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忠臣于谦：忠贞反为祸根苗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由于蒙古瓦拉部侵犯大明江山，英宗采纳宦官王振的建议亲自抵抗外族的侵犯，由于组织不周且前线指挥由宦官独断，导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这时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后来明英宗时期，各地政局产生了一些动荡，也都被于谦平定。
景泰八年，将军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宫廷政变，于谦被逮捕。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罪至当诛。石亨曾是于谦的部下，经于谦提拔才至将军位，在京师保卫战中也曾立过战功，但是此人经常藐视大明律多行不义，于谦就参劾他，由此对于谦恨之入骨。徐有贞在京师保卫战后被罢免官职，后来让于谦替自己向景泰求情，景泰对徐极为反感，复官不成，这笔仇怨也记在了于谦头上。
当石亨等人力主要杀于谦的时候，明英宗“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力主要杀于谦的人就把当年其“社稷为重，君为轻”，不顾英宗死活的主张告诉了英宗，还强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才痛下决心杀了于谦。
据史料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还有人不顾个人生死收敛于谦的遗骸。
成化初年，于谦的儿子被赦免，他上疏为父申冤，这才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和赐祭，皇帝的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忌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
明代首辅张居正：功亏一篑酿悲剧
有人说，倘若张居正早生几百年，再碰上明主，相信华夏在他的改革之下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明史》当中记载的张居正是这样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明朝中期，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修仙炼道，不理朝政，将社稷大业教给了奸相严嵩打理。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听任群臣争议。每每有人重振朝纲，诸如首辅徐阶、高拱等人，却都难以奏效。
张居正继任首辅后，决定实施改革，重振明朝。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就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朝形势好转。
面对幼主万历皇帝，张居正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方面教导幼帝，另一方面把持着朝政。明初皇权过分集中的局面再次打破，张居正令相权再次分离出来。
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问题，他倚重抗倭名将戚继光解决了沿海倭寇，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说服鞑靼称臣。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
对于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的问题，张居正认为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的标准。一时间，全国各地官员因无法缴纳赋税而遭到降职处分。由此官员们再也不敢贪污受贿。
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不管张居正的改革多么成功，但他始终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改革虽然可以清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可是却树立了大地主阶级这个强敌。而财政收入的提高，致使官僚豪强大地主更加盘剥百姓。
张居正死后，神宗万历皇帝废除新政，国家朝政急遽败落，危机故态复萌。不仅统治机构自行解体，各种社会矛盾交错而起，而且国家库藏被耗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荡不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成果轻易地被破坏了，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而对于张居正本人，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
王大臣闯宫案：真假预谋连环谜
明神宗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1573年2月20日），年仅10岁的神宗皇帝走到乾清门时，一名宦官打扮的男子慌慌张张地走过，神宗身边的人将其拿获，在他的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随后将其移送东厂审讯。经初步审问，得知此人名叫王大臣，以前是别人家的仆役，现在没有雇主。案件发生后，除了对王大臣严加审讯外，朝廷也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案件发生后第三天，首辅张居正上疏要求追查王大臣前来犯驾的主使之人。从这时起，很多人开始谣传，本案是张居正与司礼监首领太监冯保联合置前任首辅高拱于死地的一种谋划。随着这种谣言从普通官员扩展到朝中大臣，张居正又迅速采取办法，于案发34天后将王大臣斩首结案，其他人均未波及。
虽然这种猜测有很多记述，但是张居正究竟是否参与了此次案件的谋划，一直都是疑案。1999年，韦庆远先生的着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出版，对这个疑案作了定论，称“是由冯保主谋，在张居正知情，并在一定程度内参与下炮制而成的假案”。
但《万历起居注》中记载：“是日早，乘舆出乾清门，有男子伪着内使巾服，由西阶下直趋而前，为守者所执，索其衣中，得刀剑各一，具缚两腋下，诘之，但道其姓名为王大臣，系直隶常州武进县人，余无所言。司礼监太监冯保奏状，奉旨：‘王大臣送东厂究问，还差的当办事校卫着实缉访来说。’”可见，从王大臣身上搜出刀剑系当时之事，下东厂究问在其后。则冯保没有时间将刀剑缚于王大臣身上，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决定以此谋害高拱，更没有时间与张居正商量后，再“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故此，冯保“置刃其袖”以诬陷高拱之说与《明史·冯保传》所载之说皆系推测之词，与实际情形颇不相合。
此外，王大臣挟刃犯驾，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面对有人挟刃惊吓了年仅10岁的皇帝这一突发性事件，想得严重些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在戒备松弛的情况下，出现突发性事件只能让人立即追查此次事件之原因。张居正的做法实在难与配合冯保联系起来。
通览《国榷》《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的有关章节可发现，对于王大臣一案的记述也都情节离奇，难有定论。
史海拾遗：为什么古代朝臣多“兔死狗烹”的命运
自古帝王欲坐稳王位，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不得已为之，必然会除权臣或功臣而后快。尽管许多帝王明知道因做尽“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会遭受千古的唾骂，却依然为之，原因究竟为何呢？
臣子功高盖主让帝王胆战心惊，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刘邦立国前后，张良、萧何和韩信毋庸置疑是最有功劳的人，若论智谋，张良、萧何无人可及，若论军功韩信当遥遥领先。因此，刘邦便封韩信为楚王，赐其县邑，任其手握重兵。但韩信招摇自大的行为，招来刘邦的猜忌。于是，刘邦假借出行巡狩的机会，暗中将陪同的韩信俘虏，将其软禁。倘若此时韩信能安守本分当个淮阴侯，说不定可得善终。后韩信联合巨鹿郡郡守陈豨造反，被吕后识破阴谋，诱而击杀。
淮阴侯的谋士蒯通临死前对“主子”的评价最中肯：“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勾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有机会作为时不作为，该安守本分时不本分，韩信死就死在了自己的愚蠢上。
“走狗烹”的第二个原因，便是功臣盲目自大，皇帝不得不弃之。唐代的尉迟敬德性格耿直，别人碍于李世民的原因不敢得罪他。李世民看在眼里，心中有数，于是故意在尉迟敬德面前讲了韩信的故事。尉迟敬德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暗暗冒了冷汗，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以避开朝廷的锋芒。
“走狗烹”的事件犹以明代初年为甚。朱元璋是所有帝王当中最多疑、最好杀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几乎所有助他建立大明国根基的臣子都被他尽数除去。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熟谙进退的刘基，也被朱元璋冷遇，最后病死榻上。
千百年来，多少臣子未能参透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只好沦为刀下亡魂。范蠡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出“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番良言预示，功成身退才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