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大多用官衔的大小来衡量。高官大贵，小官小贵，无官职的则被视为低贱，这也成为古代的读书人一心求取功名，把做官作为最终目的的重要原因。对于那些求取功名利禄的文人谋臣来说，做官就拥有了一切。而通往仕途的常规之路，就是每年令人瞩目的科举考试。
本章揭晓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种种趣闻、科考案背后的秘密。考官徇私舞弊，考生作弊成风，令人眼红的状元帽究竟好戴不好戴，金榜题名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科举潜规则？一桩桩的科举舞弊案妙趣横生，又耐人寻味。
明代南北举子争科榜案：考官“按地域优先录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决心恢复宋元时期的科举取士的制度。由于明初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南北举子争科考的事件。
公元1397年会试，主副考官刘三吾、白信蹈从全国几百名举人中，点出52名贡生，其中以宋琮为贡生第一，上报给了皇帝。皇帝过目后，会试发榜。贡院的负责官员将贡生的名单的抄在皇榜上，张贴在贡院门口。皇榜刚一贴出，立即群情哗然。皇榜上的北方举子全部落选，从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后一名的刘子信，全都是江南考生。在接下来的殿试中，又是福建闽县的陈某夺得了状元，这势必引起了北方举子的不满。
北方举子认为，来自南方的刘三吾和白信蹈等是有意压制北方举子的。这一说法赢得了大多数北方举子的响应，顿时群情激愤。于是，北方举子们纷纷用泥土石块朝皇榜砸去，随后召集了一批同样有不满情绪的落第学生向礼部走去。礼部得知主副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私取同乡的奏报后，纷纷派请锦衣卫来镇压学子的游行队伍。
事态越来越大。北方考生再次举行游行示威队伍，并且书写了大量的字帖张贴满了南京的街头小巷。礼部见局势发展难以控制，便上报朱元璋。朱元璋非常震惊，决定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而刘三吾解释说：“连年的战争对北方的文化摧残极大，这些年来北方举子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成绩相差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
朱元璋本要加强北方边境的防守力量，培养一批北方学子，而对南方地主知识分子心存不满，这次的科考又全部是南方举子中试，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快。于是，朱元璋下令韩林院张信主持会试复查。复查之后，张信禀报皇帝：“南北考生成绩的确相差悬殊，最后一名的刘子信也比北方的优秀考生高出许多。北方举子的试卷仅列第53名。”朱元璋听后仍不相信，以为他是故意拿成绩差的考生来狡辩，又命令刑部对刘三吾、白信蹈和张信三人严加审问。
刚开始，三人拒不承认。刑部只好用大拷刑讯逼供的方法，将其三人的家眷全部打入大牢，这才查出了这一徇私舞弊科考案。
朱元璋明知是冤案，但为了平息北方学子的激愤，就称刘三吾、白信蹈是蓝党，张信是胡党，有谋逆之心。刘三吾被流放充军，而张信、白信蹈则被凌迟处死。而这一次所有录取的举子也全部取消资格，当科状元按行贿罪被判处死刑。
同年的五月，由朱元璋亲自阅卷，从北方考生中点出61名进士，第一名为韩克忠，第二名为任伯安。此后，明朝科举一律分南北榜取士。至此，明朝的南北榜公案了结。
徐经、唐寅科考案：贿赂买考题，自古已有之
明代中期最大的科考案，即弘治十二年（1499年）江阴徐经与苏州唐寅的所谓泄漏会试试题案，是一起因官场斗争而进行诬陷所造成的冤案。
徐经（1473—1507），字直夫，是徐霞客的高祖，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徐颐在英宗时，因善书法而入中书科为中书舍人；叔祖徐泰，以江阴县秀才入选京师国子监深造，景泰七年（1463年）秋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高中为解元。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应天乡试中经魁（前五名）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后返乡。徐经在父、祖的影响下，为了继承父、祖的金榜题名遗志，在弘治八年（1495年）22岁时，应天乡试得中第41名举人。
唐寅（1470—1523），字伯虎。16岁时，由老师举荐进入府试考场，得中苏州秀才，一时誉满江南。弘治十一年，唐寅以超群的才气在南京的乡试中一举夺魁，深受主考梁储的赞赏。
弘治十二年，京城会试。各省的举人都可应考，考中者称为贡士，经殿试即可赐出身为进士金榜题名。徐经怀着对功名的热望，邀请唐寅同船共赴北京参加会试。
此科的两位主考官，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程敏政。
唐寅前一年乡试夺魁后，早已名播江南，延誉京都，担任江南乡试主考的梁储回京后，曾拿唐寅的文章给程敏政看，“敏政亦奇之”。唐寅、徐经抵达京城后，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程敏政是徐经乡试中举时的主考官，这次又和李东阳一起任此次会试的主考官。结果受到众举子的猜忌和唐寅同乡、学友都元敬的中伤。
会试按例举行三场考试，不料入试两场刚毕，流言飞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弘治帝震怒诏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徐经、唐寅即以科场舞弊的嫌疑犯关进监狱，严刑拷问。
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明明是诬告。几番拷审，毫无所获。最后，一场大狱竟以“查无实据”“各打五十大板”草草结案。主考、礼部右侍郎程敏政被免官；诬告人给事中华昶降职；徐经、唐寅则以进京时曾拜会主考程敏政而被革除举人资格，不准再参加此后的科举考试，唐寅被发落为浙江藩府小吏。
程敏政出狱后，因忧愤发痈死。《明史·程敏政传》中否定程敏政有“鬻题”之说，并透露“或言敏政之狱”，系他的同事礼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傅瀚欲夺其位（指主考官），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江阴明清志书和《梧塍徐氏宗谱》都没有记载徐经的科场案，清代邑人顾心求手辑的《江上诗钞》收录徐经诗时，在所附作者小传中注明“宏治乙卯举人，已未再试礼闱，为飞语所中，廷勘罢归……经与唐寅以才名相引重，为都穆所忌，中伤之”。道出了科场案的真相。
顺天丁酉科场案：暗中操作震惊全国
顺治丁酉年（顺治十四年），正值顺天乡试。顺天即北京，是京师所在地，顺天、直隶（今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这一年北闱的正副主考是太子庶子曹本荣、太子中允宋之绳。除正副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又称房官，负责分房阅卷。
顺天乡试因在北京举行，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由于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先要经过同考官筛选，而经同考官看中并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的，十之七八会被录取。从明末开始，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确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有人竭力钻营，以谋一席。据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记载：“各分房之所私许，两座师（指正副主考）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嘱，如麻如粟……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京师消息灵通，参加顺天乡试的国子监监生中又多为贵宦子弟，许多人能预知本科将由哪些人担任同考官，或以势求，或以行贿。
丁酉北闱同考官有大理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国子博士蔡元禧等人。这一科考生有5700多人，中额限定为206名，录取比例为28 ∶ 1。如果考生中父兄为高官、家内殷实者，“自以为唾手折桂”，所以行贿的现象在当时并不为怪。由于录取名额有限，贿赂者人数过多，闱中考官推敲得失，各同考官为了搜求“走关系”者的试卷，相互翻查。向李振邺一人贿赂的就有25人。因一时难以全部寻获，李振邺竟让亲随书童拿着写有暗号的纸条去各房查对。
榜发以后，落第士子愤愤不平。有人写了匿名传单，到处张贴，揭露内幕。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为了压住舆论势头，就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考官居间说合。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因未能谋得同考官的位置，心怀不满，趁机上疏皇上。清世祖大怒，传旨严缉所有人犯到案，由吏部、都察院满汉大臣会审。满大臣当时还不懂关节，吏部汉尚书王永吉给他们解释，不料随即审出李振邺所接受贿赂的人中第二名就是他的亲侄子王树德。
经过反复刑讯，结果奉旨将纳贿的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行贿得中的新科举人田耜、贺鸣郊、邬作霖等人立即处斩，而接受赃银的陆贻吉也被腰斩处死。有行贿情节的王树德等人从宽免死，流放尚阳堡。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虽未受贿，但失察渎职，受到降级处分。
清世祖怀疑新中举人通过行贿侥幸登第的还有不少人，就命令吏部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于是地方官把本地的新举人又监送到京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只黜落了文理不通的士人，大部分的举人身份得到认可。顺天科场案从案发到结案长达半年，其处分之重、牵连之广震惊全国。
江南丁酉科场案：纨绔子弟金榜题名
与顺天丁酉科场案并列为清代科场重案的还有江南丁酉科场案。
江南是顺治初年新设的行省，省会江宁（今南京），设有国子监。江南文风之盛是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上江（今安徽省）、下江（今江苏省）的士子都参加江南乡试，称为南闱。
丁酉南闱正副主考为翰林院侍讲方猷、侍读钱开宗。发榜后因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苏州、常州的落第士子不服，就在两主考北归的途中随舟唾骂，甚至投掷砖瓦。有人甚至撰写一词加以讽刺当时的科考腐败：“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孔子的弟子），原是货殖家风。”名士尤侗高才不第，编了一部《钧天乐》传奇，揭露考官纳贿的情状。
清世祖听到传闻，正好又有言官举劾江南乡试的舞弊之风，于是又兴大狱。一年后定案，正副主考及其他同考官全处死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有行贿嫌疑的举子方章钺等8人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
而这一科取中的举人统统被押解至京复试。时值隆冬，考生僵立在冰雪中，限时交卷，每人由两名护军持刀监视。复试结果，黜落14名，罚停会试两科24名。吴江才子吴兆骞本无行贿情节，纵有真才实学也未能完卷，被认为贿中是实，受重刑。《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
顺治年间南北二闱科场案，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肃清场规，整顿陋风，实质上是借此巩固政权。士人通过科举之道求取仕途功名，然而每次及第者寥寥，名落孙山者居多。那些连科赴考、连科不中的人满怀怨气，对新获科第的举人进士在歆羡之余，不无忌恨。所以，清世祖以科第为诱饵，目的是扩大新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处理科场案时，一反晚明因循姑息的旧例，使许多无钱无势的贫寒之士大为称快，加强了对新朝的向心力，而少数得中、免祸的人经皇帝亲自复试，更以此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