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时的施琅，拥有要强的脾气性格，常与郑成功对立。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对郑成功“舍水就陆”、掠夺军饷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引发了彼此间强烈的不满。之后，施琅的部下曾德因犯罪而逃至郑成功处，并在郑军中得以重用。施琅不顾郑成功的意愿，杀了曾德，因而再次得罪郑成功。郑成功下令将施琅父子三人（施琅及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逮捕起来，投入大牢。施琅用计逃到大陆，可是其父和弟弟却惨遭杀害，施琅被迫降清，任福建水师提督，与郑成功为敌。
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施琅率领清军东征，攻克澎湖，打下台湾郑氏王朝，对完成清朝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收复台湾后，朝廷内部对是否留台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施琅等少数大臣的力争下，康熙转变了之前“弃台”的观点，采纳了施琅的意见，决定留守台湾。
有人视施琅为“叛徒”。原因是台湾本是他的故土，而他却引狼入室，带领着清廷军队攻打台湾，这是对国家的不忠；明清之争乃满汉之争，施琅投身强大的清政府而欺凌弱小的台湾，是对民族的不仁；施琅进攻台湾，打倒郑氏政权，背叛了曾经的君主，是对君王的不义，由此可见是个十足的“汉奸”。
也有人追捧施琅为“民族英雄”。此时清朝的建立和强大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郑氏坚守的台湾与清朝政府不再是两个民族、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关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施琅收复台湾，是从整体的利益出发，维护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说施琅是个忠国忠民的有功之士。
也有人认为，评价施琅，不能够因为他投靠清军，就给他背上“叛臣”的罪名，而否定其作出的贡献，也不可因为收复台湾而一味将其尊奉为“忠义”的圣贤，忽视他易主的事实。施琅到底是不是忠臣，也自有后世来评说。
石达开自投清营：大渡河畔密信写给谁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少年投身太平天国，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功勋显着，被封为翼王。可惜，太平天国后期，内部混乱，石达开终于在1857年率二十万兵马从天京出走，转战数年，却难觅一足之地，后来他毅然决定进军四川，最终丧师于大渡河畔。
石达开向四川进军，路过大渡河畔，遭到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经过六个月的征战，却仍未能摆脱困境。无奈之下，石达开决定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数万将士的生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记载，石达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石达开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请清军放过几万将士。这封信被射入了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此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然而，史学界对这封信的收信人提出了新观点。那么，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又是谁？
最值得关注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收信人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另一种说法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收信人是唐友耕的说法，来源于1908年唐鸿学所编《唐公年谱》。此书中就提到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所写的信。据《唐公年谱》记载，信的内容是：“惟是阁下为清大臣，当得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拜望台驾近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萧一山，他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萧一山还写成了《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一书。《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着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一书。因此，此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
收信人是骆秉章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四川《农报》的一篇标题为《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的文章，该篇文章表明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因为四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稿中内容说明石达开是要写信给骆秉章的。
人们之所以赞成这种说法，另外一个依据主要是根据书信的内容来分析。《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记载：“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此处的说法与《唐公年谱》大致相同，但还是有区别。首先，把“肩蜀巨任”改成了“当得巨任”，其次把“并望贲驾遥临”改成了“拜望台驾近临”。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唐鸿学为了使人相信此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而故意做的篡改。因为从唐友耕和骆秉章的职位来看，唐友耕是重庆镇总兵唐，而骆骆秉章是四川总督。能担当“肩蜀巨任”的人只有可能是骆秉章。从当时两人所处的地方来看，当时唐友耕与石达开隔河相望，而骆秉章却在四川，适合“贲驾遥临”的也只有骆秉章。此外，唐友耕是降清太平军，而且作为重庆镇总兵，也无生杀释放大权，石达开又怎么可能会写信乞求唐友耕放守自己的将士呢？显然，此封信的收信者最有可能的就是骆秉章。
总之，石达开到底是写信给了谁，一直也没有统一的定论。
李秀成被俘：投降书真伪质疑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内部存在的弊端，逐渐衰退。太平天国被清军攻破之后，李秀成也不幸被湘军俘虏。李秀成在湘军天牢里写下了一篇长达五六万字的《亲供》，即《李秀成自述》。这篇《自述》成为李秀成戎马一生的最大污点。那么，这封类似于投降书的自述真的是出自于李秀成之手吗？现代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提出了质疑。
《李秀成自述》最先见于清政府宣布的投降书。这份投降书是由曾国藩从李秀成完成的自述之中删改誊抄的一部，而上交军机处，并由九如堂刊刻行世，即“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的原本被曾国藩保留下来，从不肯公开示人。但是，人们对曾国藩手中的《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也有所怀疑。
许多人认为，不论是清政府公布的投降书，还是曾国藩所保留的原本，都并非出自李秀成之手。在清代，清政府极有可能捏造了一篇所谓的《李秀成自述》，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这篇《李秀成自述》也极有可能是某个俘虏或者是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的。但是又有人提出，如果《李秀成自述》是伪本，那么曾国藩又何必把这么一份显然是假造的文书藏于家中呢？
《李秀成自述》一共分为九天写成，每天写成一部上交，那么全书中间应该就有八个间隔。每天随写随交，正品应该就是要分为九个部分。但是现在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本文字相连，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天与天的间隔。因此，这份如此一气呵成的“原稿”极有可能是曾国藩派人将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抄在一起得来的。另外，从字数上看也存在疑问。据说原稿一共有五万多字，然而影印本却只有三万六千多字，剩下的一万四千字极有可能是被曾国藩删改掉了。从书写形式来看，曾国藩所呈的自述书中对于太平军与湘军的交战情况十分简略，而且这份自述中出现“上帝”“天王”并不多，许多避讳也有问题，例如把该避讳的“清”没有避讳，而不该避讳的“青”却写成了“菁”。相反，有许多人认为《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出自李秀成之手。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有幸见到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并据此而写成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后来罗尔纲先生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与李秀成其他书信进行比较，从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多方面进行鉴定，他认为这份“原稿”是真品。
对于原稿首尾相连甚好，一气呵成的问题，陈麓先生认为这与个人的书写习惯有关。对于字数缺失的问题，有人认为极有可能是李秀成夸大的说法，因为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李秀成本人都不可能去掉字数。而曾国藩在誊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给不同人的信件之中对于这份自述书的描述也各不相同。
对于曾国藩上呈清廷的文件之中，鲜少提到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曾国藩为了炫耀自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功劳，而对原本进行了删减。
钱远熔先生也认为这个“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曾国藩只对它进行了删改，并没有撕毁或是偷换。
史海拾遗：神秘的中国“古城墙”文化
古代的城墙是我国军事防御的重要设施，也是城垣建造技术的集大成之作。无论是北国的城池疆域，还是南方的城之边界，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观赏价值和考古价值。中国的古城墙，以其特殊的筑造结构、布局设计和雄伟壮观的规模，为中国历史的文化底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设置于不同地带的古城墙，也越来越吸引着无数学者的探奇。
1. 北京古城墙
在通过卫星拍摄的北京城俯瞰图上，可以依稀地看到北京古城墙。古城墙位于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一带，四面城墙组成的并非是一个标准的矩形，而是东北、东南和西南角都呈直角，而西北角则是一个抹角。
为何北京城墙独缺西北角呢？传说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在修建北京城时，命令军师刘伯温、姚广孝设计北京城的图样。军师在设计图样的过程中，想参照传说中的八臂哪吒的模样来画，当军师姚广孝快要画好时，忽然一阵风吹来掀起了哪吒的衣角，而这块衣角所遮盖的地方恰好是城西北角从德胜门到西直门的一块，至今那里仍缺一角。当时姚广孝随手画下了图样，而燕王朱棣也就按照姚广孝所画的缺角图样修建了北京西城。北京东城则依照刘伯温的图样所建。当然，这只是传说。
一些崇信风水学的社会学家从地理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学者认为，北京古城墙西北角缺失称为“天缺口”。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就是认定了西北方应该是个缺口的。比如西汉刘安的《地形训》记载，地理的八个方向原有八座大山支撑，其中西北方的山称不周山；而《天文训》记载，从八个方向吹来八种风，其中西北方吹来的风称不周风。所以，西北方不是连接的，而是本应留有缺口。这种风水学的结论没有给出让人们十分信服的论据。而元大都的城墙在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处，西北角是直角，从而推翻了风水学上认定的西北方本应是缺口的论断。
近年的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从科学的角度给了我们答案。研究人员认为，元朝大都的古城墙其遗迹至今残留，而西北角也是直角的。到了明代重修北京城，为了便于防守放弃了北城区，而在原城墙南五里处另筑新墙。新城墙西段将积水潭的西端隔离出墙外，转向西南，这样西北角就成了一个斜角。这种古城墙依据地形而改建，也是合乎建筑原理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更有一些地质工作者研究发现，城墙西北角外侧正巧有一条断裂带和城墙平行。西北角如果是直角，则正好斜跨断裂带，这是不利于城墙的稳固的。由于地基建在断裂带上，不排除其地理活动性对城墙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性影响。将西北角抹掉，就避开了断裂带而保持长久的坚固。
如今，北京古城墙独缺西北角，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历史文化底蕴，留给人们无尽的猜想。
2. 南京古城墙
巍峨壮观的南京古城墙与秦淮河紧密相依，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南京古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经过三年的准备历时四个阶段共花了21年的时间修筑而成的。
南京古城墙上有2000座碉堡、24个城门，如今保存完好的有城南中华门、西北挹江门、城东北玄武门、城东中山门等。
如果说北京古城墙以独缺一角的建筑结构为世人称奇，那么南京古城墙则以瓮城其建造形制而令人称叹。瓮城是一种城池的建造形制，筑造于公元1386年的南京通济、聚宝和三山等城门。中国古代的瓮城建造常规是设置于城门外，而南京瓮城则是将部分瓮城设置在城门内侧，这在古代是十分罕见的。
用于建造南京古城墙的砖石材料也是不寻常的。相传朱元璋为建城墙曾下令全国5省118个县烧制墙砖，并且还要在每块墙砖上刻上所烧制的省、县名称及工匠、监造官员的姓名。至于南京古城墙的建造共用掉了多少块墙砖，如今已无法确切统计，据估算，城墙砌体每立方米约88块墙砖。
民间传说南京古城墙的墙砖之间是用糯米汁粘合的。马生龙的《凤凰台记事》中记载，“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这里的秫粥是指一种黏米做的稀饭，但并未指明是糯米。在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大门的上城步道边上，镶嵌有大理石，上刻“浆固明城”四字。然而，城墙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浆来固的仍有待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