。
东汉末年，孙坚得此金镶玉玺后，又因借兵当给袁术，袁术败给曹操，三国归晋后，传国金镶玉玺也自然就传给了晋。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更迭频繁，传国金镶玉玺也不断地在血腥残杀的伴随下易主。最终传国金镶玉玺归东晋，再经宋、齐、梁、陈、隋，最后落入唐高祖李渊手中，改称此玺为“宝”，并世代相传。然五代时传国金镶玉玺莫明其妙地失踪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传国金镶玉玺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随后宋太祖赵匡胤仅从后周那儿继承了两方宝印，而没有了传国金镶玉玺。但传国金镶玉玺的命运却并没有到此结束。此后的封建朝代不断地出现传国金镶玉玺，但真假莫辨。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玉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玉玺，但认为是假的。清初时，故宫藏有御玺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是传国金镶玉玺。后经乾隆皇帝钦定，也证实是赝品。
直到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金镶王玺的下落。其后，文字上就再也没有了金镶玉玺的记载。据京西民间传言，日伪时期的北平年代，曾有日本人到京西寻宝的事迹。
稀世国宝失盗案：
西周夔纹铜禁与斗鸡台下落何处
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着一件稀世珍宝，它就是西周夔纹铜禁。其造型独特古朴，彰显了巧夺天工的青铜铸造艺术。每一个看到此件国宝的人无不为之称奇和赞叹。
然而，这件西周夔纹铜禁如今已经整修一新，或许无人能够想到，曾经的真品被觊觎的盗贼摧残得支离破碎。此次盗宝案的罪魁祸首是军阀党玉琨。
党玉琨少年时期在西安、北京等城市的古董行里当过学徒，对文物古玩略知一二。军阀混战时期，党玉琨投靠了陕西一带的地方军阀郭坚的手下。为了筹措军资，党玉琨挖空心思寻找生财之道，当年古董行学徒的经历让他忽然想到，搜罗文物即可发财，于是他便将目光投向了地下。
此时斗鸡台的一个乡绅为了讨好党玉琨，通过同乡给党玉琨透露消息：在当地的戴家湾村的山崖上有一个宝洞，当地的百姓经常在里面发现古董。党玉琨于是命人前去打探。据史书记载，戴家湾曾经有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还有不少青铜器出土，在暴雨的冲刷下，甚至在田间地头就能找到重要的文物。
党玉琨等人制订了详细的盗宝方案之后就开始行动了。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党玉琨等人的盗宝团伙将戴家湾挖了个底朝天。他们一共盗得青铜器1000多件、青铜禁3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西周夔纹青铜禁。党玉琨将文物全部运回凤翔，伺机出售。
1928年，冯玉祥部下的陕西省主席宋元哲负责肃清境内的土着军阀，党玉琨的老巢凤翔即在围剿之列。在宋哲元军队的炸墙攻城的战斗中，党玉琨被乱军打死。党玉琨曾经所盗获的青铜文物及大量的金银珠宝也都被宋哲元没收。后来这些文物又被运往西安。
经过多次辗转，党玉琨盗得的文物青铜器被宋哲元的部下萧振瀛通过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而西周夔纹铜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国内国外都了无踪迹。
这件稀世珍宝是否也被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呢？实际上，它保存在宋哲元的家人那里。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派兵抄了宋哲元的家，将西周夔纹铜禁扣押。此时，宋哲元的弟弟宋慧全通过手段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了夔纹铜禁，藏在其夫人的住处。期间，西周夔纹铜禁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文革后期，宋慧全的女儿表示希望将铜禁捐献给国家，但此时几经周转的国宝已经被砸得粉身碎骨。1972年，天津市将破碎的国宝送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经过专家的修补将国宝恢复原貌。如今，西周夔纹铜禁已是天津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历史黄金第一案：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
秦汉时期，黄金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当时黄金数量之多以千万计。但到西汉年间，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不仅在商品交换中以物换物，而且以黄金赏赐也极少见。那么，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后世学者作出了种种推测和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佛教耗金。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到处建寺、塑像，而佛像无不用金涂身。加之风俗侈糜，用泥金写经贴金作榜，日消月耗，大量的黄金挥霍而光。持反对者认为，史书明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初年，并且只能依附于传统的道教和神仙思想，根本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修寺庙、塑神像，即便使用黄金，量也微乎其微，不至于巨量黄金突然消失，而且西汉巨量黄金退出流通领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
二说外贸输出。有人认为，因为对外贸易，西汉巨量黄金大量输出国外。这种说法显然也缺乏根据，因为西汉时期，中国是商品输出国，只有少量的黄金流到西域、南海各国，但并不常见，而且许多还是邻国称臣纳贡而得的，加上和汉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对黄金的需求量也很有限。相反，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向西方国家输入了大量的丝绸和布帛，却换来了大量的黄金。
三说黄金本是黄铜。还有人认为，史书上记载的西汉时期赏赐黄金、府藏黄金都是指的“黄铜”，所以数量才会巨大。从秦汉黄金开采量上看，人们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做黄金。这种说法缺乏有力证据，因为汉代时金、铜区分已很明显，黄金、铜钱都是当时流通的货币：黄金为上币，计量单位为斤，用于赏赐、馈蹭；铜钱为下币，计量单位为株，主要用于铸钱和铸造器物。
四说窖藏地下。一种说法认为西汉黄金以金币的形式窖藏在地下，另一种说法认为黄金被铸造成各种金器金物随葬在墓中。考古工作者也不断发现地下窖藏的西汉黄金。后因战乱或人祸导致藏主或亡或逃而使藏金失传。
但是这种说法也引起质疑，因为即使窖藏巨量黄金的金库也应留有线索，不会因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宝所在。如果说一部分因窖藏而消失还可以理解，而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是因窖藏而不知所终则难以令人信服和理解。
可见，西汉巨量黄金失踪之谜至今仍有待学者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