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列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其为“明主”，以消除高宗的疑虑。许敬宗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日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在许敬宗的一再劝说下，高宗没有召见长孙无忌，即下诏削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不过，高宗仍念舅甥之情，念长孙无忌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长孙无忌的家族也受到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陆续被诛或被贬，无一幸免。
不久之后，唐高宗又命司空李世绩、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然后上疏高宗，说长孙无忌罪状属实。于是，高宗又下诏赐死韩瑗、柳爽等人。至此，关陇集团彻底覆灭。
明朝宰相胡惟庸：位高权重祸及九族
朱元璋为何大张旗鼓地制造胡惟庸案，至今以来都是一个谜。
明王朝建立伊始，太祖朱元璋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的多疑令他唯恐有谋臣造反，只有皇权完整地独立控制整个国家生杀之事，才能保证明王朝的千秋万代。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明朝将相不在少数，其中宰相胡惟庸算是最大的牺牲品。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勾结，意在弑君，结果事情败露。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不管是哪种材料，都是疑点重重，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胡惟庸谋反一事，在皇帝那里就是事实，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例不同，相权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而政府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从明朝中后期的事情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祖宗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的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难以保证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明朝谋士刘伯温：功高震主把命丧
刘基，号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朱元璋夺天下、建明朝的第一谋士。然而，明朝开国后，刘伯温只得了个次一等的伯爵封号，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伯温最终的命丧黄泉，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刘伯温料事如神，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都想到了。朱元璋又岂有如此宽广的胸襟，容得下此等能人长期留在身边？更何况刘伯温的那些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策，用在阴谋政变的风起云涌中必有一番作为。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忌，不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箴言。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一职的问题找刘伯温谈话，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刘伯温并非等闲之辈，但最终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刘伯温说道：“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
此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与刘伯温的关系变得特别微妙，始终是个难解之谜。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或许是后人的误读，总之，它被看成了刘伯温的催命符，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
至于刘伯温的死因，同样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生病在家，朱元璋派胡惟庸前往探视，还给他送了补药。刘伯温吃过补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不久之后病逝。刘伯温与胡惟庸当时早已是死对头，朱元璋眼看着两虎相争而不动声色，尽显帝王权谋。虽然“下毒谋害刘伯温”也是后来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以胡惟庸当时的权势和处境，实难如此嚣张跋扈，这不得不让人猜想，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许，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借他人之手，除心头大患。
嘉靖名臣海瑞：直言进谏惹狱灾
历代王朝，多的是直言进谏之忠臣良将，为何独海瑞上疏而名声大噪？不得不从嘉靖皇帝的独断专横说起。
嘉靖皇帝朱厚璁即位后，想追封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帝，却遭到群臣的反对。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带领200余名朝臣冒死进谏，嘉靖皇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令侍卫将群臣逮捕，施以廷杖之刑。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任户部主事。他对嘉靖时期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深感忧虑。眼看国力日衰，不得不冒死向皇帝呈上《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大兴土木，竭尽民脂民膏；不视朝政，以至法纪废弛；听信道士妖言，不与皇子们相见，以致父子之情淡薄；在西苑深居不回宫城，导致夫妇之情淡漠。正是这些荒唐的举止，导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直面上疏后，海瑞自己也预计到难逃一死，事先安排好了后事。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
虽然嘉靖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命随侍的宦官“趣执之，无使得遁”，然而当拿起奏疏反复阅读后，最终只将海瑞关押入狱，并未执行死决。
对于嘉靖皇帝没有立斩海瑞的原因，后人作出了不少推测。一说海瑞官职虽小，却有清正刚直之名。其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救济黎民，有“海青天”之称，深得百姓尊敬与爱戴。若杀海瑞，则天下震动。二说嘉靖皇帝欣赏海瑞，认为可以“以作治贪之利器”。三说嘉靖为向天下人展示其虚怀纳谏、宽宏大量的帝王气量，故放海瑞一条生路。
当然，也有人从《治安疏》中寻找答案。海瑞上疏，将嘉靖皇帝比为汉文帝，言“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在此前提下，才开始列举当今朝政之弊端，并将弊端之源归于“陛下误举之，而诸侯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谄之甚也”。奏疏的结尾，海瑞又将嘉靖皇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只要“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则“天下何忧不治”？这正是海瑞的过人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海瑞入狱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驾崩，新君即位后便下诏释放海瑞。
嘉靖名臣夏言：锋芒毕露下场悲
夏言是明朝嘉靖时的名臣，他四次入阁为首辅大臣，权重一时，名震天下。夏言的下场却是可悲的，最后被处以极刑，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如此人生巨变，探根溯源，不能不归结到夏言的刚直上。
夏言学问高，本事大，唯其如此，皇上不得不借重他。夏言自恃才高，刚直得近于傲慢，皇上他也敢反驳，皇上屡有不快，只是引而未发。
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要借此扳倒夏言，自己登上首辅之位。一次，嘉靖皇帝因迷信道教，制作了一批道士似的服装分赐大臣，要他们穿着上朝。夏言以有伤国体之故，不肯听命。严嵩看出嘉靖皇帝为此内心恼怒，便借机进谗道：“夏言目无皇上，当众抗命。他每以忠正自居，如此不敬皇上，其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嘉靖深以为然，自此疏远了夏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嘉靖面前表现得极为恭顺，凡事无不赞成，即使明知皇上有误，他也一味拥护，遭人讥笑也不在话下。长此以往，嘉靖皇帝对严嵩的好感日增，最后让他入阁拜相，成了一名重臣。
夏言先后三次被免去首辅大臣之职，第四次入阁为首辅时，他的一位好友来到他的府上，却是连声叹息，不住地摇头。夏言心中有异，问其缘故，他的好友便说道：“大人三去相位，可知是为什么吗？”
夏言乃道：“皇上见异，乃是小人作祟。如今皇恩逾隆，足见皇上的英明。”
其友却道：“大人刚直，天下尽知。皇上容你三次，还会容你下次吗？小人陷你三次，还会收手不为吗？望大人引以为戒，否则祸不可测了。”
夏言凛然道：“大丈夫为国尽忠，岂能藏头缩尾、违心行事？我心无私，皇上自能体察，祸从何来？”夏言依然故我，嘉靖皇帝愈加厌恶于他。后因在收复蒙古人占领的河套地区一事上，夏言又出言犯上，和嘉靖皇帝有了争执，加上严嵩在旁进谗，嘉靖皇帝终于动了杀机，将他定了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