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谋臣文种：功成不退遭赐死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持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恩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范蠡击鼓传令，大张声势。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悔恨交加，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拔剑自刎。
勾践兴越灭吴，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
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范蠡久随勾践，对勾践的为人很了解。在范蠡看来，勾践身处逆境，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自然不愿意封赏功臣。因此，范蠡决心辞官隐退。
范蠡在决意隐退避祸的时候，没有忘记老朋友文种。范蠡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否则难免会被越王杀掉。然而，文种对范蠡的劝谏却不以为然。范蠡隐退之后，又写了一封书信告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虽然心有所动，但迟迟没有采取隐退的行动。
后来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日益骄横，君臣离心，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大臣都日渐疏远了。又过了一段时日，勾践终于凶相毕露，对文种说：“你有阴谋兵法，足以倾敌取国。你献九术之策，今我用其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你处，愿你有幸带着余术去见我的先人于地下，跟他们去谋算吴国人吧！”随即赐文种一把剑命他自杀，文种伏剑而死。
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做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条政治规律。越王功臣文种不明其理，最终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国宰相商鞅：变法难行车裂死
商鞅本姓公孙，是战国时期卫国的庶出公子，本打算在当时已具备实力争雄天下的魏国大展拳脚，可惜虽得主公赏识，却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之后听闻秦国孝公欲召集天下谋士赴秦共商国策，遂前往。商鞅靠着急功近利的王霸之术，终得孝公赏识，委以重任，革新变法。严苛的变法严重冲击了权贵们的特权利益，反对之声四起，怨恨之言四溢。然而，在孝公的大力支持和商鞅的努力下，新法得以实行，经十余载持之以恒，秦国的实力日益壮大。
但力行变法的商鞅，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一个对国有功的宰相，为何死得如此凄惨？
其实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就已注定了他的悲惨下场。提倡变法难免得罪权贵之人，加之商鞅刚直不阿、严苛执法，甚至到了刻薄寡恩的地步，就连太子犯法也不可饶恕。虽然由于孝公的干预而最终没能惩处太子，但商鞅仍坚持将太子的老师与管家治罪。由此，商鞅与一干受惩处之人积下宿怨，恨之入骨之人多不胜数。商鞅一心只为推行新法、强国安民，万没有想到新君即位后自己将如何立足于秦国。他自然也不会想到，新君即位之日便是他大难临头之时。
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商鞅成为宰相后，自恃功高一筹，大谈自己的功绩，四处招摇，更曾出现不备齐排场就不出行的情况。隐者赵良曾劝其收敛，切忌急功近利。而商鞅根本不将赵良的规劝放在眼里，甚至将自己与当年辅助秦穆公称霸的五羖大夫相比，认为自己的功劳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鞅自大到如此地步，加之变法期间四面树敌，实在难逃一死。可是，商鞅始终看不透官场黑暗。当孝公离世后，商鞅就自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屏障。
积怨难消：嬴政怒杀吕不韦
秦庄襄王死后，13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嬴政年少，朝政大权完全落在太后赵姬和丞相吕不韦手中，他们同宦官嫪毐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专权弄国，根本不把嬴政放在眼里。
嬴政自然对吕不韦这种贪得无厌的私欲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怨恨。
公元前238年，嬴政22岁，在旧都雍城举行了加冕典礼，从此可以亲自处理朝政。吕不韦深知其中很不利的态势，他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利用嬴政不在咸阳的机会，怂恿嫪毐发动叛乱。嬴政听到嫪毐叛乱，决定将计就计，命令吕不韦带兵去平定叛乱。吕不韦虽然知道这是秦王要他们两败俱伤，但又没有理由拒绝接受命令，只好带兵前往。谁料叛军不堪一击，咸阳一战，叛军便被杀了数百人，余者四散奔逃。没过几天，嫪毐便被抓住押解到咸阳，并且施以车裂之刑，嫪毐的父族、母族和妻族也同受株连。
嬴政知道嫪毐的叛乱与吕不韦有关，便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待查清事实后，嬴政本想杀了吕不韦，但念他扶助父亲和自己登上王位有功，有了恻隐之心，就只罢免了他丞相职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可吕不韦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表面上在洛阳闲居，实际上仍然同六国诸侯保持着密切联系，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东山再起。嬴政听说后勃然大怒，把吕不韦迁到了蜀郡，随即赐毒酒便让吕不韦自尽了。
枉杀画师毛延寿：丑画昭君谁之过
昭君出塞的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无奈与冤屈？毛延寿因画丑昭君被杀，恐怕要数其一。
东晋的杂书《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昭君出塞的故事。众人皆知汉元帝后宫美女众多，需要依靠画师为其画像，以便汉元帝能从中挑选相貌出众之人。为了能够早日得宠，后宫众人都争相贿赂画师，希望画师能把自己画得更美，而唯独昭君不愿贿赂画师，于是被画师丑化，无缘得见龙颜。后来匈奴单于入朝，请求和亲，皇帝便按画像选人，便选中了样貌不佳的昭君。等到皇帝召见她时，才发现她样貌出众、知书识礼。皇帝懊悔不已，但又不能失信于匈奴，于是迁怒于画师并下令杀之。
《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画师并不止毛延寿一人，还有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人，均在同一天被杀。至于丑化昭君的画师是谁，书中并未交代。而自此画丑昭君的罪名就落到了毛延寿的头上。
历史上不乏为毛延寿喊冤之人，如宋代着名诗人的王安石，他在《明妃曲》中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在他看来，毛延寿并不是故意将昭君画丑，而是因为人的神韵仪态本来就很难用画像的形式准确地表现出来，难怪毛延寿笔下的昭君与真人不符。
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关于昭君出塞也有详尽记载，更显“毛延寿画丑昭君”为无稽之谈。记载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单于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由此看来，昭君是自愿请求在先，奉召示众在后，并无皇帝选画之说，更无毛延寿丑化昭君之言。
开唐功臣长孙无忌：忠臣枉做刀下鬼
自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长孙无忌很少抛头露面，主要承担领导编纂书籍的职责。当韩瑗、来济等被贬逐，褚遂良病死爱州之后，长孙无忌就成为武则天等人的直接对手。武则天和许敬宗等人都明白，只要长孙无忌还在朝中，关陇集团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等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互为朋党，高宗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趁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诬陷忠臣近戚、伺机谋反。由于在废立皇后问题上高宗和长孙无忌之间曾有过冲突，长孙无忌已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崇，但高宗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