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宦官扛着文宗往宣政门方向跑。眼看宦官们抱走了皇帝这块“大招牌”，宰相李训大呼小叫，力图阻止。文宗李昂知事不谐，也大声叱喝李训。宦官们簇拥着文宗皇帝逃入宣政殿，立刻把大门严严关死。宫殿内外杀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李训趁乱跑出京城。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回到中书省，两省官吏也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变故。
不一会儿，只听宣政殿方向宫门大开，太监细嗓“奉旨讨贼”，而后便是禁卫军的叫杀声，由远而近，竟直朝中书省议事厅方向逼来。
仇士良等太监控制文宗后，口称敕旨，率禁卫军从宣政门冲出，逢人就杀，血流遍地，人头乱滚。接着，仇士良一边安排监军骑马出城追赶，一边命在城内大肆搜索，宰相王涯等人皆被逮捕，于长安城内问斩。
李训逃到半路被几个军吏一刀砍了。郑注听闻李训事败，还未来得及逃避，也被监军使张仲清诱杀。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宦宦。公元839年，“甘露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被宦官毒死，时年33岁。
外戚武三思：秽乱宫闱与五王之冤
武三思是中宗李显的表兄，安乐公主与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是夫妇。高宗时代，谏劝废掉武后的上官仪被加以谋反罪杀掉后，其小女儿上官婉儿没入宫府为奴婢，后被武则天看中，让她专掌宫内之秘。中宗复辟后，对上官婉儿也无恶感，便“拜为婕妤，专掌制命诏书”。
在武后时，上官婉儿与武三思就一直暗通款曲。至此，在上官婉儿牵针引线下，儿女亲家韦后与武三思又在宫中会面，竟至私通。韦后整日夸赞武三思，中宗李显自然把这位表哥亲家翁召入宫中，图议政事。
唐中宗还升封武三思为司空、梁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为了安抚张柬之等人，唐中宗下诏，以张柬之、武三思等16人皆为助己复辟的大功之人。
张柬之等人虽被唐中宗表面“荣宠”，实际已无权柄。张柬之怕武三思等人在唐中宗面前说自己坏话，就派先前曾提携过的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让他刺探宫内动静。崔湜是个投机小人，眼见中宗宠信武三思，于是临阵倒戈，把张柬之等人的密谋报告给武三思。武三思马上提拔崔湜为中书舍人。又与韦后定谋，讲张柬之等人的坏话，说他们“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于是，唐中宗下诏，以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已为南阳王、崔率玮为博陵王，并皆罢知政事。至此，五王失权，武三思把昔日窜逐的武后旧党悉召入朝。
驸马都尉王同皎闻知五王失势，韦后、武三思秽乱宫闱，“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武三思闻讯，愤恨不已，派崔湜把这位驸马爷告上朝廷，诬王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等人准备杀武三思，废韦皇后。
唐中宗接表，赫然大怒，命杨再思、韦巨源等高官旁听，监察御史姚绍之等人主审。府堂开审。张仲之自然知悉，朗声大骂武三思与韦后通奸之事。而杨再思、韦巨源则不响应。主审姚绍之命手下送张仲之入大狱，以谋逆罪斩杀王同皎、张仲之等人，并施以族诛。
过了数日，武三思又诬告已被外任当各州刺史的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已、崔光玮五人与王同皎通谋。因此，这五人也被贬于偏远小州做司马。
两个多月后，武三思派手下书写载有韦后“秽行”的大字报，张贴于天津桥上。唐中宗震怒，马上派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李承嘉禀武三思意旨，很快结案，上奏说是被外贬的“五王”派人张贴大字报。于是，“五王”被杀。
杀掉“五王”，武三思气焰覆天，权倾人主。正当他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中宗太子李重俊时，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八月，李重俊率左羽林及“千骑”三百多人，突然冲入武三思府中，立斩武三思、武崇训父子以及党徒十多人。
宫闱丞高力士：机关算尽反误身
高力士本姓冯，武则天喜欢他的聪慧机敏，就让他在身边侍奉。后因高力士犯了小错，被鞭打赶出。一年后，武则天又召其入宫。高力士身长六尺五寸，天性谨慎细密，擅传诏令，授官宫闱丞。
景龙年间，玄宗在藩国，高力士对他倾心侍奉，因此获得了玄宗的恩宠。到唐隆年间平定内难，玄宗便表奏高力士进入太子官署内坊每日侍奉左右，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当时宦官逐渐权重，担任监军之职，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则令各郡惊惧退避。其郡县丰饶，宦官一到军中，则所期望的以千万钱计算，修功德所获捐款，买鸟兽所费资金，每到一处则不止千贯。当时京城中最豪华的宅第，京畿内最好的田产、果园、池苑，宦官竟占其中一半。
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一定会先呈送给高力士，然后再转给玄宗，小事高力士便自行裁决。这样很多人都来依附高力士，以期其在君王前讲好话。肃宗当太子的时候，称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都称呼“阿翁”，驸马们称其为“爷”。高力士在寝殿傍帘帷中休息，殿侧有一院落，其中有修炼功德之处。岭南节度使于潘州找到高力士生母麦氏送至长安，高力士让两位老妇人同处高堂，美食供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还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
高力士家资殷实丰厚，非一般王侯所能比拟，高力士还在京城西北截取澧水建造碾房，五轮同转，每日可碾三百斛麦子。
高力士为人乖巧谨慎，大家都很喜欢他；天宝十四载，玄宗命令设立内侍省，有内侍监两名，官阶正三品，高力士和另一宦官思艺分别担任。玄宗出巡蜀地，思艺跑去投靠安禄山，高力士则侍奉玄宗至成都，晋爵为齐国公。
上元元年八月，逊位后的玄宗移居太极宫甘露殿，高力士与宦官王承恩、魏悦等人因侍从太上皇登长庆楼，被李辅国设计陷害，流放黔中道。宝应元年三月，遇大赦回返京城，才得知太上皇已去世。高力士北望号啕痛哭，吐血而死。
宦党权枭魏忠贤：史上最大的宦官乱政案
魏忠贤年轻时是个无赖，走投无路之下入宫当太监，改名叫李进忠。后来得到皇帝宠爱才恢复原姓，皇帝赐名忠贤。
魏忠贤性情残忍，善于阿谀奉承，却深得皇帝的信任。因此气焰更为嚣张，不仅除掉了大太监王安，宫廷中的人也没有人敢顶撞他。
王安死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大监。熹宗皇后张氏多次向熹宗谈起魏忠贤的过失，但明熹宗却一直沉默不语。魏忠贤又恨又怕，扬言张皇后非国丈张国纪之女，而是盗犯所出。
明熹宗执政的第三年，初夏时分下了冰雹，周宗建说了句这时下冰雹与时令不合，怕是由于魏忠贤的邪恶引来的，修撰文震孟，太仆少卿满朝荐也跟着这样说，结果这三人都被皇帝罢了官。这一年的冬天，魏忠贤被授命接管东厂。从此，他的势力更加如虎添翼。
小人崔呈秀和王绍徽编辑《同志录》和《点将录》等小册子，把不投靠魏忠贤的官员名字全部列入，称为东林党人人名册，交给了魏忠贤，魏忠贤十分高兴。魏忠贤的党羽许显纯首先发难，他假造供词，把赵南星、杨涟等二十多人都牵连进去，逮捕了本已被贬回家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之后又继续清除魏党以外的官员，尚书李宗贤、张问达，侍郎公鼎等几十个官员又遭驱逐，朝廷官署的空缺由魏忠贤的亲信弥补。于是，朝廷的各个部门都由魏忠贤的党羽来控制。
当时东厂的差役遍布全国各地，缉拿某些逃亡的“犯人”。一旦抓到，不问青红皂白，先是一顿毒打，就连皇亲国戚有时也会遭到东厂迫害。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李承恩，家中存放着公主赏赐给他的物品，魏忠贤就诬陷他偷盗皇帝使用的东西，居然判了他死刑。中书吴怀贤仅仅因为读了杨涟弹劾魏忠贤之文以后，表示出赞赏之意，而此事被家中仆人告发给东厂，魏忠贤就下令杀了吴怀贤，还抄了他的家。武将蒋应阳为熊廷弼鸣冤叫屈，立即被杀。至于在各县城街头巷尾，如有老百姓三五成群议论国事甚或涉及魏忠贤的，则极可能立即遭到逮捕，并被施以各种酷刑，如挖目、割舌，被酷刑至死者多得无法统计。
到了这时，朝廷内外大权已经全部落入魏忠贤之手。
崇祯帝即位后，深知魏忠贤的为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一贯不满。魏忠贤自知危在旦夕。这时，朝中大臣钱嘉徵上折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崇祯帝看后下令将魏忠贤逮捕入狱。在去凤阳的途中，魏忠贤已得到自己将被捕入狱的风声，便上吊自杀了。
夺门之变：明宦官曹吉祥谋反案
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石亨、王骥、张軏、杨善、宦官曹吉祥，以及徐有贞。其中，徐有贞为主谋。
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英宗在位时就颇得宠信。景帝即位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等人都被杀掉了，曹吉祥却逃过一劫，并很快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二，景帝在病不能临朝。群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立储。景帝本想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七临朝，哪知头昏眼花，于是决定派武清侯石亨代替祭祀。
石亨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退出后，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宦官曹吉祥，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石亨说：“景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英宗身上，拥立英宗复位。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建议找徐有贞商议。石亨和张軏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一齐向皇城进发。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顺利到达了南宫。
英宗朱祁镇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有人来杀自己，不禁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随即簇拥着英宗朱祁镇直奔大内。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英宗朱祁镇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守门的士兵不敢阻拦。于是，众人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敲响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天色微亮，众臣因为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但当众人走入奉天门后，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参拜。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夺门之变”。
史海拾遗：宦官乱政和外戚篡权的历史原因
回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宦官的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宦官们的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纵观历史，从汉代开始的十常侍，到清朝末年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大多数的朝代都出现过宦官干政、祸国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巧合发生的，还是其中另有玄机可寻？
纵观历史，只有宋代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探究其原因，整个宋朝社会，没有能完全掌有大权的文官或者武官。宋代的以文率武的政策，致使武官几乎不握兵权，而文官多为士大夫出身，以忠君报国为己任，因此野心者少之又少。再者，文官的朝政意见一旦相左，很快会形成各自的集团，互相争斗，由此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各自为政同时又相互制约，所以皇帝不用费心去培养一个亲信或者说是一个专用的奴才去替自己处理分化文臣武将的事情，这导致了宦官与朝政不相接触，所以也就减免了宦官乱政的机会。
其他朝代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宦官乱政的局面，是不是其政府结构与宋代截然相反呢？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各个官员手中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所有的官员虽然都服务于一个君主，但官员们在利益面前几乎都会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久而久之就会有人作出反举。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皇上总会把大权交给自家的亲属或是身边的亲信，这是重用宦官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使得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就是有些事情皇帝可以交给自己相信的大臣们去做；有些事情则不然，例如暗杀不服从自己的大臣，或者去监视朝廷里某个要臣，这些没有办法做在明面上的事情就要靠皇帝身边的亲信去做。宦官为皇帝做过此类的事情越多，皇帝自会越重用他，久而久之，当宦官不想再受控于人，想要独揽大权的时候，就会出现干政的局面。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屡禁不绝。
外戚干政事件尤以东汉为甚。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过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方才死亡，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多岁便早逝的情况，幼帝频繁出现，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对国家有贡献的功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底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刘秀自行设置了名为“台阁”的尚书台，将国家实权完全交由尚书台管理，由自己直接指挥。但是，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夭，幼帝登基，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了后宫、外戚的手里。
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招来的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长大之后，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宦官在帮助皇帝重夺皇权之后，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增长，俨然有超过外戚的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