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今天奶制品价格正在成为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一个因素，但这种人为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的结果，实际是不应该进入中国货币政策参考逻辑中的。查尔斯·哈代在1932年写的一本关于美国中央银行的书中表示：“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人为降低资金成本来刺激经济，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提高资金成本来遏制经济，这些并非美国中央银行的分内事，它只需要在事情发生时‘袖手旁观’。”这个“袖手旁观”的观点，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市场上，被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开始高度认同和首次使用。
“泡沫”一直是全球经济史发生和演变的重要构成。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发生的高强度火暴“泡沫”中，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现出激进和倔强的良好个性，格林斯潘当时坚决反对根据任何“不确定的资产价格泡沫”来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他表示：“要确认泡沫的存在，就需要先判断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是否是预期错误；其次，市场最终的选择会超过中央银行干涉的结果。”
“干涉主义”在1928年已经开始，美联储对美国资本市场和通货膨胀的预期的质疑，让美联储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问题是，1927年美国的建筑业已经开始出现了衰退，所以可以说1929年美国经济的衰退是“干涉主义”的杰作。同时，1929年10月还是“清算主义”的世界。约瑟夫·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理论，让他在1929年10月成为了“清算主义”者的思想库。在“清算主义”者看来，1929年10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是“完全积极健康的过程，需要用足够的耐心、乐观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让其发展下去”。美国财政前部长安德鲁·梅隆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清算主义”者，他对美国总统胡佛的解释是：“这次股灾能帮助美国经济根除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过高的生活成本和商业成本将会下降，人们会更加努力工作，企业家将更加优胜劣汰。”
总之，今天经济世界唯一幸运的是，货币主义和美联储伯南克都认同1928年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是多么愚蠢和缺乏判断力。
1930年，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和全球最富于资本的美国经济，在美联储和美国国会愚蠢和缺乏判断力的努力下，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倒霉蛋”。那场人为制造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用现在的视角看是多么荒唐和愚蠢。今天，同样是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和全球最富于资本的中国经济，同样上演着拼命反击通货膨胀的一幕。
2011年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大规模退休程序。20年内这7800万美国婴儿潮一代人将全部完成退休程序。这是全世界最富有也是最乐意大量消费的一代，他们退休后的世界会怎样？到2030年，美国、德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到26%左右，而日本将高达30%以上。人退休了需要什么？医疗、护理、休闲、宠物、宗教包括最蓝的天空。所以退休的人会压缩在汽车、工业制品上的消费，会出现负储蓄。美国现在3.9个年轻劳动力对应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是2.4∶1，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将达2.5∶1。未来5年全球发达国家成年劳动力税负将大幅上升。如果未来5年主要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不能大幅提高本国内部总需求（也就是工资收入大幅上升），那到2015年，全球汽车制造商、钢铁制造商至少将有50%会因骤降的世界总需求而受到重创。我们发现中国通货膨胀的短期人为因素很多很多，但是世界体系的通货紧缩的力量才应该是中国中央银行应该思考的原则问题。用短期的价格力量来预期长期的价格结果，是1930年美联储的荒唐，今天，历史又在重演。
云南的“生态通胀”
城市疯狂扩张将仅仅损毁云南奶业和养殖业吗？还有不可恢复的生态危机后推高的中国经济成本。云南本来自给自足的畜牧业现在需要外省市调拨，在中国运输费用高占GDP近20%的情况下，再加上中石油的高额利润，其中的运输费用是巨大的开支，直接和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
笔者在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甚至乡村的走访中发现，全国上下都在大搬迁、大扩建。二、三、四线城市一个个小城千篇一律都有新修建的广场以及政府和银行、电力公司的大楼、星级大酒店和繁华的商业街。一个总人口才21万的贫困县，县城新区框架却要扩张至32平方公里，在人气没有聚集的情况下，快速拉开城市框架，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大量土地被浪费闲置。
土地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豪华的乞丐。在“中国模式”过去的30年中，中国着力于物，建高楼大厦，建新区特区，建特高压电网，建高速铁路，无论哪种需求都是以个人需求和民族需求为基础的。而美国的一切金融政策也都会下意识为了本民族的利益。美国政府替美国选民“不择手段”谋福利对于美国是“正义”的。人类世界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个体的人组成家庭，以每个家庭成员为基础的血缘关系构成血缘关系体，还有地域自然汇成的群体，人种汇成的群体，这些社会成员构成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个体都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个体的共性，每一个个体都在维护着个体的利益和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利益体，为了天赋的生存和壮大权利会本能地维护这个团体的利益，也本能地和个人利益团体外的、客观环境中的团体按给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来建立相应的关系。国与国之间也是利益体的关系。或者可以这么理解，世界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利益。你有什么利益，就决定你有什么立场。你站在什么立场，就决定了你会选择哪一个答案。这就是利益立场论。全球化中的参与者是以国为单位的。
3000多万年前“昆明猿人”诞生在云南呈贡县。地球上少数可以孕育人类祖先的地方必定有极其优异的自然环境。呈贡是中国鲜花种植基地、昆明市的“菜篮子”、蔬菜外销的主产区。几千万年来，呈贡这个人类发祥地一如既往地养育着她的后代，为现在的人们提供优质稻谷、优质水源。呈贡原始森林19万亩，有多种用材林、果林、野生药材及花卉品种。呈贡县也称“花乡”、“果乡”、“菜乡”、“鱼米之乡”、“矿泉水之乡”“奶牛之乡”等，上帝分给呈贡县的自然资源，显然不是用来开发房地产和建工厂的。
呈贡县在种植花卉、蔬菜时产生的大量菜叶、花梗，为奶牛饲养提供了丰富的青饲料，牛圈产生的有机肥为花、菜的生产提供了农家肥。会泽商人保先生利用这个自然的产业链2001成立了乳业公司，发展到了2600多头奶牛的规模，2010年在呈贡新区开发，按照政府的要求把奶牛场拆迁到嵩明。拆迁前，昆明市场上交易的80%左右的牛都来自保先生的农场。2010年饲料价格上涨，房地产的建设导致青草越来越少，稻草全部要外购。种植玉米等饲料的地区也同样遭遇新城建设和务农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因此所有饲料价格都在不停地上涨。这种情况迅速导致饲养奶牛的成本上升，引发了新一轮的云南奶牛变菜牛现象。规模小一些的奶牛养殖户在高成本的压力下改行，甚至只能杀奶牛卖牛肉开餐馆了。因为持续上涨的饲养成本，保先生只保留了不到1000头牛维持生计。奶牛没饲料、奶农没场地饲养奶牛，再来要求满足奶业市场供应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对下游奶粉企业最直接的影响是只能减少奶粉生产，压缩总产量，并导致大量出口泰国、缅甸等市场的小包奶粉没货可出。
保先生的这种情况正在中国蔓延，这也是导致中国猪肉价格暴涨的一个原因。
比失去云南奶业更严重的，是失去抚仙湖。
抚仙湖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是珠江的源头。它的淡水储量有12个滇池之多，是全国湖泊淡水总储量的1/10，是珠江流域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2.6亿人唯一的水资源。抚仙湖灌溉着沿岸的几十万亩良田。抚仙湖流域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是滇中粮仓，是云烟之乡。在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中，还保持着I类水质的就剩抚仙湖了，其他八大高原湖泊已被重度污染，失去了饮用和灌溉的功能。几千万年来抚育生灵的抚仙湖，却在2011年加速走向“死亡”。呈贡县被定位为新区，新区规划面积160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107平方公里，昆明主城区的9所大学、昆明市政府及各个职能部门将陆续搬入这个人类发祥地。这场昆明有史以来最浩荡的搬迁给未来带来的是什么呢？每一场新建都是对耕地和原始自然资源的侵占。
新昆明建设在呈贡县全面展开，被征地的农户被迫外出租地种菜、种花，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抚仙湖畔开荒种地。截至2010年1月，呈贡新区失地农民外出租地2181户，租地面积35403.246亩，其中在抚仙湖畔租地的面积占近1/10。
抚仙湖是玉溪人的重要饮用水水源，2009年，抚仙湖径流区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为3098.22吨，人畜粪便排放量5221.60吨，产生生活垃圾2460吨。据环保部门的统计，仅2009年一年，抚仙湖流域农村污染中产生的COD（化学需氧量）入湖量就高达4344.95吨。排入到湖中的农药直接污染水体，致使一些生物种群中毒灭亡，破坏了整个环湖流域生态系统。抚仙湖周边的滇池、星云湖、杞麓湖都已严重污染，而且星云湖与抚仙湖有河道相连。抚仙湖的理论换水周期长达200多年，而157米深的湖水是不可能换水的，一旦被污染几乎不可能治理。不知中国的大地上还有多少个抚仙湖可以容得下商人逐利文化的践踏？
云南的全省大挪移，可以说是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的一场“运动”。笔者在乡下养流浪猫的16年里，平均不到两年搬一次家的经历就真切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到浦江镇一个在耕地上新建的村子，我们还没来得及完全收拾妥当，村民听说他们那里又要拆迁，于是立刻把我们“赶”了出去，全村集体加紧大范围增建新房，以获得更多的拆迁费。我们住的那户村民对我们恋恋不舍，说等他们再搬迁到新的地方，建的房子一定比现在的大很多，到时接我们和流浪猫回来住。他很守信用，两年后，他热情邀我们回去。我们留下了他们的新地址以备不时之需。再次搬迁是在光明村旧居委会没住到两个月，那里就租给了纺织厂，即使我们多出房租也不行，因为挨着旧居委会的唯一一个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民居和我们后窗的一片桃园就要变成一个化工厂了。我们没有反抗就搬了，因为光明村招商引入的全部是重污染企业，它们在“半夜”里排大量毒气，排水沟流的是泛白色泡沫的绿水。我们有经验了，租了西渡镇一个村民几乎都搬走的很老的老村，不幸的是两年后，那里又拆迁了，那里是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的家园，于是我们反抗拆迁，不过后来，我们又搬走了……我们十几年的流浪生活，正反映了中国的反复拆建问题。
中国的工业占地量和工业污染造成了对土地不可恢复的破坏，对水资源的重度污染、过度枯竭性浪费，以及为解决就业和拉动内需的重复建设。暂且不提长远的经济损失和中国土地上的生存危机，近在眼前的就是对2011年伪通胀的推动问题。
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部署，几乎永久性毁掉了2.6亿人的水源，遍布全国的“现代新昆明战略部署”在2011年“生态通胀”中的“贡献”又是多少？“生态通胀”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全球化下的中国。可以说有一双制造混乱的手，搞乱了各个经济领域。中国经济的起伏不定，让中国百姓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