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认为，年羹尧之死是因其自立为帝的计划败露。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中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永宪录》中也提到年羹尧曾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商谈做皇帝的事。《清代轶闻》一书更记载了羹尧失宠之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由此可见，年羹尧似乎真有称帝之心，只因为“事不谐”，不得不“就臣节”。
爱国将领冯玉祥：海上遇难有悬疑
1948年7月31日，一艘名为“胜利号”的客轮载着322名乘客从纽约起航，开往目的地苏联敖德萨。但是，“胜利号”却在途经黑海之时突然失火，大量乘客遇难，其中包括即将返回中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冯玉祥将军和他的小女儿。
这一事件引起人们的质疑：“胜利号”失火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失火与冯玉祥将军有何关系？
“胜利号”轮船在发生火灾之后，经苏联调查结果显示是，是由于电影胶片处置不慎而导致失火，火势蔓延，最终导致整条船烧毁。
火灾发生后，冯玉祥将军身死“胜利号”的消息，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轰动，各家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却对这个“不幸事件”讳莫如深，只有一则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的简短报道，报道之中也完全忽略了火灾的起因。
值得注意的是，“胜利号”从纽约起程之前，纽约当局曾强迫对“胜利号”进行了消毒处理。也就是说“胜利号”上原有的200余位工作人员必须全部离船，在消毒的两天时间里，没有人知道“胜利号”发生了什么。
另外“胜利号”在返程途中还突然接到黑海航运局的指示，要求“胜利号”绕道转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然后再返回敖德萨。“胜利号”执行了此项命令。“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接收了3000多名亚美尼亚人返航，到达巴统之后返回敖德萨。路经黑海就发生了严重火灾。所以调查人员推测，有可能是破坏分子从亚历山大港混入其中，后来在船上蓄意引起火灾。而且在这批遣返人员上船后，人们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矿石。这种矿石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能达到很高的温度。但是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此次事件最为蹊跷的地方还在于：一是“胜利号”着火之后不久，苏联政府突然下令停止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二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近年，冯玉祥将军的儿媳余华心女士撰写出版的《传奇将军冯玉祥》一书中就对冯玉祥将军的死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冯玉祥将军的死是一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谋杀行动，特务事先在油漆轮船的时候，在油漆里混入了大量的烈性炸药，所以大火才能很快地燃烧起来。
然而，“胜利号”失火的起因疑点重重，至今为止，对于冯玉祥将军的死亡原因也没有定论。
史海拾遗：古代的文官武将何时划分
一个国家的体制完善，与其政治、军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古代的国家体制也在逐渐变革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文官武将的分离。
在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国家文武官员分开责任，专职指挥军事作战的将领从文官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文官负责政治事务，不再领兵作战。
史学家们对于中国文官武将的分离时间有着不同的观点。目前为止，主要有两种观点，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武官的分开时间。但是也有人认为是春秋时期。
最早有关军事官职的记载是在《史记》《淮南子》中，记载表明，在黄帝之时，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军事官职名称“司马”。但是对于文武分工，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夏商周三代也出现了文武官职的分离。《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记载，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同样的，也是没确实的证据说明文武已经分工明确。
周代一直沿用夏商制度，在文武官职分离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此时，文武官职分门别类，虽然职责已有所分离，但是卿、大夫既执掌政务，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解除统兵之权。《周礼》记载，周公旦多次率兵平定武庚管蔡及东夷叛乱，然而周公旦却是西周最着名的政治家。从周宣王派秦仲统兵伐西戎等来看，西周并没有做到文武分工，此时虽然已经有专职武官，但是文官依然会领兵作战，这种情况还十分普遍。
随着周王朝日渐衰退，王权下移，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国君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经常亲自率兵出征。例如，桑楚泓水之战，宋军由襄公统帅，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周襄公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楚成王令尹子玉率楚军攻宋，晋文公亲自出征，派先轸、狐毛、栾枝、狐偃等军将和大夫领兵作战；春秋末期，吴楚柏举之战，吴王率文臣武将伍员、伯、孙武，击败了楚将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领的楚军。同时也有不少文官率兵出征。例如，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麇、王尹寿，统帅救兵增援。
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文武官员分离是在春秋时期。春秋末期，随着世袭制度的废除，国家开始从军将之中按军功选拔将领，而且多数诸侯大国的军事力量也主要是由三军统师领导，平日主管军事行政事务，战时负责指挥军队作战。文官率兵出征者则日益减少。这在《国语》《左传》之中就有所记载。
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武分离是在战国时期。《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的记载表明，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扩大化，他们看到了以前国家文武不分，共同执政作战，政治军事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君权旁落等现象。于是，为了收回政权，采取了文武分职，政治上以相为首，主管国家政事；军事上以将为长，主管军事力量。
同时，对于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军事指挥、管理、作战趋于复杂化，文官已经不适合如此复杂的战争，因此国家需要培养一批专业的军事人才来应对复杂的战争。
另外，战国分封制取消，作战成果成为封爵的主要标准，一批在战争中表现优秀的将领被选拔出来成为军事统帅，比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此时，朝廷之中文官不再出战，而只主管政事。以此为依据，史学界认为战国出现了专职军将和独立的军事系统，与文官截然划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