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肇嵩 姚宗灿 杨芊
1936年10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的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及总部共21000余名指战员，在甘肃靖远相继西渡黄河。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名这支部队为“西路军”，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领导西路军西征河西，拟从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艰苦奋战了5个多月，粉碎了国民党与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重重包围、堵截，杀伤敌人2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剩下2000余人，组成左右两个支队，在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祁连山区打游击。
（一）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
党中央时刻关心着西路军的命运。3月23日，中央终于与西路军左支队仅存的一部电台取得了联系，立即指示左支队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并征求去新疆或蒙古的意见。左支队立即研究，决定向新疆行动，并电报中央。4月7日，左支队接到中共中央电报：“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左支队继续西行，历尽艰辛，于4月中旬走出祁连山。4月20日，毛泽东、朱德指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远方（指共产国际）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的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在该地迎候你们。”4月24日，左支队攻打安西城失利，边打边走，退向红柳园。4月底，左支队400余人终于到达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受到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办事处的接待。这时，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迎接西路军的陈云等人，也到达迪化。
早在1936年12月初，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冯铉（化名肖立）、段子俊、李春田五人，奉中共中央指示，从莫斯科到新疆边境，准备援接西路军。由于发生西安事变，他们在苏联边界等待了四五个月，1937年4月下旬才到达迪化。陈云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通过苏联的关系，与盛世才协商，经盛同意，得以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疆，陈云于5月1日到达星星峡，代表党中央向西路军指战员表示慰问。
5月4日，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在陈云的率领下，乘坐几十辆汽车，向迪化进发。车到苦水休息时，陈云召集指战员讲话，他说：“革命有胜利也有失败，不光要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光要看到我们现在只有400多人，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现在的400多人就将扩大为四千人、四万人甚至于四十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陈云激动人心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5月7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西大桥附近的阜民纱厂。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左支队迁驻迪化东门外的一个兵营里。陈云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总支队的直属机构有政治处、医务所、总务科、青年科、警卫排、救亡室。总支队下设干部大队和一、二、三、四大队。总支队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政治处主任姚运良，总支书记喻同金；干部大队队长潘同，政委刘鹤孔；一大队队长蹇作国，政委周纯麟；二大队队长赵正洪，政委陈德仁；三大队队长郑治章，政委王世仁；四大队队长曾玉良，政委胡鉴。西路军的军级干部李卓然、李特、黄超、李先念、曾传六、宋侃夫、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等，没有在总支队安排职务，暂留在总支队学习。
1938年春，根据盛世才的请求，从总支队中调派一些干部到盛世才的政府和军队中工作。1938年1月，黄火青调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2月，周纯麟、曾玉良调到盛世才的部队喀什四十八团，赵海丰调到叶城四十一团，谭庆荣调到和田骑兵团工作，黄学谦（黄义明）调到新疆督办公署任经理处处长；3月，潘同被委任为和田警备司令。1938年春，胡鉴被调到蒲犁（今塔什库尔干）任边卡大队大队长兼边界委员会委员。
由于干部调动，总支队的领导成员和建制作了相应的调整，总支队队长为饶子健，政委为姚运良，参谋长为苏进，政治处副主任为曾三（1939年7月到职），总支书记为喻同金；撤销了干部大队，一、二大队合并为一大队，队长王世仁，政委卢富贵；三大队改为二大队，队长郑治章，政委王挺；四大队改称特科大队，队长宋承志，政委邹开盛。
总支队在新疆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代表陈云（1937年5月至11月）、邓发（化名方林，1938年1月至1939年9月）、陈潭秋（化名作杰、蔡直，1939年5月至1942年9月）先后领导和管理。从总支队抽调参加航空队的学员及延安派来学习的同志，也由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
（二）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原定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指示总支队指战员就地学习。陈云同志宣读了党中央关于“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电报。总支队在中共驻新疆党代表的领导下，组织指战员开始了文化和政治学习。
陈云同志在学习动员会上指出：文化知识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技术，也是为了革命事业，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经过动员，指战员增强了学好文化知识的信心。
当时，各大队针对每个人识字多少的情况，编成甲、乙、丙三个班级，甲班学习中学课程，乙班学习小学课程，丙班以识字和扫盲为主。为了解决教材，陈云同志设法筹措部分经费，从迪化购买了中小学课本。陈云同志还亲自选编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的声明、决定等文件，油印给大家，既学习文化，又学习政治，一举两得。
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大家学会了简单的日语，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要替法西斯卖命”、“打倒法西斯”、“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等战场上的用语。
总支队大队以上干部还上理论课，内容主要有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苏共十八大精神、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等。同时还学习了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等。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邓发适时地向总支队指战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精神，并组织大家进行认真讨论。通过学习，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决定。
（三）组织军事技术学习
根据党中央把总支队办成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利用盛世才的军官学校教员、设备和苏联教官为我军培养现代化军事技术骨干的指示，陈云同志作了学前动员报告。他说，日本侵略者仗着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横行霸道，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来对付侵略者，这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装甲车的人才。如果我们这400多号人每人学会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将来回延安一个再带会十个、八个，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学习汽车67人，学习装甲车的50人，学习炮兵的87人，学习无线电的34人，学习空军的42人，共计280人。另外还有学军医和兽医的11人，去苏联学习情报的20余人。
（1）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总支队一、二大队合并为一大队后，主要学习驾驶、修理技术，学习地点在新疆汽车局。参加学习的有苟在尚、吴兴、石子平、刘武彩、徐世美、赵天培、阎德昌、陈道良、张如海、徐明乐、宁春元，孙安贵、王元喜、张连义、张官朝、赵洪振、李子平等67人。学习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学习汽车原理，第二阶段学习汽车驾驶，第三阶段学习汽车修理（在汽车修配厂）。
在理论学习告一段落后，转入实际驾驶操作。实习汽车借用新疆汽车局的苏式羊毛车（吉斯五）。教员耐心教，大家虚心学，很快就学会了驾驶技术，并取得较好成绩。1938年春考试一次，大家成绩都在60分以上。为掌握汽车的全面技术，邓发同志又抽调苟在尚、石子平、吴兴、刘武彩、徐世美、赵天培、阎德昌、张如海、徐明乐、王元喜、王再德、赵洪振、李子平、张官朝等20多名指战员，到盛世才的汽车修配厂学习汽车修理技术。
（2）学习装甲车驾驶与战术。在学习汽车的基础上，总支队抽出李志明、王崇国、杜发树等50人学习装甲车技术。学习地点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教官是装甲车队的军官，如李国卿等。学习内容除了机械学，还有战术学和枪炮的射击技术等。当时的装甲车有两种，一种是小型的，叫苏式布瓦26，乘员有驾驶员、机枪手、观察员3人；一种是大型的，叫苏式布瓦27，乘员6～8人，车上的武器除了机枪，还配一门炮。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共有16辆装甲车，在学习期间，就利用这些装甲车进行教和学。还进行了两三次实弹射击。
（3）学习炮兵技术。1937年秋至1938秋，四大队的全体指战员转为学习炮兵技术，四大队下设两个排，每排两个班。学员有朱光、曹克林等60余人，苏联顾问如列可夫教射击和战术，盛世才军官学校的教官教操作。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王松、岳山、林富、刘忠、鲁义、胡兼杨、刘大祥、周才等20余人编入四大队，成立第三排，辖五、六两个班。至此，学炮的有87人。
（4）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秋，陈云同志将总支队中无线电员集中起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义、宋有望、阙子山等20余人。训练班有王子纲、刘寅负责，荆振昌、徐明德任教员，教收发报技术。1938年初结业。
1938年4月，邓发组织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由荆振昌负责。教员除了荆振昌，还有徐明德。学员有贾善、翁石仁、郑如宽、朱家林、张达明、李培基、李映光、任道先、曾庆发、金克、徐国安、王富学、何世昌、张正邦、边河先、刘训发、陈庭顺、刘兴跺、罗兴达、罗泽润、罗乃营、邓树康、李先觉、杜天义、褚正录、刘发树、杜发树、胡有贵等。1939年结业。
（5）学军医和兽医。1938年1月，邓发从总支队卫生所抽调谢华、洪耀、周云超、朱日辉、肖邦林五人到盛世才军医学校学习，谢华任学习组长。同时抽调陈银山、易良荣到兽医院去学习。1938年12月结业。
1939年10月，党代表陈潭秋从总支队抽调谢良洪、肖永汉、胡孝炳、王明超四人进兽医学校深造。学习内容有病理、解剖、内科、外科等课目。苏联教官包约申列翁捷夫和石洛夫授课。1941年结业。王明超、谢良洪、胡孝炳取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并得了奖。这四人均被授予中尉军衔，后被分配到盛世才的兽医所、兽医学校、兽医处工作和学习。
（6）派往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38年3月，邓发同志从总支队选派刘庆南、沈先传、王振坤、杨文先、吴启满、董家梁、阎宝禄等同志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38年11月，这批同志返回新疆后，分配在边务处及其所属机构工作。
1939秋，陈潭秋同志又从总支队选送了杨天云、张明敬、谭政文、李通文、芦友玉、孙士和、苟辛才、施昌汉、夏中庸、刘明让、刘武才、王顺志、刘大礼、任寿武等15人，作为第二批人员，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其中王顺志、刘大礼、任寿武等仅学一个月即回新疆，其他人员1941年春回新疆，张明敬分配在新疆省边务处电台总台任报务员，杨天云分配到和田电台工作，谭政文分配在哈密办事处工作，芦友玉、李勇文到兰州秘密电台工作。
（7）野营拉练和军事演习。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考核指战员的学习成绩，在陈潭秋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野营拉练和演习。拉练经过一炮成功、水磨沟、七道湾、古牧地、安宁渠、小地窝铺、平顶山、鲤鱼山、八家户等地，沿途进行了两次战斗演习，在鲤鱼山进行了遭遇战演习。总支队指战员发扬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严格遵守部队铁的纪律，爱护庄稼，不骚扰群众，不沿途买吃食，不泄露军事秘密。
野营拉练进行约3个月，9月下旬才结束。通过这次训练和演习，总支队指战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都有很大提高。
（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看望总支队指战员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因胳膊摔伤去苏联治疗，路过迪化，在邓发和陈潭秋的陪同下，到总支队野外演习营地看望指战员。周恩来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慰问，然后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国内外形势；二是党中央对总支队指战员的关心；三是张国焘的错误。周恩来在讲到张国焘的错误和西路军的失败时说：“你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你们都是坚强的忠诚的同志，中央信任你们。”指战员们听后很受感动。最后，周恩来讲了学习问题，他说，过去由于战争环境，没有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的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和条件，同志们要抓紧学习，掌握各种军事技术，为抗击日寇学好本领。
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在新疆学习、生活了两年多时间。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党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他们纪律严明，团结尊重当地友军官兵，处处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六大政策”的基础上，自觉搞好统战工作，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为推动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五）总支队指战员返回延安
1938年初，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义、宋有望、阙子山等20余人，结业后由刘寅带队返回延安。
1939年11月，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除了参加航空队的学员，其余在迪化的指战员全部撤回延安，朱德总司令向蒋介石作了请示。12月1日，盛世才收到国民党军令部关于蒋介石批准总支队指战员徒手归队的来电。1940年1月8日，国民党军令部何应钦给兰州朱绍良、西安蒋鼎文打电报，为总支队指战员放行。1月21日及以后，盛世才多次就总支队指战员所带武器问题与国民党军令部交涉，经过多次周折，完满解决。与此同时，党中央也给总支队发来两次指示电。第一次指示，大队长（团级）以上干部乘飞机，其余乘汽车。第二次指示，国共两党军队摩擦很厉害，恐路上遇到麻烦，要有得力干部带队。
陈潭秋同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经充分研究，作了周密安排，决定360名指战员中的31名干部和病员乘飞机回延安，其余同志乘汽车东返。他把乘汽车的329名指战员编成一个营，由曾玉良任营长，喻同金任政委，邹开盛任副政委，苏进任参谋长，对外联络由朱光出面，乘坐盛世才派出的30辆汽车东返。为了应付路途中发生意外，指战员们配备了必要的武器，计有步枪30支、机枪4挺、手枪2支、子弹5万余粒。盛世才派丁参议带卫兵和武装护送，佩带手枪3支、步枪30支、子弹15000余粒。1940年1月11日，329名西路军指战员乘汽车从迪化启程，陈潭秋同志前往送行。2月5日平安回到延安。2月下旬，根据陈潭秋同志的安排，饶子健、姚运良、宋承志等31位干部，乘苏联飞机东返，到兰州后改乘汽车回到延安。
1940年7月，原准备去苏联学习，后因情况变化而未去成的指战员陈福海、刘琦、贾善、赵秉玺、杜天义、俞右仁、任道先、张达明、褚正录、吴远仁、任大平、范稀更、安致远、苏起昌、石痕、金中池等31人，分乘两辆汽车，由盛世才派龚副官护送，于1940年8月返抵延安。
（六）在新疆航空队
1937年秋，经中共中央批准，陈云同志与盛世才商妥，利用新疆航空队为中国共产党培训航空技术人才，先后从总支队抽调25人，又从延安抗大、摩托学校选调18人，共计43名学员到新疆航空队学习，分为飞行和机械两个班。
1938年2月下旬，邓发同志对参加航空技术学习的学员作了动员，他说：“你们将是我党第一支航空技术人才，你们身上肩负着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重任。你们千万不能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邓发同志还嘱咐大家注意的事项：（1）加紧学习技术；（2）严格遵守纪律；（3）不在群众中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3月3日上午，在航空队的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新疆督办盛世才、苏联军事顾问巴宁参加了典礼。在典礼仪式上，宣读了学员名单、编组及教学计划。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忠惠、张毅、赵群、李奎、谢奇光、王东汉等25人被编为新疆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吕黎平为班长；严振刚、朱火华、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彭仁发、吴茂林等18人，被编为第二期机械班，严振刚为班长。两个班成立一个秘密党支部，严振刚、吕黎平、汪德祥同志先后任党支部书记，方华任副书记。从延安来的19名学员于3月10日赶到迪化，未能参加开学典礼。3月28日入航空队正式开课学习。
航空队的教员由飞行教官兼任，有时也由苏联教官上课，课程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飞机构造》等。在基础课学完后，转入了专业知识学习。飞行和机械班分开上课，飞行班学习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课；机械班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
飞行班于4月4日开始上飞行课，中共学员为第三中队，共26人（增加了东北抗日将领姚雄的儿子姚维涛），编成3个教练组。第一组6人，由中队长黎焕章带飞；第二组、第三组各10人，由飞行教官任兆荣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核。使用的教练机是苏制乌—2型、拉—5型和依—15型、依—16型，教练机场为迪化南门外的初教机场、博格达山下的欧亚机场、地窝堡机场、高家户机场。
6月底以前，每个学员都被带飞了50多次起落，有15～20个小时。7月至10月放单飞，10月以后转入中教机训练，训练的飞机是拉—5型侦察机，至1939夏，中教机也放了单飞。
1939年冬，盛世才向苏联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武器清单，要求支援大批飞机、坦克、大炮和枪支弹药，来装备他的军队，苏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对苏联和中共冷淡起来，迫使航空队于1940年夏停飞了八九个月，直到1941年苏联援助的6架依—15和两架依—16战斗机到迪化后，才恢复了飞行课。吕黎平、方骥、陈熙、袁彬、刘忠惠、夏伯勋等10名学员首先飞了依—15和依—16战斗机，到1942年7月初，学员们都飞完了拉—5、依—15、依—16三个机种，飞行时间累计为280个小时左右。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新疆航空队的学员。1939年9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病，路经迪化时，专门把飞行班的吕黎平、机械班的严振刚两位同志找来，听取汇报。周恩来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让我路过迪化时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不便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当周恩来听到学员们考试成绩都在五级计分制的四分以上，并能操作、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周恩来最后勉励大家，要抓紧时机，刻苦钻研，一定要把真本领学到手。1940年2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时，再次接见了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同志。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嘱咐：一定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获取更好的学习成绩，向党中央汇报。新疆航空队学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他们发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机械班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经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和实习，19名学员中有17名成绩在4.5分以上，排在全班的较前位置。机械班毕业后分配在盛世才的航空队工作，成为飞机维护和修理的骨干。飞行班于1942年4月毕业，25名学员有21名完成了学业，均留在盛世才的航空队工作，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
1942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露出了反动军阀的真面目。7月10日，他将航空队中的中共学员一律迁出，9月17日，集中在督办公署的后院营房内。这时，学员们自动组织起来继续学习，由吕黎平、方华、陈熙、金生、方骥、朱烨、周立范等组成学委会，以吕黎平为书记、方华为副书记，对学员进行以革命气节为主的整风学习。1943年2月间，他们又被软禁在“刘公馆”，1944年11月，被投入盛世才的第二监狱。此后，他们在监狱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学习和斗争。他们的口号是“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他们在敌人利诱面前不动心，在酷刑面前不低头，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1946年6月10日，在党中央的营救下，经过张治中先生的帮助，航空队的学员同被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其他人士一起获释，7月11日返回延安，受到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迎接。7月12日，毛泽东看望了他们，祝贺他们胜利归来。
原载新疆《乌鲁木齐党史通讯》1978年第3期，转录自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作者马肇嵩、姚宗灿、杨芊，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