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屺阳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深切怀念由红四方面军大部分领导、指战员组成的红军西路军。他们曾在甘肃境内，从西渡黄河到景泰，经河西走廊到甘新边界的星星峡，用鲜血和忠诚谱写了一部光荣而悲壮的征战史。以往西路军曾一度被错误认定；现在党中央已作出肯定西路军历史的结论，提出纪念“三红”，即红军、红西路军、红军失散人员，这是非常英明的。
我在甘肃工作几十年，到过西路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景泰、一条山、五佛寺、大靖、土门、古浪、武威（凉州）、永昌、山丹、张掖（甘州）、临泽、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直到祁连山腹地西路军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分散的地方石窝（现名红石窝），之后又到过安西，到过去星星峡路过的白墩子和红柳园，那里是西路军最后一次激战的地方。西路军从受命组建到悲壮失败，经过5个月之久，在长达150余天中，西路军无日不战，毙伤敌人25000余人，在千里路上倒下了一万多名先烈，他们的热血洒遍了甘肃疆场。
回首往昔，我总是会深切怀念他们在甘肃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总是会想起他们在漫长的河西走廊上洒下的殷红鲜血。在今天的日子里，为怀念西路军，我阅读了一些书刊和资料，写成此文，对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希望读者能对整整70年前西路军在甘肃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悲壮征战史有所了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怀念他们，希望我们能把怀念变成行动，希望我们能够弘扬西路军不怕艰苦、克服万难的精神，以唯物主义的眼光，运用科学发展观，从实际出发，把甘肃建设得更加美好，以告慰那些在甘肃大地上光荣牺牲的万千西路军指战员的英灵。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日本侵华猖獗，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危急。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战后方，决心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决定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从两个方向接通苏联。为此，1936年10月出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三十一军、四军以及方面军总部直属队，从靖远附近突破黄河。不料四军和三十一军尚在河东，渡口已被敌军占领，红军被分割成河西和河东两部分。
河西部队占领五佛寺渡口，北进控制了一条山地带。随即面临青海、甘肃的“二马”三万部队加十万民团的凶猛攻势。“二马”既怕红军占领其地盘，又怕打不赢红军，国民党嫡系部队来替代他们，因而拼命抵抗红军西进。红军四天激战，毙敌千人，马家军的攻势也被迫停止。不料共产国际告知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问可否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中央军委遂命名过河部队三个军共21800多人为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五人为常委，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等为委员，统一管理军事、政治、党务，率领西路军执行占领河西、打通新疆的西进任务。从此，西路军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西路军主力部队红九军攻占了古浪县城，“二马”非常惶恐，急调马家军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快速集中古浪地区，于是红九军遭敌重围。敌军于11月16日拂晓突袭红九军，双方血战三昼夜，几经肉搏厮杀，红九军难以支撑，徐向前遂派李先念的红三十军部队接应突围。这一仗死打硬拼，毙敌2000余人，自己伤亡24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以后被俘，押到西宁被杀害。军参谋长陈伯稚牺牲，还牺牲师团级干部数人，连排干部伤亡更加惨重，部队元气严重挫伤。
此时，中央军委来电，要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山丹、民勤一带创建根据地，牵制马家军，使之不能向陕甘根据地东进。但凉州至山丹相距较远，是一个狭长地带，人烟稀少贫瘠，筹粮十分困难，人员弹药有耗无补，缺乏粮食、冬衣；敌军虽已伤亡5000多人，但可就近补充兵员、粮草，仍能与红军继续作战。敌军处于进攻态势，红军处于防御态势。在此形势下，陈昌浩却认为马家军已基本击溃，形势大好，创建根据地很有把握；徐向前则认为，河西地区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不从实际出发，停止西进，问题很多，遂与陈昌浩发生激烈争执。陈昌浩认为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想开会斗争徐向前。最终因陈是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所以仍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停留在山丹、永昌一带，不进不退。
西路军停留山丹、永昌地区，虽起到了配合河东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但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实际上被搁置起来，而“二马”此时为了保住地盘，必然拼死与红军争夺这些地方。事实证明，在凉州地区无法实现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不得不向中央电告实际情况，说明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有被敌分割包围的危险。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西路军胸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这种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确实令人敬佩。此后，西路军在山丹、永昌地区坚持作战，经过凉州一战、永昌三战、山丹一战，歼敌六千以上；但自身有耗无补，大量减员，气候越来越寒冷，部队越来越饥疲，被动态势已无力扭转。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举世震惊，党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取得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中央要求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西路军遂撤离山丹、永昌地带，继续西进。董振堂军长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继而攻占了高台县城，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及李先念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计划准备就粮休整后，继续向肃州（酒泉）、安西前进。
但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弃诺言，公然扣押张学良，并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于是，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暂时勿再西进”，在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于是，西路军屯兵临泽、高台地带，准备消灭进攻之敌。此时西路军只剩15000余人，战斗人员不足10000人。
敌人以一部钳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以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团、特务团和大批民团，共两万余人的绝对优势兵力，配以飞机、大炮猛攻高台。红五军将士与敌血战九天八夜，弹药殆尽，就用大刀、长矛与敌搏斗。女战士、后勤人员、机关干部全部上了城头，用石头、砖头、木棒打击敌人，用木椽捣翻敌人的云梯，用滚烫的面糊糊朝敌人头上泼洒。伤病员们只要能走动的，就顽强地爬上城墙，和敌人扭打，用手抓、牙咬，有的抱着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在此关键时刻，不料收编的部分民团突然叛变，打开城门，让敌人涌入城内。红五军的指战员同敌军展开激烈巷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血战九小时，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将士2000余人，壮烈牺牲。
董振堂，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曾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过旅长、师长，是1931年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时，他被任命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后又任五军团军团长。他指挥红五军团在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在长征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军团后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成为红五军，他任军长。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引起张国焘对他的不满。张派黄超担任五军政委，调走了董振堂的一部分老部下，企图架空董振堂。
此次高台惨烈战斗，红五军面对弹药充足的数万敌军，董振堂心里很清楚，如若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准备带领部队突围。就在组织部队突围时，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信（红五军的电台被黄超留在了临泽）说：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关键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董振堂坚决执行总部命令，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动员全体指战员死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敌军入城后，董振堂带领战士和机关干部，与敌人展开巷战。战至最后，他领着几个随从爬上城墙，继续与敌战斗，不幸胸部中弹，掉下城墙，壮烈牺牲。噩耗传来，西路军全军上下无不悲愤。
1945年，在延安举行的“七大”闭幕后，曾举行革命烈士事迹展览，展出了许多烈士的遗物和照片，我看到其中有一张照片，是董振堂等三位领导干部的人头，放在一条长凳上，情形极为残忍。1981年，我在高台烈士陵园又看到这张残忍而难忘的照片，不由得潸然泪下。高台县政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有关同志介绍，当年红五军的一位护士长被敌抓住后，宁死不屈，被敌人钉在树上，壮烈牺牲，至今还能看见钉了钉子的窟窿。
高台、临泽失守后，西路军还有11000余人。中央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东进，于是徐向前又率部踏上了东进的征途。在张掖西洞堡，李先念率三十军抓住战机，全歼马家军装备精良的宪兵团，击溃其手枪团，缴获1200余条枪及一批战马、子弹等军用物资。但敌调重兵堵截，难于东进，西路军只好重返倪家营子，与马家军展开了历时40多天的大血战，先后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伤敌近万人，西路军也遭受重大伤亡，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
这样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于是，西路军又从倪家营子突围，向临泽南部的威狄堡转移。敌以重兵追来围攻，红军不能立足。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反对，说徐是“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以对党和部队高度负责的精神，号召部队作最困难的打算，作好思想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粮食和用水，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胜利。西路军的指战员们，不分男女，不分轻伤重伤，人人都是威武不屈的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崇高的革命理想，迸发出全部力量，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血战，日夜厮杀。他们又在倪家营子血战五个昼夜，毙伤敌2500余人，自身也伤亡惨重，损伤极大。
待援无望，再次突围，急速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分割，激战11天后，杀出重围，向祁连山转移，进至梨园口，又与敌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敌骑兵跟踪而来，红九军为掩护总部机关上山和红三十军占领阵地，争夺山头，和敌骑展开肉搏战。1981年我到肃南县考察工作，当地干部告诉我，红九军剩下的两个团千余人，在这里大部拼光，军政委陈海松等许多领导干部壮烈牺牲。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极为惨烈。西路军进山后，红三十军在东牛毛山、西牛毛山抗击敌军，遭受重大牺牲。妇女团在石窝以北的山上阻击敌军，英勇作战，很多红军女战士牺牲在这一带。红军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大部分同指挥部失去联系，各自为战。
最后退至石窝（现名红石窝），陈昌浩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残部分为三个支队，其中王树声率步骑兵五个连、六七百人，张荣率彩号、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机关千余人，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各支队分散打游击，并设法摆脱敌军，东返陕甘根据地。
三个支队将要分别时，徐向前要求留下来，和大家同生死、共命运，大家也舍不得他离开。在众人心目中，他的威望高，能稳定军心，增强信心，但陈昌浩早已决定，并在会上作了宣布，他只有服从。在即将分别时，全体人员热泪盈眶，有的失声痛哭。过黄河时有两万多人，现在只剩下眼前的这些人，有多少从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一起来的亲密战友、同志都牺牲了，怎不悲痛！
西路军因电台没电池，失去了和中央的电讯联系。进入祁连山深处后，李先念支队带的一台小型手摇发电机，经电台工作人员的修理和改装，终于能发电了，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上了，电台工作人员高兴地喊道：“中央，党中央接通了！”中央的电报很快译了出来，传到李卓然的手上，李卓然高兴得叫着：“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拍来电报了！这就好了！”正在休息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也都赶了过来，把中央的电报念了一遍又一遍，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从来没有过的欢乐和安慰。电报的内容是：西路军要向新疆星星峡冲去，党中央派陈云、滕代远迎接你们。李卓然说：“这下好了，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找到爹娘啦！”这时山谷里响起了雄壮的歌声，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唱工委书记李卓然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
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带领红三十军余部编成的左支队，翻过5000多米祁连山主峰，终于摆脱了敌人，取道石包城，走出了祁连山。左支队来到安西县南部的蘑菇台。这里有个道士叫郭元亨，经营着榆林窟（又名万佛峡）寺庙的一百多亩耕地。红军的工作人员向他宣传政策，说明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现在要上新疆去，遇到了吃粮的困难，请求他帮助。郭道士曾遭受过马家队伍的劫难，左臂被打成残废，很同情红军，便向红军慷慨捐赠小麦2石5斗、面粉200斤、黄米6斗、胡麻油30斤、盐4口袋、羊20只、骡马各一头。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感激不尽，当面向郭道士表示感谢，又给他打了收条，说革命胜利了一定归还。这是西路军的救命粮食。新中国成立后程世才给安西县政府写信，请关照郭道士。他还向郭道士来信，再次表示感谢。郭元亨由此被选为安西县和甘肃省的人民代表，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
李先念、李卓然率左支队由此前进，快到安西县城时，参谋长李特说，城内只有国民党的一排兵力和一些民团，打开安西，休息两天，再入新疆。实际上这时敌人已增援了步兵两个营、骑兵一个连，结果红军攻城不下，遂跋涉到白墩子（唐代的烽火台）。这时，敌军追来攻打，红军与敌军在此激战，击垮敌军，缴获了几十匹战马，打死了一批敌军，其中有敌连排长数人。1984年我陪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女士到过白墩子，她说离京时，秘书说先念同志怀念白墩子，我拾了一块像小山的白石头，镶了底座，要她送给先念同志。
李卓然在白墩子与警卫员邱正基失散。出祁连山前，李卓然的脚板严重溃烂，下腿又红又肿，发腥发臭，走路很艰难。他随身带着西北军孙蔚如在陕南时给他的一个密电码底本，红军电台工作人员后来又把马家军的密码搞了出来，编成三本密电码，都由他带着。当时，他交给邱正基两样东西：一件是一斤多黄金，一件是几本密电码，说：“这两样东西就是你的生命，人在东西在！”小邱与他失散后，一直带着这两样东西，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新疆，上交给组织。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率领左支队指战员420多人，终于在1937年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等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迎接西路军左支队。他们见面后，西路军同志群起拥上前去，泪珠滚滚，热烈拥抱，欢呼雀跃。陈云“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两颊塌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他们面黄肌瘦，简直不类人形。如果说，红军过草地已经很苦的话，那么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受的苦也不差上下。他们中有师以上干部10多人，团营连干部约70人，班排干部很多，党团员有260人左右，还有无线电报务员、译电员和医生等技术人才”（见《陈云传》第207页）。陈云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欢迎他们，热情地表扬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了星星峡，不愧是好共产党员。
党中央为营救西路军，曾决定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任政委，率部西渡西河，救援西路军，后知西路军已经失败，遂停止西进。同时在西安事变谈判中同国民党代表多次交涉，要“二马”部队停止攻击西路军；周恩来还派吴鸿宾（回族）通过回民上层设法营救；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也全力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西路军指战员赤胆忠心，一心向往着延安、向往着党中央，他们历经磨难，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集体或单人回到陕甘根据地的，总共有4000多人。
以上我简要记录下西路军在半年中的悲壮征战史，犹如抄写珍贵经卷，深切怀念，一片虔诚，意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失败总是让人痛心的，特别是那些无名英烈流血牺牲更让人心碎，但失败也含寓着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怕失败，战胜困难，必然会走向成功，走向胜利。
（本书中多处关于会师事，实际上，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是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中红二、红六军团分别是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编者注）
原载《陇上夕阳红》2006年第5期。本书编者对标题做了改动。作者李屺阳，曾任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