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鸿绎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人，家境殷实，他向同考官浦安“递条子”求助。虽然考卷达不到录取标准，但浦安还是向主考官柏葰作了推荐。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经过商议，决定将该卷打入副榜，定为备卷。副榜是正榜之外的名额，如果正榜内有不合格的考生，副榜可以替补。浦安见推荐的考生被打入副榜，觉得很没有颜面。正好柏葰的仆从靳祥奉主子之命来告知此事，于是，浦安便恳求他向柏葰提议一定要录取那份试卷。
靳祥向柏葰建言，说浦安推荐了一份试卷，最好能录取。思虑再三，柏葰同意撤下一张试卷换上罗鸿绎。榜示出来，罗鸿绎中了第238名举人。
被录取后，罗鸿绎给李鹤龄送了500两纹银作为“酬劳”，送10两银子给浦安、3两银子给浦安的侍从，呈给柏葰银16两、门包银6两。
如此乌烟瘴气的科场风气让咸丰帝十分愤怒，于是下旨严惩不贷。刑部将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逮捕，革去罗鸿绎的举人身份，撤去李鹤龄的兵部主事、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之职。
而主考官柏葰是一品大员，如何处置应由刑部提议，最后由皇上决定。刑部此时却很是为难，毕竟柏葰是宰相。咸丰帝也曾表示过“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欲曲待之”，意思是可以从宽处置。
负责审讯此案的会审团成员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四位大臣经过商议，将审理此次科场舞弊案的情况上奏朝廷，拟处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斩立决。咸丰帝又向绵愉、彭蕴章、肃顺、赵光、文祥等亲王和大臣询问处斩柏葰的意见。
肃顺说：“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见此，再也无法姑息柏葰，最后下旨：“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最后，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四人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
科场尴尬：鲁迅爷爷“为子通关”行贿案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丁卯年（1867年）的举人。在同治十年（1871年）的辛未科会试中中了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读书至秀才。当时的清朝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想疏通官员，让周用吉取中举人。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如璋出任江南乡试主考官。绍兴城内阁中书周福清派人前来拜托殷如璋，为长子周用吉“打通关节”。周福清在北京做官多年，和殷如璋相识，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派下人送过去。
周家下人拿着信来到主考官殷如璋处，正好有苏州地方官拜访。周家下人也不看时机，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如璋。殷某接到信和银票，明白其中的用意，但因苏州地方官在场，也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殷如璋看了看银票，便把它装进了口袋。
周家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也没有回信，就大骂殷如璋“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百姓围观。殷如璋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如璋随手拿出周福清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福清行贿乡试主考一事被告发，案子很快就上报朝廷。光绪皇帝见竟然有官员公然行贿，将周福清判了个“斩监候”。
周家听说消息后，发动周福清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疏通官场。时任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对周福清的遭遇很同情，就免了他的死刑。周福清在杭州的监狱里待了八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于狱中。
主考官段如璋则受到降级的处分，周用吉被革去秀才功名，贬为庶民。
名额私定：翁彦枢“中举”
《玉泉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州人翁彦枢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僧人经常出入于礼部侍郎裴坦门下，裴侍郎因其年老，对他很是优待，任他在府中自由来往。这一年，裴坦主持进士考试，他的两个儿子裴勋、裴质整天私自在家中商量应该录取谁。由于僧人经常出入，来后总是手持佛珠，闭目诵经，不问世事，两人也不戒备。因此，僧人对他们商量的结果很清楚。
有一天，翁彦枢来拜访僧人，僧人问他希望考中第几名，翁彦枢只道是僧人和自己开玩笑，就漫不经心地说，考中第八名就够了。随后，僧人就来到裴侍郎家，裴勋、裴质正在那里商量录取进士的事。僧人故作生气的样子，指责他们说：是裴侍郎主持考试，还是你们二人主持考试呢？现在全由你们二人决定录取，再说你们准备录取的，都是权豪人家的子弟，没有一个平民士子，这怎么行呢！僧人说着，就把他们二人平时私下商量的录取名单一一说出。二人大惊，想用金钱堵住僧人的嘴。僧人说：我老了，要金钱干什么？只是我的同乡翁彦枢，这次一定要进士及第。二人想把翁彦枢列入丙科，僧人说非第八名不可。二人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这年，翁彦枢果然中了第八名进士。
史海拾遗：古代选材荐贤的标准与科举进身“潜规则”
读书做官，步入仕途，身居高官显爵，以获取功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年寒窗苦读儒经，以求荣达，乃是文人最基本的选择。有的人从幼童入庠，皓首穷经，仍是一介布衣也无怨无悔。一朝登第，便如跃入龙门身价百倍；一旦落第，就连亲属也会鄙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读书求仕进，是一般文人的最佳选择，父劝其子，兄劝其弟，妻劝其夫。宋真宗写有一首《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把读书的好处说得十分精彩动人。但是仕途路窄，能考中进士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文人都是名落孙山。因此，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获得功名，除了“读书破万卷”，还需要通过“十年寒窗”以外的各种努力。
汉代的主要取士制度是察举制。察举制至汉武帝时逐渐完备起来。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诏举贤良方正。在应诏的一百多人里，董仲舒对当时的取士用人制度提出批评，他提出：选官主要考查人的才能，而不是以门第资格取人。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不计家资，不问出身，打破封闭式的选才小圈子。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诏告天下实行察举制度。为了进一步完善察举制，汉武帝又推行举孝廉、茂才的选贤方式，使察举制度逐步完善起来。此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逐渐将这个制度完善起来。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大行于后世各封建王朝，直到清末才告终结。科举取士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门阀士族、乡里豪强把持的以“九品中正”取人的方法比较，显得更为合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制度能够定期遴选一批具备一定素质的新人充实官吏队伍，又向广大士子提供了一条通过竞争考试登上仕途的路，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对不能依靠先世余荫跻身统治集团的普通士子来讲，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就能迅速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一般社会舆论也把由科举入仕的官员看做是正途出身。
清代科举考试分院试、乡试、会殿试三级。县府试通过后经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院试，取中者为府县学生员，俗称秀才。生员每年由学政考试一次，称为岁考，成绩合格者可以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主考、副主考由朝廷选派，录取后称举人，其第一名称解元。举人经复试后，去京城参加第二级考试——会试，主考官由阁部大臣多人充任，取中者为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最后一场是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考试——殿试，考中者为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从此官服加身，步入仕途。
古代的科举制看上去公平合理，但每一次的科举考试淘汰率极高，应试者众，录取者寡。尽管历代王朝不惮其烦地立制度、定场规，以标榜和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但考试中的舞弊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唐朝科举制由于没有采取“糊名”制度，为一些考生走后门、行贿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出现了“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也就是说，每科的考生往往在正式考试之前，录取的名次已经被私定，而考试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明清两代科场舞弊更加泛滥。其形式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考生本人作弊，如挟带书籍或文字，雇人代考，口相授受，传递纸条等等；另一类是考生采用“通关节”的方式直接获得名次。考生贿赂考官，让考官预先泄露试题，或保留录取名额。明清时科举考试沿袭宋代礼部省试的“糊名制”，由官方雇用的抄手重新誊录，考官阅卷只看誊录的副本，既不知姓名，又无法辨认笔迹，只有约定暗号，才能保证取中，这称为通关节。为求科举取中，自知不能凭自己的才学博取科名的富人往往不惜金银大加行贿，而供职于京中衙门的一些正途出身的官员被皇上点名为主考官、副考官，也无不盼望考生的“酬金”，大多能满载而归、大饱宦囊。
科场作弊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和查处，考生被当场逐出，取消考试资格；考官斥革原有功名，或降职，或流放，情节严重的还会被枷号示众，被捕入狱，酿成大案。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历代有识之士皆认为贤才是治国之本，君主得贤才，则国无不安，名无不显；失去贤才，则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得到贤士的国家便能昌盛，失掉贤士的国家便要灭亡。所以，王安石在《兴贤》中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
贤人的举荐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历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荐贤”方式，使胸怀韬略、才智过人的贤才不被疏漏；地位卑微、怀才不遇的志士不被埋没。自荐之法虽古已有之，而武则天把它正式作为一种选人制度，疏通了选拔人才的渠道，使一些贤能之士有表现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武则天首创的“自举”，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成功谋略。
历代的贤相、仁人志士对“荐贤”的重要性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把“举贤才”看成是同“先有司，赦小过”并列的三大职责之一。孟子则把它提到“不举贤亡”的高度，并用“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的历史进行论证。宋王安石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危以辱。”
对如何选拔、举荐人才，古代先哲们也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谋略。根据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德才兼备”是举荐人才的标准。
明帝朱元璋爱才、惜才。朱元璋认识到儒士对他取得天下、治理天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从有限的财力中拨出专款，为儒士建造礼贤馆以示尊崇。朱元璋尊重人才的态度，吸引了大批儒士，从而共同辅佐成就大业。
古人提倡明主贤臣礼贤下士，“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可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是得到人才拥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当然，端正了用人思想，还必须有正确的人才实践。两者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古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首脑人物和有识之士，十分讲究用人策略。曾先后提出的“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等精辟而富有哲理的人才思想和方略，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理论和借鉴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