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慧芬 麻琨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2.18万余人，奉中央军委之命，于24日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继而，组成西路军，肩负起开辟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打通国际路线的重大使命。自渡河之日起，西路军便与长期盘踞在青海、甘肃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以及反动民团浴血奋战，殊死搏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转战靖远、景泰、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祁连山区、安西等地，血战70余次，屡创敌军。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西征失败，余部进入新疆。
西路军的西征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历时5个多月的征战中，吸引了马家军及反动民团10余万，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的红军。西路军将士这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骁勇奋战、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又悲壮的一页。
强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华北侵略。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重兵云集西北，妄图将红军一举歼灭。中国共产党为创造巩固的西北抗日战略后方，决定从宁夏或新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背靠苏联，取得军事物资援助，扩大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为实现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个军及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等部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三十军奉命于10月中旬开至靖远大芦子地区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红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红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等材料，并聘请木匠、铁匠，送往红三十军驻地。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等地逼近。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迫令东北军、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为击破敌人的重兵围攻，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五军、九军、三十一军部署于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通渭、静宁一线顽强抗击。敌人以优势兵力占领华家岭、会宁等地后，继续向北推进。战局的发展，使红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刻不容缓，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遂命令红三十军先行渡河。
1936年10月24日夜，由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率领的红三十军集结在靖远虎豹口（今河包口）渡口，准备强渡黄河天险。河对岸是敌马步青的河防部队——韩起禄、马禄两个骑兵旅。敌人在靖远黄河以北的10多个渡口都修筑了碉堡，分兵把守，形成了一道所谓的黄河防线。
此刻，寂静的黑夜，只有河水的吼叫声。准备渡河的一队队红军战士整装待发。河边，一字摆开了十余条木船和一部分羊皮、牛皮筏子。山坡上，排列着一架架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河对岸。对岸一片漆黑，偶尔闪来几道敌人哨兵的手电筒光亮。夜风不时送来敌人壮胆的喊叫声。担任强渡黄河的前卫部队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战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他们为能肩负突破黄河天险的艰巨任务感到光荣和自豪。
为减少损失，红军准备先进行偷渡。突然，附近一条狗狂叫起来，红军行动有暴露的危险。几个战士上去七手八脚将狗嘴绑住。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前卫部队在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的率领下悄悄渡河了。穿行至河心，北岸的敌哨兵喊叫口令，红军战士不予理睬，敌人又用手电向河中照射，战士们仍沉住气前进。到离北岸50米处，敌人发现是红军，便组织火力拼命射击。渡河红军立即开火还击，南岸红军的机枪、迫击炮也猛烈地向敌人开火。在炮火掩护下，红军渡河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敌人一个团的河防地段，随即占领十多座碉堡，并迅速向纵深突进。
防守北岸中泉子的敌人在我炮火的攻击下，丢盔弃甲，纷纷溃逃。敌旅长韩起禄接到红军渡河的消息后，惊恐万分，慌忙派兵增援，并于第二天一早匆匆赶到中泉子以北十多公里处，遇到溃兵说：“红军大炮一响，吓得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清，究竟红军是啥样子，还没看到。”韩起禄再未敢前进，即在高处用望远镜向红军渡河的方向看去，不禁大声喊道：“过来了，又一船过来了。”红军锐不可当的渡河气势，迫使河防敌军向尾泉撤去。
敌人防守的黄河天险被红军突破了。继红三十军后，红九军、红五军以及总部直属队骑兵师、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少年先锋团等相继过河。过河部队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下，很快攻占了一条山、五佛寺等要地。
北进一条山，重创敌骑兵
红军一过黄河，即向沿岸防守的敌军展开猛烈进攻。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望风而逃，溃不成军。红军势如破竹，连破靖远吴家川、景泰尾泉、脑泉，北进一条山，占领大拉牌、锁罕堡（今兴泉）、五佛寺等军事要点。此时，景泰境内的守敌，被红军分割包围，一片惊慌。敌河防前线总指挥、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如坐针毡，接连向驻凉州的师长马步青发出急电，请求增援。为避免彻底被歼的命运，马步青一面要马廷祥和红军“虚与讲和”，拖延时间，一面急电青海马步芳，要求派兵增援。
马廷祥按主子的旨意，玩起了假和谈花招。他派出参谋张毅生曾任马步青骑五师参谋主任的李惠民回忆说，张毅生是骑五师兽医处长。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卷第565页。来到红军部队，要求“和谈”。红军为贯彻党的“八一宣言”精神、团结抗日的原则方针，同意谈判。为表示红军的诚意，对被围困在一个堡子里的马禄旅600余人，在其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后，解除了包围。
青海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〇〇师师长，所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及炮兵、手枪、宪兵各一个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所属骑兵第一、第二旅，所占地盘除了青海省，还有河西的部分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马步芳看到这次红军前锋所指是他盘踞多年的河西走廊，为保地盘，他决定全力配合马步青对红军反扑。正在这时，蒋介石又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骑五师。马步芳气焰甚盛，他立即派出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湟源等地的民团1万余人，星夜兼程，驰援一条山。11月2日，其部到达一条山西北的寺儿滩。马廷祥见青海援军已到，便露出其假和谈的真面目。“二马”合兵一处，便向红军一条山阵地发起猖狂反扑。
守卫一条山的红三十军积极迎战，在村口要道挖下壕沟，在院墙上掏开枪眼，搬来木箱、木柜装上土，垒起了“木城”。当天，反扑的敌人即遭红三十军的沉重打击，退到一条山北面一公里以外的小沙河。晚上，马元海又组织骑兵一个团，进攻红军据守的清真寺，仍未得逞。
初战失利，马元海恼羞成怒。第二天，他纠集更多的兵力，向一条山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顿时，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战斗十分激烈。守卫在一条山的红军只有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但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指挥下，以一当十，英勇抗敌，连续击退了敌人六次冲锋，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
在一条山激战的同时，马步芳部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和马步青部马呈祥团共5000余人，从景泰县西南边境的沙河井，向大拉牌一带的红九军阵地发起进攻。马全义驱赶着民团，一次接一次地向红军阵地冲锋，红九军二十七师奋勇迎敌，敌人一批一批倒下，尸横遍野。马呈祥又以连为单位发起一次次冲锋，仍被红九军一次次击溃。战斗持续到傍晚7时，敌人终于无法支持，连夜溃逃至沙河井。
一条山战斗，是红军过河后同马家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较量，结果以敌人节节失利而告终。敌河防总指挥马廷祥被红军击毙。敌人惊恐万状，龟缩在小沙河再也不敢出来。马元海连电求援，马步芳又陆续派出部队、民团赶来增援。
这时，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马鸿逵、马鸿宾已抽调几旅兵力，星夜兼程驰援宁夏通往蒙古的交通要点定远营（今内蒙古巴彦浩特），防备红军北进。蒋介石、敌西北“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也探明河西红军的主攻方向，频频电令甘、青、宁军阀，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河西红军北进蒙古，与苏联沟通。于是，马步芳的援兵蜂拥而来，在景泰一条山、秀水、荒草渠、石窝、大拉牌等地，向红军部队疯狂反扑。河东敌人也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来，河东红军主力与敌酣战，短期内已不可能移兵北上，策应河西红军进取宁夏，且敌之一部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靠拢了宁夏之敌，将河东、河西红军的联系切断。
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没有执行的可能，遂于11月8日制定了“作战新计划”，要求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打通通往新疆的道路。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河西红军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从此，西路军开始了英勇悲壮的西征。
11月9日晚，西路军撤离一条山。红三十军从右翼直插大靖；红九军从左翼由镇虏堡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红五军在三十军之后跟进；总指挥部和直属队从赵家水出发，随三十军行动。西路军的三个纵队向西进发了。
血战古浪，红九军元气大伤
西北高原的冬季来得早。11月的河西走廊已天寒地冻，红九军迎着刺骨的冷风，从景泰镇虏堡出发，进入了古浪县境。
红九军是四方面军的一支劲旅，早在川陕苏区时，就屡建奇功，被四方面军总部授予“钢军”称号。后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南下，三过草地，减员过半。北上后，攻岷县，过黄河，大战大排牌，无暇休整。时值严冬季节，战士们穿的还是过草地时的单衣，伤亡、严寒、疲劳，困难重重，但指战员们仍斗志旺盛。红九军进入古浪县境后，进行了干柴洼、横梁山战斗。11月13日晚，其先头部队在军政委陈海松率领下，抵近古浪县城郊。古浪守敌是马步芳一〇〇师团长马华荣率领的西宁东南川十二大营民团，约1400余人。次日晨，红军攻城，敌团长马华荣受伤，民团死伤无数，相继溃退，红军占领古浪县城。
古浪城三面环山，北临平川，地势较低。城南的古龙山居高临下，可俯瞰全城。要固守古浪城，必须首先控制制高点。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实地部署，指令第二十五师派一个加强团坚守古龙山，师部驻守南关，其余两个团部署在东西两翼；第二十七师驻守城东的马家沿和北关一带，阻击来敌；城内由军直属部队防守。各制高点连夜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古浪为凉州门户，西通河西走廊直至新疆，东达兰州、青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浪被红军占领，“二马”恐慌万分。马步青在凉州惶惶不可终日，一面连电向青海告急，一面急派残部增援古浪。马步芳惟恐一再吃败仗，全盘皆输，严令马元海“城存尔存，城亡尔亡”，同时又增派兵力，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城。马元海即率部绕道黑松驿，占据古浪城西的金家庄。
11月16日，马元海集中两个旅又四个团，并配备大批民团，从东北、西南、东南三面向古浪城发起了攻势。红九军奋起迎敌，激战一天，歼敌六七百人。第二天，马元海针对红九军分兵把口的部署，采用步骑合战、迂回穿插的战术，发起第二次进攻。蒋介石也派空军第十五中队的三架轰炸机助战。攻击北关的敌人，在其飞机大炮掩护下，轮番向红军阵地进攻。在此守卫的红二十七师依托外围工事与敌激战。敌人猛烈的炮火，使外围工事大部被毁，红军被迫退入城内。敌人乘隙从北关攻入城内，并深入到北街一带，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陈海松政委当即命令一部分红军冲出城外，击溃了民团。城内敌人以为红军是撤离，一窝蜂追出来，陈海松、孙玉清即率部杀回马枪，毙敌600余人，北街一带复又收回。
几天的连续作战，使红九军弹药消耗很大，部队减员日增，特别是寒冷的气候，更给红军带来许多困难，然而战士们仍坚守阵地。11月18日，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步兵、骑兵、飞机、大炮全部出动，马元海亲临火线督战。守城红军依托坍塌的城墙与敌殊死血战。敌人利用骑兵进行穿插分割，切断了红军军、师、团之间的联系，迫使红军各自为战。敌人乘隙向城南古龙山发起猛攻，古龙山阵地一片火海。接着成营成团的敌人像黄蜂一样往山上拥来。坚守山头的全团指战员集中所有火力射击，手榴弹、石块劈头盖脸地朝敌人飞去。敌人相互践踏着溃散而去。
稍事调整后，敌人又发起更凶猛的进攻。他们举着大刀，端着长枪，狂喊着“作战不退，无令不回”，一批接一批地往上冲。红军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捅弯了用枪托砸。就这样，这个团的指战员大多壮烈牺牲。
古龙山阵地被敌攻陷后，敌人集中全力攻城。中午时分，敌人一部穿插到二十七师背后，又从水关门冲入城内，情况十分紧急。这时，按照军长孙玉清的命令，军部李科长和张教导员率交通队的部分人员和机关干部出击，一阵猛冲猛打，敌人被堵了回去。突然，敌人的一部骑兵冲了上来，切断了红军的退路。李科长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出击的大部分人员未能回来。敌人愈加疯狂，纷纷从北门、水关门突入城内。古浪城的大街小巷全部变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场。敌一队骑兵挥舞着马刀，在街上横冲直撞，红军的一些机关干部和伤员，惨死在敌人的刀下，供给部和卫生部的一部分女战士手无寸铁，被敌人堵在一个房子里，全部被敌砍死。
敌人越来越多，快拥到军指挥所了。军政委陈海松突然出现在大门口，他左手带着伤，右手高举着驳壳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坚决杀退敌人！”随即，军参谋长陈伯稚率交通队和全体参谋人员一起向敌人冲了过去，在鼓楼洞、杨家牌坊一带和敌人反复拼杀。正在此时，红二十七师击破了敌人的分割，杀开一条血路，从北门、水关门接应过来。突入城内的敌人受到内外夹击，一时阵脚大乱。红军抓住战机，发起全面反攻，杀得敌人逃往城外。战斗渐渐停了下来。
古浪血战，重创敌军，然而红九军也损失惨重。此战和干柴洼、横梁山三战，红九军伤亡2400余人，折损过半，元气大伤。军参谋长陈伯稚、军部一科科长刘培基、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第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均在战斗中牺牲。夜幕低垂，红九军撤出古浪城。在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西进永昌。
鏖战永昌，创建根据地
正当红九军在古浪与敌血战的时候，西路军右翼红三十军、红五军、总部及直属部队向西疾进，于11月18日攻克永昌，21日占领山丹，随后，红九军也撤至永昌。此时，西路军集结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堡，西至山丹1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西路军一路征战，粮食没有来源，弹药得不到补充，伤员无法安置。隆冬季节，战士们还穿着单衣，赤足麻鞋，特别需要有一块根据地休养生息。这时候，党中央从全局出发，指示西路军在永、凉间建立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于是，西路军总部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政治部立即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做群众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讲解红军挺进河西、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后方的意义。县城的大街小巷和主要公共场所，都贴上了红军的布告、传单和标语。县城东街的戏台上，天天围着群众，观看总部剧团的演出。老百姓看到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扰民，不拉夫，原先躲避在外的人也都纷纷回家。
11月23日，西路军总部在县城天主教堂召开永昌县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陈昌浩、徐向前到会，和各界父老乡亲共同协商建立永昌区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12月5日，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正式成立，青年大队、妇女会、儿童团也都相继组成。永昌城变得热闹起来，儿童团员们扛着木棍列队上操，学唱红军歌曲；青年大队的小伙子们帮助红军挖地主老财藏粮藏物的地窖，并把部分粮食分给贫苦百姓。胸前佩戴着红布条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们，走村串户，请来皮匠为红军赶制皮衣，安置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妇女会的姑娘媳妇们，为红军缝补衣裳，做棉鞋、棉帽。工商各界还送来不少铜、铁器物和硫黄、木炭等，几十名铁匠夜以继日地为红军锻铸长矛大刀，制造马尾手榴弹……
红军要在永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传到敌人那里，马步青暴跳起来。红军过凉州时，徐向前曾致信马步青，讲明红军只是借道而过，并无攻取凉州之意，望其以大局为重，停止内战，对外抗日。马步青苦于凉州空城，唯恐红军来攻，见此信，便龟缩城内，静观红军绕道过城。可现在红军要在他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他着急了。永昌又临近西宁，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必然威胁到马步芳的老巢。共同的利益，使“二马”拼死也要夺回永昌。他们通过电话、电报商量，将前线的八九万人马全部调集于凉、永间，马步青就近召开两方旅长会议，进行战斗部署，决定马元海为步骑兵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兵分三路，直扑永昌。朱绍良也派杨德亮旅由兰州赶来配合作战。
凉州西四十里堡，距永昌县约有百里，是凉州通往永昌、张掖的必经之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一个团驻守在这里。11月22日，马元海率五个团的兵力向红三十军阵地发起进攻。红三十军在程世才、李先念的指挥下，坚守堡寨，英勇抗击，后来又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终于将敌击溃，三天激战，红军毙伤敌2400余人，其中仅大刀砍死者即达700人以上。红三十军也伤亡500余人，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死在战场上。
敌军另一路向红九军防守的永昌东十里铺和二十里铺一线村庄连续攻击。红九军在红三十军一部的支援下，艰苦鏖战20余日，以惨重的代价，将这一线阵地控制在手中。随后，敌人抓住红军兵力不足的弱点，调集五旅兵马又四个民团攻击永昌县城。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派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
敌人一面围攻永昌城，一面又以两个旅又四个民团向山丹红五军进攻。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面对强敌从容不迫，趁敌立足未稳，命令师政委谢良率一个团，配备迫击炮连，向西二十里堡敌人的一个骑兵团进行夜袭。红军利用夜幕掩护，迅速接近敌军阵地，一阵炮击和步机枪射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一片混乱。以后的几天里，围攻山丹县城的敌人越聚越多，红五军依托城墙垛口，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使敌人未能攻进城来。可是在一次战斗中，红军出击部队追击敌人过远，敌骑兵突然杀了回来，部队伤亡惨重，第三十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等壮烈牺牲。
正当西路军与敌浴血搏斗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党中央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调西路军东返。但西路军还未行动，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又令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12月27日晚，西路军突破重围，撤离永昌、山丹。红军撤离后，刚刚建立20余天的苏维埃政权，即被敌人淹没在血泊中。西路军在永昌、山丹鏖战40余天，部队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高台战斗失利，董振堂捐躯
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后，冒着凛冽的风雪继续西进。12月30日，先头部队红五军攻下临泽县城（今蓼泉）。当晚，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又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骑兵团、特务团共2800余人，星夜疾进，于1937年元旦早晨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红五军政委黄超带领三十七团、四十三团以及总部直属队驻临泽县城。
红五军在西路军中兵力最弱，总共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四个连）、一个特务团（两个连），总兵力不足4000人，但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著名的宁都起义就是这个部队发起的。起义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屡立战功。万里长征中，又一直担任后卫任务。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后，五军团与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频繁的战斗使五军元气大伤，陇中华家岭一仗，又伤亡800余人，副军长罗南辉牺牲。挺进河西后，山丹战斗中再一次被削弱。然而，红五军毕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红军，士气仍很旺盛。
红五军占领高台县城后，总部和红九军、红三十军也相继到达临泽南部的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本来，西路军在这一带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然而此时河东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调集40个师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局势的变化，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元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七八两日，又连电徐、陈，要西路军在临、高一带消灭敌人，完成创立根据地的任务。西路军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在临、高待机，策应河东红军。
红五军一到高台，军长董振堂就带领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部署兵力防守。因为他清楚，高台成了红军西进的“龙头”，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带领政治干部和部分战士，深入群众，宣传政策。不几天，高台县苏维埃政府就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积极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红五军武器极为缺乏，苏维埃政府就发动铁匠、木匠，赶制大刀、梭镖、铁叉、木棒等作武器。妇女团和供给部的同志们则不分昼夜，动员群众为红军赶做棉衣、毡鞋。
果然，红军进驻高台不久，敌人就围了上来。敌总指挥马元海，用部分兵力切断高台与临泽的联系，并牵制沙河堡、倪家营子的红军主力，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骑兵旅和炮兵、步兵、手枪三个团，以及部分民团，共2万余人，全力进攻高台。
军长董振堂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全军坚守高台县城。各连队连夜抢修和加固工事。元月12日，敌军在大炮配合下，向西关制高点（由财神楼改建的大碉堡）发起进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的一个加强排固守在这里。在敌人连续攻击中，全排战士坚守碉堡，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冲锋。激烈的争夺战持续了三四个昼夜，固守碉堡的红军只剩下五个人，碉堡也遭到严重损坏。敌人久攻不克，竟在碉堡周围堆积大量柴草，连同民房一起放火焚烧。在熊熊大火中，五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西关财神楼失守时，东关的碉堡也被敌人攻陷。城外据点失守，敌人直逼城下，战局十分危急。自敌人包围高台后，董振堂便和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几次派人化装出城，与总部和临泽部队联系，但均没有一点消息。现在守城部队经过几个昼夜的激战，伤亡很大，弹药也越打越少，若死守下去，后果十分危险。董振堂与杨克明商量后，决定在适当时机突围。高台城北的敌人力量最弱，这里是开阔地，靠近黑河（河面已结厚实的冰盖），距北山不远，部队突围出去，可以直上北山。董军长命令骑兵团长吕仁礼，组织部队在北城墙上挖了一个能并行两匹马的墙洞，外面只留下一层表皮，突围时，即可一脚踢开。为时不久，董军长接到了驻在临泽的军政委黄超的来信，要董死守高台。董军长再次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黄超来信，动员大家死守高台。
从18日夜开始，敌人在炮火掩护下，轮番攻城。这时，红军的子弹已经打光，战士们只得用木椽捣敌人的云梯头，用滚开的面糊糊朝敌人头上泼，用大刀、梭镖、石块、冰块把爬上梯子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城沿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元月20日凌晨，敌人全力攻城。西南方的城墙首先被敌人突破。这时，红军伤员也投入战斗，与敌人展开肉搏。当日下午，高台城被敌人占领，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800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苦战倪家营子
高台失守后，敌人另一部又围攻临泽县城。坚守临泽的红军与敌苦战三昼夜，突出重围，退至倪家营子一线。此时，西路军在河西已濒临绝境。1月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东返，23日东返至张掖西南部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准备稍加休整，继续行动。
1月27日，红三十军抓住战机，在西洞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马步芳装备精良的宪兵团，击溃一〇〇师手枪团，缴获1200余支枪及许多战利品，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然而，此时敌人正在东面设置重兵堵截，形势十分不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遂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待机歼敌。
马步芳惟恐红军沿甘州、肃州进入新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看到红军进入地广人稀、给养无着、不利征战的倪家营子，顿时大喜，立即电令马元海，要他把握这一难得机会，全力堵截。马元海遂在倪家营子周围集结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加上青海和当地民团约七万余人，从2月1日开始，大规模围攻倪家营子的红军。
敌人每次进攻，都有大炮掩护，而红军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子弹又极缺乏，全靠近战对付敌人。在敌人的围攻中，首当其冲的是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固守的汪家墩阵地。汪家墩有一个用黄土筑成的土碉堡，位于红军前沿阵地的突出部，能够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射击敌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御支撑点。敌人要用较大兵力进攻倪家营子，非先夺取这个碉堡不可。
二六三团三营政委周纯麟带领九连130余名战士进驻这个碉堡，先后用步枪、大刀、手榴弹、梭镖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碉堡周围丢弃的敌尸有四五百具，九连自身也受到很大伤亡，由兄弟连队接防时，英雄的九连只剩下九个人，其中四人还负了伤。
昼夜战斗，战士们疲惫到了极点。时值隆冬，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大部分战士穿的还是破单衣。为了御寒，他们找一块破毡，中间掏个洞，从头上套下，用根绳子在腰间一扎，就算是御寒的棉衣了。没有穿鞋，只得用破布、破毡子把脚包起来，许多战士的手脚都被冻坏。更为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春节那天，每人只分得拳头大的从敌人那里拉来的死马肉。
西路军在饥寒交迫之中，与敌血战到2月中旬，击退敌大规模的进攻达八九次之多，小的进攻数十次，总计毙伤敌人近万人。但终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没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面对新的局面，西路军打算待天气稍暖后，东出大通、西宁一带，再图发展。可是，这一行动意图被敌人察觉。2月14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倪家营子红军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返模样。”马步芳以红军行将东下，急电蒋介石请示。蒋于15日复电：“据情报确有此企图，已分令防范。”并令马军加紧攻击。马步芳即于当日电令马元海、马彪、马朴、韩起功：“协力四面急攻，不得任其东返。”
从2月15日起，马元海调动一切力量，向红军阵地发起更为疯狂的进攻。敌军在大炮掩护下，实行集团冲锋，步步推进，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鼓励指战员浴血奋战。仗越打越艰苦，红军杀伤了成千上万的敌人，但敌人有后方，有补给，能及时补充兵力；而红军是孤军奋战，弹药、人员有耗无补，伤员无医药治疗，部队无粮食给养，连水也喝不上，就连涝池里的冰块都吃光了。
为了摆脱困境，2月21日，西路军转移到威狄堡一带。因这里地形不利，堡寨太多，易受敌人封锁，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这时，倪家营子已被敌人洗劫一空，断垣残壁，满目凄凉，就连狗叫的声音都听不到了，情况十分危急和艰难。2月24日，西路军向中央军委告急：“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也不可能。”请求速派兵增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你们）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27日，党中央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向黄河岸边开进，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了。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已无法继续固守下去，军政委员会决定再次突围。2月27日，西路军突围后，再次转移。
恶战三道柳沟
2月28日夜晚，西路军迎着刺骨的北风，踏着戈壁滩上的沙砾，向西南方向疾进。3月1日晨，来到临泽县西南边境的三道柳沟。这个村子南面是祁连山，其余三面都是沙漠戈壁，两条从南向北的干河沟，把村子分割成三块长条。东面的叫东柳沟，西端的叫西柳沟，中间的叫南柳沟，被人们称为三道柳沟。
红军到三道柳沟后，连日的苦战和行军，战士们已疲倦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可是敌人的追兵就在后面，严酷的处境使战士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动手构筑工事。
天刚蒙蒙亮，村西北的沙滩上就卷起了滚滚烟尘，敌人的骑兵赶来了。敌人在机枪大炮掩护下，首先以密集的阵势，向固守在南柳沟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扑来。这时，整个西路军只有三十军受损较小，而八十八师又是三十军的主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是四方面军有名的一员虎将，他腰扎皮带，插着盒子枪，像往常一样，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敌人越冲越近，当穿着光板皮袄的敌人冲到阵地前沿时，熊师长一声令下，红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前面的敌人纷纷倒下，后面的一看势头不好，掉头就跑。
不久，退下去的敌人又聚拢来，而且越聚越多，无数的白旗、黄旗在戈壁滩上摇晃，敌人又开始进攻了。炮弹落在村子里，炸得到处浓烟滚滚，机枪炒豆似的叫个不停，围墙被打得冒起一股股尘土。敌人举着旗子，狂叫着冲上来，眼看接近村庄了，熊师长一声命令，手榴弹雨点般地投向敌群。顿时，硝烟弥漫，弹片飞迸，敌军乱作一团。熊师长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雁翎刀，高举着大喊：“同志们，冲啊！”他第一个跳出战壕，战士们紧跟着向敌群杀去。一时间，刀光闪闪，杀声震天。红军将士以一当十，殊死搏斗，又击退了敌人。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倒下去的每一个红军战士身旁，都横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
夜晚，敌人抢来老百姓的木箱、木柜，在红军阵地的四周构筑工事，并点起一堆堆篝火，环绕着村子，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包围红军的敌人，至少有五个旅之众。
连日来，敌人虽然没有攻进村子，但战局对红军十分不利。这一天，敌军组织重兵强攻南柳沟。敌刘呈德团从南山坡插入，将固守在砟子河两岸的红三十军切成两截，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所在的部队，被敌分割在砟子河东西的两个庄子里。幸好埋在地下的电话线没有遭到破坏，红军还能通过这条线路互相联系。傍晚，敌人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向河东边的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发起攻击。如果这个庄子被敌人占去，红军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转变战局，程世才和熊厚发赶到二六八团阵地。
这时，这个庄子已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硝烟中，庄墙被炮弹炸成锯齿形，西面还被轰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沿着堤埂攻上来的敌人，已占领了村边的一座独立房屋。程世才和熊厚发登上屋顶，从缺口里观察敌情。突然，熊厚发晃了一下身子，一股鲜血喷得老远，他的左臂被打折了。程世才急忙扶住他说：“老熊，你快下去包扎，我来指挥。”熊师长却强忍着疼痛说：“不要紧，有嘴和腿照样能指挥作战。”他按着伤口，紧紧地咬着牙，在程军长的催促下，被送到了师医务所包扎。夜间战斗仍在进行。熊厚发又来到前沿，他一只胳膊吊在绷带上，另一只手提着大刀，到最危险的地方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他这种英勇顽强的气概，给战士们以无穷的力量。
熊厚发是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人，16岁参加红军，在鄂豫皖苏区时，作战勇敢，由战士提升为连长、营长，川陕苏区时，又提升为团长、师长，他带领八十八师，在与四川军阀作战中屡战屡胜，立下了赫赫战功。部队挺进河西，他带领这个师又一直担任着重要的作战任务。此次负伤，后来伤口恶化，不能再跟部队转战，就留在祁连山中打游击，3月22日，他和同志们被搜山的敌军包围，他指挥警卫人员进行抵抗，不幸牺牲，时年24岁。
夜渐渐深了，战况不断恶化，敌人以四个团的兵力来围攻，如果拖延到天明，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程世才用电话和在砟子河西边二六五团阵地上的李先念商量后，决定突围。晚12点，李先念指挥二六五团出击接应，程世才带领二六八团突围，经过一场惨烈的拼杀，红三十军的部队又会合在一起了。然而这次白刃相接的突围战，又有几百名指战员战死。西路军在三道柳沟坚持到11日夜，余部不得不再次突围，经梨园口进入祁连山。
兵败梨园口，退入祁连山
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后，打算通过梨园口，进入祁连山，摆脱马家军的追击。3月11日夜，西路军余部急行军，向25公里外的梨园口疾进。他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抢在敌人骑兵的前面，控制梨园口，使部队顺利进入祁连山。梨园口是通往祁连山的必经山口。口子两边山峦起伏，谷底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干涸河道，叫梨园河，河滩北岸沿山坡坐落着一些村庄——梨园堡，由梨园堡向西即通往祁连山腹地。
3月12日太阳刚露出山头的时候，红三十军和总部进到了梨园堡，担任后卫的红九军也到达梨园口。红九军一到梨园口，军政委陈海松即奉命率部在梨园口堵击敌军，掩护红三十军占领沟内阵地。他接令后，立即带领军部一行人上山部署兵力，刚上到半山腰，就望见不远处的荒滩上尘土飞扬，敌骑兵黑压压卷地而来。陈海松十分镇静，立即明令就近的部队赶快上山，抢占山口两侧的山梁。但战士们已疲惫到了极点，他们经过几天恶战，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又是连夜急行军才到达这里，只爬到半山腰，就被抢先爬上山脊的敌人压了下来。陈海松又指挥部队占据了山口南侧的一些山头和塄坎抗击敌军。
不久，另一路敌军从梨园河口直逼梨园堡。此时，西路军虽然还保持着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两三百人，而且很多同志是带伤作战的。特别是红九军，经连日奋战，兵力已不足千人。更为困难的是子弹奇缺，除了军部还有挺轻机枪、每人还有些子弹，战斗部队大多只有保枪的子弹了。尽管这样，红九军还是把大部分敌人吸引过来。军政委陈海松坚定地说：“我们要帮助三十军，给他们争取时间。”
这时的战斗，已不是什么对等的交战，而是红军战士们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拼搏，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进山。没有子弹了，指战员就举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指挥作战的陈海松政委，看到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愤怒的两眼血红血红。他和身边警卫排的十几名战士，已经消灭了几批冲上山的敌人。激战中机枪手牺牲了，陈海松一跃而起，抱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他的举动，立刻引起山头上敌人的注意，便集中全部火力，居高临下对付红九军的这挺唯一的机枪。一阵扫射，陈海松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陈海松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优秀指挥员，当时，他虽然只有24岁，但在红四方面军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德总司令后来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次血战中，红九军二十五师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第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等相继牺牲。红九军失利后，总部立即调红三十八军八十八师的两个团在梨园河谷选择阵地，阻击敌人。
就在梨园堡激战之时，党中央来电指示，为保存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当晚，总部率西路军余部边战边退，进入了祁连山。部队此时连伤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
3月13日天亮不久，红军进入康隆寺地区的马场滩，接着敌人的数旅骑兵就跟着追来。担任后卫的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和二六三团就地展开阻击，结果前者兵力全部拼光，后者也损失大部。红军且战且走，抢占了附近的牛毛山，才立住脚跟。牛毛山上满是积雪，覆盖着枯草，寒气袭人。红军战士们已好几天没有吃饭睡觉了，虽然每人的干粮袋里还有些胡麻渣和谷糠做的饼子，但是谁也舍不得动它。在这渺无人烟的祁连山里，谁知道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有些实在饿得不行的同志，才拿出来嚼上几口。
中午过后，敌人集中更多的兵力向山头发起集团冲锋。眼看敌人的骑兵就要冲上山头了，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命令二六八团坚决反击。这时，上至军长，下至马夫，个个手持武器，向敌人射击。重伤员只要两手还能动弹，也趴在地上给机枪射手压子弹。二六八团仅有的300余人，勇猛地向敌人扑去。骄横一时的敌人遭到迎头痛击，乱了阵脚，骑兵掉转马头向后逃跑，步兵也雪崩似的退了下山去。敌人的进攻暂时停止了。
剩下的红军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敌人还在周围集结兵力，有再次进攻的可能。为了甩掉敌人，部队又连夜向距康隆寺20公里的石窝山进发。
石窝山分兵，坚持游击斗争
西路军余部来到石窝山一带，已是3月14日的早晨。部队还未喘过气来，敌人数旅骑兵又赶来了，红军被迫与敌人展开激战。仗越打越惨，屡建奇功的“夜老虎团”——二六五团全团覆没。二六七团接着战斗，又遭受很大损失。待总部和红三十军、红九军余部撤到石窝山上时，已是斜阳西照了。
此时的石窝山，真是满目凄凉，幸存的2000余名红军指战员满身血污，三三两两地蜷曲在山顶的雪地上，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山坡上到处是战士们的遗体。这支曾经创建过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威震敌胆的主力红军，就这样惨败了。心疼啊！必须赶快拿出办法，否则，余下的这部分力量也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黄昏时，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只有二三十人，他们见了面，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刚才又得到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牺牲的消息。在战场上顽强得铁一样的汉子，这时眼圈都红了，有的人泪水扑簌簌的落下来。
郑义斋是午后接到总部开会通知的，他估计到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便把原来分散保存的经费——黄金、银元集中起来，装在几个小袋子里，用针线缝结实，打算在会上交给总指挥部。他和警卫员赶往总部的路上，被追上来的敌人包围了，他和战士们沉着应战。为了不使经费落入敌手，他命令警卫员小张驮上经费突围，他和其余同志留下来打掩护。经费被安全送到了总指挥部，而郑义斋和身边的几位警卫员却都牺牲了。
在石窝山头的会议上，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为保存现有力量，剩余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二是他和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是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心情沉重，不愿离开部队。他说：“我们不能在部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要跟部队一起走，大家死也死在一起，活也活在一起，将来听候中央的决定。”陈昌浩说：“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从感情上讲，同志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总指挥离开，可是部队受挫到这种地步，徐、陈的离开，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大家都赞成他俩走，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新编成的三个支队是：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余部和总部机关成员约1000人为左支队；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王树声、教导团政委朱良才，率红九军余部、总部妇女独立团余部约五六百人为右支队；总部侦查科长毕占云和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率领其余人员为一路。天渐渐黑了，部队要分手了。从长征到现在，在无数枪林弹雨中并肩作战、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兄弟，此刻就要分开，大家心里真比刀割还难受。同志们各自握着对方的手，含着眼泪，深沉地互相勉励着告别。
在夜幕的掩护下，部队出发了。为了使主力部队甩掉敌人，顺利走出祁连山，除了王树声、毕占云各自率领的游击队，临时还组织了方震、辛元林、尹子林、耿万福、陈宜贵等领导的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迷惑、牵制敌人。许多被打散的战士，也各自结伴，从不同方向突围。他们紧紧地吸引了敌军的主力，使西路军工委会率领的左支队得以顺利西进。后来，在敌人的追击、包围中，右支队和其他几支游击队先后失利，原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和大部分同志在游击战中牺牲，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被俘后，英勇不屈，被害于西宁，只有少数人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历尽艰辛，东返陕北。陈昌浩和徐向前也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
辗转祁连山，左支队进入新疆
由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敌人，深入到祁连山腹地。
尾追的敌人虽然摆脱了，可饥饿和严寒又困扰着几乎处于绝境的左支队。野羊也很难猎获，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忍痛宰杀瘦骨嶙峋的战马，维持几日。白茫茫的雪山一座连着一座，寒风裹着积雪像刀子刮着人的皮肤。夜晚在山沟里露宿，每天早晨都有一些同志被冻僵。许多同志被饥饿和严寒夺去了生命。在重重困难面前，左支队指战员多么盼望得到中央的指示啊！3月23日，左支队行至祁连山分水岭时，终于与党中央联系上了。
“和党中央联系上了，我们有救了！”许多同志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中央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新疆。中央将派人前往迎接。一张小小的手抄电报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领导手中传递着，人人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路程虽然还像过去一样艰苦，但党中央的指示，鼓舞着每一个指战员。4月21日，左支队终于从肃北石包城走出祁连山。此时全支队还剩850余人。在此得悉安西城内仅有敌军一个排驻守，于是工委会决定攻打安西城，以补充给养。
4月24日，左支队进至安西城南十二三公里的一个村子，做好了夜攻安西城的准备。谁知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盘踞肃州的敌马步康旅，为堵截西去的红军，派团长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和旅直属骑兵连，已于4月22日晚进驻安西城。然而，红军还一无所知。4月24日傍晚，左支队组成的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战斗刚一打响，就招来敌人猛烈的炮火。很明显，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李先念和程世才交换意见后，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城西的五营村、王家屯庄转移。
红军撤进王家屯庄不久，敌人就围了上来。红军指战员依托围墙，靠大刀、手榴弹坚守了一整天。天黑后，突出重围，涉过疏勒河，急行45公里，于26日拂晓到达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敌人又跟着追来，左支队奋勇抵抗，傍晚进至25公里外的红柳园。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部队刚到这里，尾追的敌人也赶来了。红军以沙丘作掩体，顽强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天黑，趁着夜幕迅速突围。
从红柳园到星星峡，是无边的戈壁沙漠，方圆百里又无水源，还不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九死一生的左支队指战员，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意志，饮人尿、马血，经过三昼夜的艰难行进，终于走出大戈壁，进抵甘新两省交界的星星峡。至此，西路军左支队历经千辛万苦，保存了470余人的骨干力量。
1937年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着满载被服、食品、药品的40辆卡车来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战士。同志们看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十分激动，想起在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大家的眼泪扑簌簌滚了下来。在党的关怀下，西路军保存下来的这批骨干，整编为“新兵营”，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经过短期休整，又开始了军事技术的学习，两年后，分批回到延安。
结束语
红西路军2.18万余人悲壮的西征，历经70余次血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最后失败。这是主力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受到的一次惨重损失。
西路军血战河西，毙敌2万余人，自身有7000余名指战员血洒疆场，9200余人被俘，其中5300余人被敌残害，近4000人（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或几经磨难回到鄂豫皖、川北老家；470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被俘后经党和群众营救、进抵新疆的余部）回到陕甘宁边区。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身临绝境的生死关头，无不心向红军、心向党。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赤诚之心，光照人间；他们的英雄业绩，催人泪下。
今天，我们回忆这段悲壮的历史，在于告诫我们的人民和后代，胜利来之不易，先烈不应忘记。只有牢记过去，才能珍惜现在，开拓未来。
原载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刊物《党的建设》1980年第1期至第6期。作者牟慧芬，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麻琨曾任该室处长。牟、麻二同志对西路军的斗争历史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主编有《悲壮的征程》一书，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