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封建制度的特有产物，历朝历代，史不绝书。清朝是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曾编印的《清代文字狱档》中收录的文字狱案，血雨腥风，力透纸背。
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因深受文字狱之害的是古代文绅（知识分子），所以，文字狱也可以看做是惩治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用“深文周纳，吹毛求疵”形容文字狱不为过。文字狱不同于一般狱讼，它往往是先找出罪人，但又无法确切地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大则几十本的专门着作，文集、诗集；小则短文、诗词、断句或者言语。无论是自己做文章，还是传抄、誊录别人的，只要是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狱的罪人则被扣上“叛逆”的帽子，然而文字狱的案件大多却是冤案、假案和错案，罪名也是罗织成立的。
实际上，文字狱只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借此迫使全体臣民慑服皇权。
本章列举史上曾震动朝野的几大着名的文字狱案，或生动有趣，或啼笑皆非，或发人深省。看似满纸的荒唐言，实则一面是对昏聩的封建统治者的嘲讽，另一面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弱势地位和命运的同情。
焚书坑儒事件：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
焚书坑儒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
公元前231年，秦朝的群臣们都早早地聚在了咸阳宫中，神色紧张，他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大秦帝国国家体制的大问题。
其中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实行分封制，其重要政治基础是一些守旧的儒士；另一派则主张实行郡县制，主要由新势力组成的政治集团，代表人物是李斯。
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意思是陛下创下千古伟业，迂腐的人是不能理解的。今非昔比，天下一统，法令一出，莫不遵从。
嬴政说：“以卿之见，汝之奈何？”
李斯只说了一个字“焚”。
至于如何焚书，李斯说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关于坑儒其实是一个传说。秦始皇因迷恋长生不老术，大肆招募术士，于是术士的社会地位得到重视。大批江湖术士奔赴咸阳。但这些术士的仙丹方药并非神通广大，始皇帝勃然大怒，下令诛杀术士。于是坑杀的人从术士变成了儒士。“坑儒”由此而来。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故秦始皇主要坑杀乃方士、术士，并非儒生。
北宋乌台诗案：苏轼“语出不慎”蒙冤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令其大张旗鼓地变法，后来变法失利，政府开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谪，不料突然遭遇诬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那么，“乌台诗案”到底是因何而起的呢？
苏轼在奉调时，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他在表中写了“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发泄对新法的不满，于是苏轼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罪名。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新进们开始有预谋地整治苏轼，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苏轼罗织罪名。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始末。
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苏轼站在旧党一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属“敌对”状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轼遭到政治打击也存在必然性。苏轼性情豪放不羁，行文间常见讥讽与尖锐的言辞，也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乘机陷害。
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4个月零12天，司马光、苏辙等30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
洪武魏观案：“复宫开泾”是否心有异图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
魏观是湖北蒲圻人，读书人出身，后加入朱元璋的阵营，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魏观历任国子监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礼部主事等职，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明朝初期，魏观出任苏州知府。为政期间，他宽厚待人，“课绩为天下先”，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他的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政策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包括高启、王彝、王行等人。
洪武七年（1374年），苏州知府魏观进行了“濬河道”与“修府治”等事。苏州府衙曾在元末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占为皇宫，后来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姑苏战役中，府衙化为了荒墟。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就设置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魏观决定在张士诚府衙废墟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城中的湫溢（春秋吴国时修的水利工程），计划疏浚河道减轻水患。
苏州指挥使蔡本和魏观有隙，上书攻击魏观：“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而御史张度认为此举是在“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进而魏观被斩杀。
朱元璋将魏观案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而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诬告。其原因是，魏观已经六十多岁，而且跟从朱元璋多年，深受朱元璋的赏识，所以不可能起谋逆之心。苏州作为重镇，明朝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军队镇守。魏观作为知府，没有苏州卫的军权，不具备谋反的兵力。最重要的是，“复宫开泾”只是兴修水利，与谋反无干系。
有人称负责调查此案的御史张度向魏观索贿未果，就做出了不利于魏观的调查结果。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张度曾经索贿。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只弹劾了魏观“非时病民”的罪状。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存在。
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
实质表明，魏观案是朱元璋为排斥异己、巩固皇权而兴起的大狱。魏观浚河修府的举措，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于是，朱元璋借“魏观案”警告江南士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明初高启案：致命的《上梁文》
高启是明朝初期的文坛代表人物，出生于苏州。明朝建立后，高启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对明朝统一天下表达了欢欣之情：“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而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自然满心欢喜，于洪武二年（1369年）招揽高启参修《元史》。
高启的态度得到了明王朝的肯定，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
洪武三年（1370年）秋，朱元璋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而高启以“年少，难当大任”为由拒绝任命。朱元璋虽然没有十分勉强，但高启又说自己心力疲惫，提出解除本兼各职的请求。高启当众请辞让朱元璋顿时对他厌恶起来，但朱元璋想到高启是文坛领袖，对他的安置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忍住了发作的念头，便接受了高启的辞呈。
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对苏州等东南各地采取打击豪强、加重赋税的政策，对一些富豪和文人大加挞伐。高启虽反对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但也权小势微，无可奈何。高启只能将其情感诉诸笔端，曾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揭露宫廷内争风吃醋的丑闻。
在魏观“复宫开泾”的事件中，高启给苏州新府衙写了一篇《上梁文》。张度看过文章后回京向朱元璋报告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妥当，认为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
朱元璋本农民出身，听说后下令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在暗射大明朝的衰败。
《上梁文》这篇文章已经失传。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文章提到了苏州府衙“龙盘虎踞”。这四个字通常是用来形容南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朱元璋见此字句更是疑虑重重：苏州府衙原来是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夙敌张士诚的宫殿，用“龙盘虎踞”来形容显然是对自己的贬低。而苏州府衙又正处于魏观的修筑时期，“龙盘虎踞”是否另有其意？联想到高启之前的举动，朱元璋认定他有谋逆之心，要推翻新王朝，所以拒绝任职。
高启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有一句“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原意是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龙廷”“黄堂”等词用在府衙上就犯了“大忌”，而且高启还要魏观“广庇民众”，这让朱元璋又认为是与自己“争夺民心”。
于是，在众多的“造反证据”下，朱元璋一口咬定高启有意谋逆，将高启、王彝等人腰斩于市。高启当时只有39岁。
徐一夔《万寿贺表》案：好心致贺词反被杀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后，觉得文人也会借机讽刺自己，所以对臣子的言谈和奏章非常留意、反复揣摩，如果觉得某些文字是在讽刺自己，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大加杀戮。因此，当时有不少文人因荒谬的文字狱而惨遭冤狱。
朱元璋性情多疑，因此很忌讳别人提起他曾经的经历，比如给人放过牛、当过和尚以及后来的参加农民起义，他认为这些都是耻辱。
明朝初期，每当皇帝过生日、册封皇后和嗣立太子的时候，朝廷官员都要进献《贺表》以示祝贺。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替杭州知府写了一张《贺表》，其中有这样一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这世作则。”不料朱元璋读过后大怒：“这个穷酸的儒生敢用这样的话侮辱我！”大臣们看了《贺表》之后，也不明白哪句话得罪了朱元璋。
朱元璋拿起《贺表》指着说：“‘光’就是‘秃’，这是在骂我是个秃和尚。‘生’就是‘僧’，也是在讽刺我是个和尚。‘则’和‘贼’读起来音相近，是说我参加过农民起义，当过贼！这样的小人难道不该杀吗？”大臣们听了朱元璋的解释，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随后，朱元璋下旨，将徐一夔斩首。
庄廷龙《明史辑略》案：清初第一文字狱
庄廷龙《明史辑略》案是清顺治、康熙时重大的文字狱案之一。
清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龙购得明大学士、首辅朱国桢生前的部分明史稿后，请了一批江浙学者对尚未刊刻的《明史概·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史辑略》。编纂完成后，庄去世。其父庄允城为遂子遗愿，请闲居在家的原明礼部主事李令析作序后刊刻，于顺治十六年正式出售。《明史辑略》是以清美堂朱史氏的名义刊刻的，除作序者外，还包括 “参订者”18人。
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因未参与该书的编写工作，却被庄廷龙列于“参订者”表示不满，向学道胡尚衡提出控告。胡批示湖州府学查报。府学教授赵君宋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廷龙即以高价将已售出的四十多部《明史辑略》赎回，对书中一些忌讳处加以修改，重新刻印。又疏通关节，通过前任守道、时任通政司使的王永祚的关系，由湖州府将书分呈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三衙门备案。同时，庄廷龙重贿湖州知府陈永命，将书版劈毁置库。
前任归安县令吴之荣因贪赃获罪，赦免后闲居，得知此事后，在李廷枢的唆使下，向庄廷龙敲诈钱财，庄廷龙不理。吴之荣就将庄廷龙告发于镇浙将军柯奎。柯奎又将此事转告浙江巡抚朱昌祚。庄廷龙得知被告发的消息后，一面向有关官员行贿，一面请人向柯奎说情，事情才得以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