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受马步芳、马步青军队的围攻，遭到失败。在西路军危急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救援，除了组织援西军支援、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制止马家军围攻、派人营救被俘人员，还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接上关系，接应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
接应西路军入新疆盛世才所以接纳西路军余部入新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离不开苏联的援助和支持。
1933年底到1934年初，苏联帮助盛世才击退了马仲英、张培元的部队，巩固了他对新疆的统治。1935年苏联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六大政策：指反帝、亲苏、民平（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项政策。并通过共产国际给他派去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帮助他开展工作。1936年，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盛世才建立了边务处，保障新疆的安全。边务处由盛世才亲任处长，第一副处长由原东北义勇军的武佐军担任，第二副处长由苏联共产党派来的共产党员陈培生（化名刘进中）担任。
当时的盛世才还没有投靠国民党。他知道蒋介石只相信自己的嫡系和有实力的人，所以，他与南京政府保持着一定联系，不敢独树一帜，对西路军左支队进疆，他自然是心里不愿意，但嘴上还是表示欢迎。西路军危急时，盛世才却不动声色。陈培生把搜集到的有关马家军攻击西路军的消息多次向他汇报，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到了1936年11月间，盛世才才召集教导团的部分军官到省府西大楼开会，决定将该团步兵第一营改编为教导第四大队，委任教导团团副宫自宽任大队长，张兆举任大队副，张国谋任参谋长，担任接应西路军的任务。他说：“我过去在关内有几个老朋友，现在他们带着一部分人来新疆，你们的任务是去把他们接到新疆来，沿途如有人阻拦，就把他们消灭。这个任务很艰巨，希望你们胜利完成。”西安事变发生不久，盛世才又交给边务处一项秘密任务：选派干部到甘肃寻找红军部队，找到后，为他们带路进新疆。与此同时，盛世才还指示边务处电台，与西路军电台进行联系，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指令和情报。这些，都是苏联人和陈培生给他做工作的结果。
陈培生对接应西路军的事非常重视，他除了向苏联和盛世才及时反映西路军受马家军围攻、处境困难的情况，还抓紧做具体准备工作，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在陈培生的影响下，边务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对红军的到来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接到盛世才的命令后，对筹备接待工作认真负责，对陈培生提出的迎接西路军的具体措施都表示赞成。
1937年3月，第四教导大队完成组建工作，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汽车队和一个通讯排，为团级建制单位，共有800多人。盛世才对宫自宽说：“驻扎在哈密的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极力反对红军进入新疆，企图在中途阻击。所以派你部先行消灭尧乐博斯的军队（只两个骑兵团），然后去星星峡接应红军进疆。”为了加强力量，盛又把张永成任团长的第四十八团配属第四大队，由宫自宽统一指挥。
西路军在河西处境危急时，陈培生与武佐军选派了一个老家在河西走廊的青年，化装成小商贩，到河西侦察情况，一个月后回来汇报说：酒泉、张掖都未见到红军，当地老乡说，红军已转移到祁连山里去了，山口被马家军封锁了，行人进不去。
与此同时，边务处还通过电台寻呼西路军的电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在边务处电台工作的德国籍无线电专家和陈培生的爱人鲁丝。他们每夜都以较强的信号呼唤西路军的电台。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终于联系上了。陈培生得知这一特大消息后，万分高兴，即刻报告了莫斯科和盛世才。4月25日，盛世才调集50多辆汽车停在迪化北门外的军校操场上，准备接运西路军，并命陈培生到操场照料车队。盛世才还指派边务处二科科长高炳斗与译电员武守礼，带着电话和密电码随车队出发，加强通讯联络。
4月27日，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给盛世才发来紧急电报，说红军部队已到达星星峡，人数只有四五百人，再无后续部队。电报还说，他们虽遭敌人的重重堵截，精疲力竭，但他们仍英勇奋战；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在茫茫的风沙中毫不畏惧。英勇善战的西路军左支队，给星星峡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盛世才告诉边务处，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边务处立即向星星峡发去电报，要他们秘密进行准备工作，不要让外界知道。
接着，第四教导大队长宫自宽带领全大队官兵乘苏式军用大卡车从迪化出发，到星星峡迎接红军，第二天露宿七角井。为了防止尧乐博斯的偷袭，大队秘密调整了原定的营宿地点。夜间，尧乐博斯的骑兵果然来偷袭，宫自宽立即指挥部队还击，打死打伤尧部数十人。天亮时，尧部撤退。第四教导大队继续东进，在距哈密城50公里的三堡，又遇尧部阻击，经一天一夜战斗，将尧部的一部分骑兵消灭。
尧乐博斯反对红军进入新疆
尧乐博斯是哈密行政区的警备司令，不但坚决反对红军进疆，而且也反对盛世才的统治。红军到星星峡前后，他曾密谋拘捕哈密边务分处主任杜家田、公安局长于成发。杜家田侦悉其阴谋后，即乘苏新贸易公司的小汽车来到星星峡，脱离了险境；于成发则以视察局务工作的名义，到镇西躲避。尧乐博斯又电告盛世才，声称：“如督办硬要引红军进疆，我就先将哈密抢光、烧光、杀光。”尧乐博斯还和马步芳的团长马华荣取得了联系，马步芳即派六名军官来到哈密，与尧密谋，共同阻击红军。
4月23日晚，尧乐博斯派兵到新绥汽车公司哈密分站强要汽油，扣押了五辆汽车。25日晚，尧又派人乘汽车来到哈密分站说：“明晨五辆汽车开往绥远，你们要交银票15000两，除还旧欠2200元外，所余留作赴绥费用。”尧乐博斯计划经庙尔沟袭击左支队。之前，尧已派其子尧道昌率领70多人，武装抢劫了“商业银行”的钞票十多麻袋，并向各大商号勒索大量财物。之后，尧乐博斯即领着妻妾儿女和亲信爪牙及骑兵100多人、步兵150多人，共计300多人，携带步枪260支，手枪多支，轻机枪2挺，除了骑兵骑马，其余人分乘五辆大汽车和三辆小汽车离开哈密，向甘肃逃跑。盛世才得报后，立即令哈密行政区公安局、星星峡公安分局、吐鄯托镇保安司令部的骑兵及第四教导队、苏联红八团，联合追击尧部。27日，盛世才又令空军追踪轰炸，并在庙尔沟、榆树沟、芨芨台子等地撒散传单，说尧罪恶严重，下令通缉。随尧官兵发生动摇，要求回家。尧只得解散部队，令士兵各自回家。随后，尧将老婆和其他亲属抛弃在芨芨台子，自己只带两个儿子（尧道昌、尧道宏）、一个女儿和数十名亲信逃跑。28日，尧乐博斯取道一棵树，在苦水又受西路军打击，仓皇逃往甘肃。教导第四大队派二中队副王义恩带领30多人的小分队，乘汽车追击，尧率残部逃往敦煌，后又逃到肃州，投了马步康。尧乐博斯逃进关内，不但解除了盛世才的隐患，使哈密和星星峡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而且为接应西路军左支队入疆，创造了条件。
左支队分批抵达星星峡
左支队自红柳园被敌冲散后，分多路向星星峡前进。其中第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三人共骑一马，和曾玉良、陈德仁、李培基、唐启祥、萧全清、周纯麟、赵正洪等30余人，于4月27日最先到达星星峡，受到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的热情接待。杨秀坤、刘庆南等到星星峡后，即与盛世才通了长途电话，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抵达星星峡，后续部队还在行军途中。盛世才在电话中说了三条：（1）抵达星星峡的人员对外要讲红军后续部队还有大军进疆，因为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已叛变，反对红军进疆，非讲此话不足以使尧畏惧；（2）要左支队准备和尧乐博斯部队打仗，消灭尧部；（3）即派飞机给红军送弹药和食品去。
4月28日上午，尧乐博斯派了1名副官带4名士兵乘敞篷汽车来星星峡要缴红军的枪。当时，到星星峡的红军只有30多人，在杨秀坤指挥下，迅速埋伏起来，待尧部人员靠近后，左支队战士迅速冲上去，将副官拉了下来，带到边务处的房子里审讯，逼着他给尧乐博斯通电话。这个副官按照红军教的话向尧乐博斯报告说：“红军有一万多人，每人都带有长枪、短枪和大刀，后面还不断有队伍开来，可不得了啊！”红军把尧乐博斯的汽车扣下，并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全国和平，应一致对外抗日，你不要再和红军打了；如果你一定派兵来打，我们的大部分就要到来了，会全部消灭你。”接着杨秀坤、刘庆南、饶子健和王效典研究，处决了这名副官，把四名士兵释放，给尧乐博斯报信去了。
这时，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军长、李天焕主任、李卓然工委书记、郭天民军参谋长、李特总参谋长、黄火青主任、曾传六局长、黄超政委等首长和警卫人员约80多人，还在戈壁滩上艰难前进。杨秀坤和刘庆南请王效典派了两辆汽车，插上红旗，装了饼干、罐头和水果，到星星峡以东去迎接。当汽车行到马莲井以东的地方时，就看到了正在行进的同志，车上的红军战士们便大声呼喊：“首长们辛苦了！团首长派我们接你们来了！”这时指战员们欢呼起来了，欢呼声震撼着戈壁、山野。纷纷爬上汽车，来到了星星峡。这一天，接回了两批同志，共50余人。
4月29日，李先念和程世才等领导同志也接到了星星峡。他们到星星峡后，不顾疲劳，立即和盛世才通了电话。盛世才在电话里说：“尧乐博斯已经反水，要准备消灭他。”程世才说：“红军能打仗，只是没有弹药。”当天，盛世才就派飞机到星星峡上空投下了一批武器弹药和食品。盛世才还在电话里与程世才商定：盛世才从迪化发兵，红军从星星峡出击，两面夹攻尧乐博斯。程世才当即指令杨秀坤，派一批战士乘坐汽车到星星峡以西的地方，阻击正在逃跑的尧乐博斯残部，尧部受打击后，仓皇溃逃而去。
红军分批来到星星峡后，进行了短暂休整。这时，还有一些分散行动的同志困在戈壁沙漠中，程世才便布置人重返安西，寻找、收容失散的指战员。他对杨秀坤说：“你派几个能干的同志到安西县走一趟，把被敌人冲散了的同志接回来。”考虑到有些同志突围时可能丢失了武器，便交代说：要打消他们的顾虑，能回来就好。杨秀坤当即把王明超等人叫来，要他们到安西收集失散的同志，并交代说：“要向失散的同志们讲清楚，回来不追究丢失武器的责任。”王明超二人乘汽车在红柳园以东下车，隐藏在偏僻处，第二天拂晓渡过疏勒河，打听红军的下落，农民说：在二工、六工、八工、九工等地都有，天天出来要吃的。王明超又问：“马家队伍来乡下搜查过吗？”农民说：“城里的民团来搜查过，这几天再没有来。”王明超他们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会见了20多个失散的红军，有12人跟着他们来到了星星峡。
红三十军的王大奎、潘明珍、李文华、李树党、吴在起、张玉明等11名同志，因掩埋烈士遗体没赶上大部队，暂时隐藏在老乡家里。不几天，便在六工村农民庞德祥的帮助下，来到星星峡，转赴迪化。
陈云接左支队进驻迪化
1936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陈云，代表党中央来新疆迎接西路军。12月上旬，陈云与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五人到中苏边境，在等待入境时，西安事变发生了，就滞留在边境。1937年4月下旬，陈云与其他同志一道向迪化进发。陈云等到迪化后，和盛世才谈判，商定西路军入疆后，住在迪化训练。陈云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就乘汽车与第四教导大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
5月1日上午，三架银白色的飞机从西面上空飞来，相继降落在南边的戈壁滩上，飞机上装的全是供应物品。下午2时左右，陈云等带着50多辆汽车从哈密方向开来。程世才、李先念带着指战员齐聚在星星峡街道两旁，欢呼高歌，迎接中央代表团的到来。汽车队到达时，从头一辆车上走下陈云和滕代远，他们微笑着向同志们打招呼，并紧紧地和每个同志握手。陈云看到左支队指战员疲惫的样子，就心痛地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陈云同志亲自张罗，除了米饭、蔬菜，又设法搞来一些新鲜牛羊肉，还请盛世才两次派飞机空投了部分罐头和其他营养品。为了让红军睡好觉，陈云同志积极筹措被褥，还到星星峡的每个角落，安顿同志们的住宿，问寒问暖。
左支队的同志和盛世才的军队一起举行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陈云代表党中央讲话。他用浓重的上海口音说：“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前来迎接。你们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同敌人作了最坚决的斗争，经受了考验。剩下这点点人，依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来到了这里，都是好样的！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陈云接着说：“当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我已向盛督办借了四十几部汽车，接你们去迪化，然后再听候党中央决定行止。”陈云又说：“革命有胜有败，我们不光要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光要看到我们现在只有四百多人，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的四百多人就将扩大为四千、四万、四十万甚至四百万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陈云激动人心的讲话，使得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整个会场为之沸腾，口号声响彻星星峡上空。
陈云、滕代远不仅给指战员们带来了精神力量，还带来了大批物资，有单衣、夹衣、衬衣、鞋袜，连碗筷、牙膏都带来了。陈云讲话后，即换发服装。指战员们舍不得换下红五星，纷纷摘下，装进衣袋，妥为保存，有的还缝在军帽内，戴在头上。
5月4日，西路军左支队400多名指战员全副武装，在陈云同志率领下，乘坐40多辆汽车离开星星峡，向迪化进发。当汽车行到距星星峡40多公里的苦水时，陈云命令汽车停了下来，把全体指战员集合到沙窝间空地上，再一次给大家讲话。他说：“毛主席叫我来迎接西路军，并代表党中央向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他说：“苏联把武器都送到了边界，准备装备你们，后来知道你们失败了，只好撤了回去。”“你们虽然失败了，剩下的人也不多了，但是你们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用金子也买不来的。你们在星星峡换下来的衣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现在准备拿到莫斯科去展览。希望大家要爱惜自己，恢复身体，到迪化后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胜利！”
接着陈云向西路军左支队介绍了新疆的形势，指出：“由于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对我党表示友好。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同志们进入新疆后，要利用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力量。”陈云严肃地告诫大家：“盛世才目前虽是我们的朋友，但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国民党政府的新疆督办，是上将军官。我们同他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谨慎从事。”
在苦水，西路军左支队又汇合了从敦煌骑骆驼赶来的六名红军战士。部队当天傍晚来到哈密，住在城郊老百姓的院内。在这里停留一天，补充给养，继续起程，5月7日到达迪化。
在哈密工作和生活的西路军指战员解放前后，有一些西路军的指战员在哈密工作和落户，为哈密的各项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是：（1）吴南山。又名王振坤，1938年冬从苏联回国，分配到边务处驻哈密办事处任少校副主任，1940年调任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1945年11月来巴里坤县，1950年任巴里坤县人民法院副院长，1951年8月调任哈密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2）刘庆南。今名万友林，1941年至1943年在新疆边务处哈密办事处任主任。（3）白明善。原为红三十军的排长，1936年冬在甘肃张掖失散，解放后来哈密城郊乡大营门定居。（4）唐占元。原为红九军七十四团勤务兵，在高台失散，“文革”期间来哈密，住东河区三道巷子。（5）王义福。解放前夕经吴南山介绍来巴里坤县，解放后在食品公司工作。（6）杜天义。1940年由新疆回延安，解放初又调来新疆，先后在乌鲁木齐和哈密铁路部门工作，曾任哈密铁路职工学校党委书记。（7）王明超。曾任伊吾县兽医站站长，已离休，现住伊吾干休所。
录自《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哈密》。此书由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该文的后半部分，文内小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