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声
最近,看了西宁市新建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预展,读了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几位同志编辑的《血染河湟》一书,感慨万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回顾西路军西征的这段悲壮历史,无论对于缅怀先烈,还是教育后人,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西路军的西征正处在中华民族由长期内战走向联合抗日的历史转折时期,实现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所作出的最大奉献之一,而西路军在这一转折时期自始至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牵制了马家军,喋血奋战五个多月,消灭马家军两万余人,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有力的支援作用,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西路军的英雄业绩如巍巍丰碑,将永远屹立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永远彪炳史册,流芳千古!西路军为实现崇高理想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我们今天深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鼓舞力量。
红军西路军西征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人们总是把西路军西征与错误路线挂在一起。1986年,徐向前同志所写的《历史的回顾》问世以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西路军西征是奉党中央命令的文章报道。历史的结论是:红军西路军西征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关于打通苏联国际路线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6月29日亲自提出的,他说:“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是站在红军的观点上,还是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27页。他还指出打通苏联的路线和时机各有二:一为宁夏、绥西,一为甘、肃、凉三州;一为夏秋,一为冬春。同年8月25日,毛泽东等电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这一战略意图向共产国际请示,“并以结果见告”。9月14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国际来电”,说共产国际已经同意了这一计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十月作战纲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宁夏战役计划,把突破黄河天险,进取宁夏的先遣任务交给了红四方面军,并限令“11月10号完成一切渡河准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7~288页。10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电询朱德、张国焘“渡河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19日,毛、周再电朱、张:“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在毛泽东的部署指示下,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担负起了从甘肃靖远强渡黄河的艰巨任务。24日夜,红三十军突破了黄河天险,一举撕碎了青海马家军骑五师的百里防线,接着红九军、红五军相继渡河,从而揭开了向宁夏进军的战斗序幕。
11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作战新计划,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作出了组建南路军、北路军、西路军的决定,明确指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87页。10日,中央正式批准组建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同时,组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这样,西路军21800多名指战员,便在“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鼓舞下,作为党中央当时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了血战河西走廊的英勇西征。
气壮山河的英勇进军历程
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青海的马家军。马家军是马步芳之父马麒于1915年担任宁海镇守使时开始组建的。其后,马家军便成为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以及临夏、河西等地的反革命军事支柱,表现得十分疯狂残暴。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北上时,马步芳慌恐至极,生怕红军穿越青海,危及其割据统治的领地,便使出浑身解数,孤注一掷,拼死阻击。马步芳在化隆扎巴检阅民团时说:“与其俟共匪到来,束手待毙,莫若同共匪拼命,求一条生路。”他在全省训练民团15万多人,从玉树、果洛到民和、湟源,构筑了三道碉堡防御线,并令马彪旅、喇平福团在青海与四川、甘南边界阻击红军。及至红军从靖远渡河,马步芳在“民众军队化、军队民众化”的口号下,兵民倾巢出动,把10余万反动武装全都摆在了河西走廊。这样,西路军西征100多天,大小数十战,过关斩将,攻城略地,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展开恶战,作出了巨大牺牲。
1936年11月14日,红九军刚刚攻占古浪,便陷入了重围。马家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集中五个旅和四个民团连续围攻,最后红军终以寡不敌众而撤离。这一仗使红九军元气大伤,损失20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经过长征的优秀指挥员,献出了自己的壮丽青春。
1937年1月1日,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马家军随即纠集四个旅又三个团,围攻仅有两个多团兵力据守高台县城的红五军。红五军内缺弹药武器,外无援兵接应,孤军奋战,与蜂拥而至的敌人连续拼杀了七天七夜据《悲壮的征程》记载,高台县城激战从1月12日开始,至1月20日城垣被敌攻破,激战进行了九天八夜,见该书上册第20页。至20日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和参谋长刘培基以及三千多名红军指战员英勇牺牲,为完成西征任务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红九军和红五军的接连失利,使西路军西征的形势空前严峻。全军立即收缩于临泽倪家营子的42个庄堡里,实行顽强据守、以寡击众的决战防御,敌人则纠集八个多旅和大量民团共七万余众,进行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围剿”。这时河西走廊千里冰雪,天寒地冻,堕指裂肤,红军在装备简陋、弹药奇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困境中,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以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子弹打光了,就拿着大刀、长矛、木棍和敌人拼杀,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立即接上去。每个营、连、排、班都是各自为战,堡自为战,人自为战,掩体被敌人摧毁,血肉就是屏障。轻伤员不下火线,许多重伤员虽然倒在地上,但手里还握着手榴弹,准备与敌同归于尽。红军指战员的勇气、智慧、力量都发挥到了极限。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身负重伤后仍然手握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人倒下一片又一片。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一处阵地,剩下九个人还和敌人拼杀,有的赤手空拳与敌人扭成一团,用牙齿咬掉敌人的耳朵,用手卡死了敌人。倪家营子大战历时40多天,红军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坚强意志和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作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战史上,写下了惊天地、动鬼神的可歌可泣的篇章!
倪家营子大战之后,西路军虽然处境已极其困难,但全军指战员仍团结一致,顽强拼搏,突围至三道柳沟、梨园口、康隆寺、牛毛山等地,连续与敌进行白刃血战,直到3月中旬。在此严峻时刻,所剩部分西路军将士,在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翻祁连,跨戈壁,历经艰辛,行程几千里,历时一个多月,于4月底胜利到达新疆,气壮山河的英勇进军历程,至此结束。
红军西路军的伟大历史功绩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策应中央红军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与发展,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所作的巨大历史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们顾全大局,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坚决执行党中央战略决策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颂扬。
红军渡河后,遵循党中央指示向北发展,前锋所向直指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而节节推进,打得马步青骑五师连吃败仗,击毙其师参谋长兼前线总指挥马廷祥。马步芳也心惊胆战,在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报告中亦自称“反共”“无完善结果”。但这时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胡宗南等敌军兵力集中北压,靖远一带的黄河东岸的渡口全部被敌控制,河东、河西的红军被隔断,宁夏战役计划已很难实现。11月3日,中央命令河西红军改北进为西攻,占领永登、古浪一线。河西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并据此制定了夺取平番、大靖、古浪、凉州的战役计划,接着就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从甘肃河西打通国际路线的第一次进军。
西路军正在向西推进时,蒋介石调兵遣将,威逼西北军、东北军,加紧对中央红军的反革命“围剿”,陕北局势顿时紧张。党中央为了造成河东与河西红军企图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和调遣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遂于11月19日电示西路军停止前进,在永昌、凉州等地创建根据地。这样做,对西路军执行迅速西进、打通苏联的战略任务显然是很不利的,但西路军领导顾全大局,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央指示,在永、凉地区和敌周旋。
西安事变发生了,形势急转,马步芳举棋不定。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乘虚西进,但当部队刚要开拔时,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纠集的“讨伐军”东叩潼关,关中局势又紧张起来,12月2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西路军领导立即命令部队掉头东向。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形势又为之一变,正要向东进军的西路军于27日接到中央电令“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西路军根据中央决策,立即斩钉截铁地挥师西向,开始了第二次进军。
西路军前锋连下临泽、高台等地,打算略作补充、休整,再向新疆进军。这时,关中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原来,蒋介石刚回到南京,便翻脸变卦,破坏和谈,集结40个师准备大举进攻西安。中央根据形势变化,电示西路军再度停止前进,作出待机策应中央红军的态势。但这时,西路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马步芳和其主子一唱一和,集中八个多旅的兵力,更加疯狂地向红军压来。西路军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依然以大局为重,收缩力量,在倪家营子以寡击众,实行了顽强据守的防御。
西路军在西征过程中,还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路军曾致函马家军,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遭到拒绝。后来,西路军再次致函马元海讲明:“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商洽一切!”马步芳、马元海对红军的豁达胸怀,不但不响应,反而拒绝,从而表明他们顽固“反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西路军西征时严格执行政策的行动和宣传活动,以及被俘、流落人员继续斗争的英勇事迹,犹如宣传队和播种机一样,在这块民族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播撒着革命的种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出丰硕的果实。马家军军医罗承训在干柴洼被俘虏,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向其阐释红军团结抗日等政策,予以释放,并发给路费,罗承训回青海后,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后不久,吴仲廉陷入敌手,罗承训获悉后,以德报德,搞了个通行证,暗中帮助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妇女团营长陶万荣三人脱离虎口。十二年之后,西宁解放时,红军当年的这一深远而良好的影响就更明显了。
继承红军西路军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西路军西征的失败是历史的不幸,是由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所造成的。但西路军那种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献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前赴后继,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同样要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这对于当前深入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为现实的重要意义。
第一,学习西路军顾全大局,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坦荡胸怀。在国内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西路军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维护革命的总体利益,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命令,让西进就西进,让东移就东移,让就地开辟根据就坚决执行。这种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的崇高表现。在西路军处境十分危急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执行中央在张掖、酒泉等地创建根据地的电示,义无反顾,收缩力量,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进行了40多天的殊死搏斗,在顽强据守的决战防御中,用自己的血肉谱写出中国无产阶级军队的壮歌,他们的业绩与日月同辉,与天地永存。
第二,学习西路军革命英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思想。西路军西征虽屡战不利,但却靠着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坚强的精神支柱屡战屡勇,即使在处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仍然能以顶天立地、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敌人拼杀。妇女独立团在与总部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拼搏,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活着的同志毫不气馁地继续战斗,武器打坏了,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从山上往下砸,能搬动的石头砸完了,就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纵身跳下悬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支气壮山河、响彻云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英勇战歌,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巾帼英雄的革命气概。
第三,学习西路军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迎着困难,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西路军最后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突出,令人敬佩不止。康隆寺战斗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化装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所剩3000人分编为三个支队,由李先念、王树声、张荣等人分别率领游击。两个支队在游击中被打散了,而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则绕道祁连山南侧,在青海境内边打边走,以后从石包城走出祁连山,又经过安西、白墩子、红柳园等一系列战斗,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巨大困难,终于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受到了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迎接和亲切慰问,从而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极为宝贵的重要领导骨干。除此而外,被打散的、受伤的、被俘的西路军将士,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陆续回到延安的有数千之众,他们都成为尔后继续革命的骨干力量。
第四,学习西路军威武不屈,临难不苟,坚贞节烈,凛若冰雪的高尚情操。西路军失利后,大批红军指战员落入敌手,遭到马步芳的疯狂屠杀与残酷迫害,仅在张掖一地,即被活埋、杀戮的就有3200多人,被押解到西宁的6000多人中,亦有2000多人遭到杀戮,还有3000多人被囚禁在各种集中营内,遭受磨难。红军在青海蒙难的这些将士,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在敌人的屠杀、迫害面前,视死如归,慷慨赴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以身殉节的坚定情操。红五军卫生战士王忠发在西宁市南门外职工医院附近被活埋时,未等敌人下手,就高呼口号,跳下了“万人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怕拖累部队转移,向军政委李先念要了一张党员介绍信,收集了100多名流散战士与敌周旋,于3月22日在祁连山南侧青海境内的草岭大坂,与敌马忠义部遭遇,经激战后被俘。马忠义要他投降,熊厚发义愤满腔,厉声怒斥,马忠义恼羞成怒,立令枪杀,年仅23岁的熊厚发同志便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被俘,于5月17日押解到西宁。孙玉清大义凛然,软硬不吃,蒋介石电令处以极刑,被马步芳秘密杀害于西宁东关。孙玉清在刽子手马昌龙的屠刀面前,坚定自若,慷慨就义。
红军西路军西征的历史过去已半个世纪了,但那光辉的历史业绩,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暗淡,反而由于历史的演变,真相愈明,使之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原载《青海日报》1988年8月17日第4版。作者张国声,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副书记,青海省省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