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午 朱永光
你们溶入了历史
你们化作了山峰
因为你们
我们倍感人生的自豪与光荣
因为你们
我们倍感人生的艰辛与责任
——题记
这是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幕，也是最能让人思考和吸取精神养分的一幕……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21800多名忠勇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靖远地区渡过黄河，执行旨在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嗣后，随战局变化，又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1月上旬改称西路军，奔赴河西。在随之而来的日日夜夜，西路军与反动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大小百余次之多的浴血苦战。期间，虽有攻关夺隘、建立政权及先后歼敌25000余人的战绩，但终因孤军深入、缺粮少弹、寡不敌众、任务多变等原因，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
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的一支部队，并且是一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以能打能拼、屡建奇功而著称的钢铁部队，其中有许多杰出的指挥员和无数最优秀的战士……
回首这一幕，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于这场发生在甘肃大地上的惨烈故事，当我们从只习惯于讲说光荣的传统思维定式中挣脱出来，那么，就很容易发现：恰恰是失败——确切来说是由失败而推到极致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优秀的文化传承，是我们党和我们这个民族赢得一切光荣和辉煌之本。
“我不能算伤员，有一条命，就是战斗员”。
大将王树声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那浴血苦战的日子，作为徐向前助手和西路军副总指挥的他，在一次看下面报来的反映部队人员伤病情况的统计表时，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见过有不少伤病员，为什么一个都没填？”
说完，他便和九军政委陈海松一同来到那个他曾经亲自带过的团队——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实地考察。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走了过来，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全团800多人，尽是伤员，有枪伤、刀伤、冻伤，有相当一部分还是重伤员。一问，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一样：“我不能算伤员，有一条命，就是战斗员。”
王树声的眼睛湿润了，多好的战士啊！是啊！这些从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走过来的战士，这支曾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钢铁军队，这支刚刚经历过二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苦磨炼还来不及休整的英雄部队，就这样，长征刚完又长征，硬是靠着这样一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坚决服从中央的命令，从虎豹口、一条山、古浪、凉州西四十里堡、永昌、临泽、高台……一步步拼了下来。
那是一场场极其罕见和惨烈的战事，更是一组组让人目不忍睹的镜头……
先说敌人的强大凶残：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旧中国出了名的武装“畸儿”，既拥有以骑兵为主的三万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又拥有长期经营的民团十五万七千多人、战马七万多匹、步枪六万多支，同时，作为地方军阀，他们还一贯的视地盘如生命，既怕红军扼控河西威胁其统治，又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吞并其地盘，因此，“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每次交锋必以死战。
“哪见过这样的敌人，前面的打死了，后面的照样冲。”几乎每一场恶战下来，都有人如是评说。
作为亲历者，周纯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慌乱的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有的被打得哇哇直叫，有的被打得抱头乱窜，纷纷往后退。但是，在后面督战的敌指挥官，却命令机枪手猛烈射击，用密集的火力封住退路，逼着他们继续往前冲……”
比敌人的强大凶残更严峻和致命的是：红军部队弹药缺乏，将士们是在近乎于冷兵器的条件下一天又一天地与敌人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殊死搏杀。
凉州西四十里堡阻击战——因为子弹和手榴弹极为有限，战士们就用大刀与敌拼杀。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凶狠的进攻，阵地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一个班长看见自己的战友倒下，怒火满腔，一口气连劈了三个敌人，就在他抡起刀砍向第四个敌人时，突然被敌人砍中了一刀。可是，他倒下的时候，手中的砍刀依然把那个敌人砍死了。有一个战士的大刀砍得卷刃了，就用刀背砸敌人，刀落地了，就用双拳和敌人拼搏，最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牺牲前还用双手紧紧地卡着一个敌人的喉咙……”见《血战河西走廊》（周纯麟著）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
对于这次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更是这样写道：“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堡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阵地，奋战三日，数度与敌肉搏，杀伤敌二千四百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在七百以上，自己亦付出二千余人的代价。”
高台血战——因为子弹、手榴弹打完了，在与攻进来的敌人进行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时，战士们只有用大刀、刺刀、石头和敌人搏斗，“刀刃卷缺，石头打尽，使用拳打口咬……终因敌众我寡，并与主力联系被切断，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90～3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
倪家营子鏖战——因为子弹缺乏，“战士们的步机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员即使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挥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人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的喉咙，拔掉敌人的胡子”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37～4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
应该说，这样顽强的部队，这么英勇的战士，不可能不让敌人心惊胆寒。但可气的是，敌人的狡猾几乎一点也不亚于其凶残，越是觉得红军缺少弹药，他们便越是仗着骑兵的优势，进攻时也只是携带三四排子弹，打完了就拨马返转，硬是让你俘虏了或者打死了都一无所获。
绝境，整个红西路军真可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
仗越打越难……
而与缺乏弹药同样致命，对西路军来说，饥饿寒冷以及由之而来的过度疲劳又环环相扣、如影随形。
“大漠冷如雪，戈壁硬如铁。”见原立是《血色黎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实》第265～268页，金陵书社，2002年出版。
“河西走廊的月亮，特别明，特别亮，也特别冷，月光照起来，像竖起的一把冰凉冰凉的剑。”
“河西走廊真冷啊！特别是夜晚，总有零下三十几度。好些同志耳朵冻掉了，手指头、脚趾冻掉了。”
“我们大多数只穿单衣，都是南方人，哪受得了这个？”
“没有粮食吃，同志们就紧紧裤带前进。在风沙中行军，肚子饿，身上冷，腿就像灌了铅。”
“优势装备的敌人，有吃有喝有弹药，能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而我们的同志太虚弱了。”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代价。”
“更困难的是，我们整天被反动的马家军追着、截击着、包围着。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的骑兵，不用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卷第190页。
“从祁连山下来……我们四个白天拣些牛粪吃，像吃炒面一样。”见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第18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今天，当我们采访每一位当年的西路军将士，当我们翻开每一页记叙这段历史的文字，那么，就怎么也无法回避“饥寒交迫和极度疲乏”这几个如同缺乏弹药一样令人揪心的字眼。特别是越往后，情况越恶化。
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后，经过连日的苦战和强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疲倦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可是大家都明白，敌人的大批追兵就在身后，恶战就在眼前，绝不能松气。部队真是过硬，一到驻地，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动手扎鹿砦，挖枪眼，构筑工事，准备厮杀。果然，天一放亮，“马家军就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和马家军肉搏，整个前沿阵地上顿时响起一片喊杀声和刀枪的撞击声。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全被鲜血染红了，我们每个倒下去的同志的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尸体”见程世才《烽火年代》。
就这样，英勇的红西路军将士，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行动，为了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硬是在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的情况下，以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精神，以生命不息战斗到底的精神，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以顽强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到了最后时刻、最后关头……
3月11日晚，红西路军在南柳沟血战了十一个昼夜后，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向梨园口转移，准备进入祁连山。12日晨，部队刚到梨园口，敌骑兵就接踵而至。“红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批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嗣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来。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相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接着，又是妇女先锋团慷慨赴难，八百姐妹血染康龙寺……
“不要难过，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
西路军失败了。
同样，西路军是通过自己的失败，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军队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和最具刚性的精神篇章。
残阳如血，残阳也如火。
1937年3月14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挥泪决定：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至此，大家带着一腔的悲愤，踏上了更加艰难的征程。
“失败了，失败了。”可以说，失败的痛苦煎熬着每一个人，也考验着每一个人。时穷节乃见，烈火识真金。西路军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是钢铁的部队。虽失败，但在每一位忠勇的将士身上，坚持革命立场、坚守革命气节的精神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受伤被俘，尽管敌人用尽浑身解数，但在孙玉清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面前都显得无用苍白。在“软化”宴席上，面对马步芳那番“孙军长这么年轻，是个人才，何必为共产党受苦”的胡说，孙玉清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我生是为劳苦大众，死也是为劳苦大众！”在马步芳“陪同”看望受劳役的红军男女战俘时，孙玉清更是叮嘱大家：“不要难过，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
“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是啊！孙玉清以及许许多多被俘的红军战士，不就是靠着这样一种信念，不屈服敌人的屠刀，并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那失败后的每一天里，在每一个身处逆境和困境的指战员心头，这何尝不是一盏永远点亮的明灯、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炬！
“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
——就是靠着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王树声支队和毕占云支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他们依托着祁连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开展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游击活动。尤其是黄番寺一仗，五天时间，与敌三个旅进行了殊死的拼杀，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先后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以下官兵数百人，有力地策应了李先念支队向西行动。最后，即使是被打散了，他们仍然是向着心中唯一的目标——陕北、延安——化装奔返。
——就是靠着这样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以三十军剩余人员为主干的李先念支队，进入了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腹地。向西，向西！为了保存革命火种，走出去就是胜利！
身负重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正是为了让战友们走出去，主动提出离队请求。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后来回忆说：“山谷里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熊厚发同志倚着一块岩石，坐在一丛干枯的枸杞旁边。他那丰满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两眼痛苦的半闭着，左臂挂在脖子上，衣袖上满是血污。一看到我们，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先念同志连忙把他按住。‘首长，伤口痛得厉害……’熊厚发同志皱着眉头指着左臂，痛苦地说道。我们坐在他的身旁，极力安慰他，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那打断了的左臂，肿得碗口那么粗，伤口化了脓，没有好药治疗，而且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这怎么让人受得了呢？‘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那会给部队增加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熊厚发同志休息了几次，才说完这句话。听到这里，真是心如刀绞，我们四个人都抱头痛哭。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怎么忍心把他扔下呢！最后由于厚发同志一再地说：‘在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为着全军的利益，只好擦着眼泪，把他隐藏起来。就要分手了，先念同志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厚发同志忽然抬起了头，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说：‘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我就是死了，也是为革命，毫不惋惜。’不久，敌人追来，熊厚发同志在死战中英勇牺牲。”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忍着失败的悲愤和生离死别的痛苦，走在雪上山，睡在冰洞里……
茫茫祁连啊，你亘古长存，傲然耸立，可你，虽历尽岁月沧桑，阅尽天地星辰，但何曾见过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意志……山若有情山亦老，艰苦卓绝断古今。你可曾想到生命的极限和意志的极限，竟有让人如此难以估价和折服的张力？你又可曾记得古往今来，曾有谁经历过如此冷峻而严酷的磨砺？但我们的红西路军，也就是这些“失败了”的战士，就是他们，在极端的艰险中倒下又顽强地站起，倒下的化作了永恒的山峰，站起来的又与天地比肩，踏上了新的征途……就这样，也就是靠着“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的信念，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最终走出了茫茫祁连，并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到达新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批经过生与死考验、血与火磨砺的优秀干部。
——也就是靠着这种信念，被俘人员更是以他们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感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张掖，被俘人员很快成立了两个党支部：一个是由被编在敌“补充营”的原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任书记的地下支部，一个是由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原红西路军宣传部部长刘瑞龙任书记、原红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魏传统任副书记的地下支部，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他们不畏强暴、讲求策略。如监狱支部，他们以坚定思想和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决不暴露原来的姓名身份，有时即使是短暂的放风机会，他们也要在地上划写“坚定”二字，或唱《苏武牧歌》，以“留胡节不辱”、“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等，相互激励。又如刘德胜支部，利用一些比狱中稍稍自由的条件，有组织地开展了各种营救活动，特别是在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的帮助下，王定国等同志以护士身份，到民乐等地散发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的字条等。就这样，在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组织300多名被俘和失散人员回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在武威，被俘的红军小战士也在敌“童子营”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尽管他们年龄小，但他们同样以不屈的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气节，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争取回延安。可惜，由于国民党兰州当局的百般阻挠，他们中只有一半人如愿以偿。
在关押着1500多名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原红九军宣传部部长方强，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原红西路军总部医院政委徐立清等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积极配合了兰州“八办”和西安“八办”的营救工作，最终使他们返回了延安。
在马步芳的杀人魔窟西宁，面对敌人的疯狂残害，被俘人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在“补充团”服苦役，还是在陆军医院、义源工厂、羊毛衫厂做苦工，以及在“新剧团”被奴役，同志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只要稍有机会，他们就千方百计相约而逃，为此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样前后被敌人集体屠杀和单个残害的就有2000人。其中一次，“补充团”被俘人员因策动暴动夺枪，就有400余人被活埋（参见《马步芳在青海》）。可惜由于敌人的残酷和斗争的特点以及年代久远，具体细节已无从详考。那些被俘女战士，在残酷的环境下，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尽管她们为此饱尝了人间苦难，尽管她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返回延安，但——红军、延安——何尝不是她们心中的归宿，那种炽热和渴望又何曾有过须臾的消减……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经发生就不会消失”。
西路军——一个光辉的名字！西路军——一种不朽的精神！
每当说起西路军的历史，每当沉浸在西路军的苦难与光荣之中我们便总是不约而同地想起“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经发生就不会消失”——这句曾被董汉河分别写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中的话，并为其所包含的内容、引发的思考，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弦。
作为一段失败了的历史，也作为一段被尘封了数十年的历史，并且还是一个至今仍有几分敏感的话题，我们能不能把它展开来进行认真的论述呢？并能不能从精神传承、文化传承以及“价值”的层面上进行一些深入的挖掘呢？我们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没有失败，哪来胜利？没有挫折，哪有成功？这历史的一幕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对其真正的研究、认识以及挖掘，应该说今天才算刚刚的开始、逐渐的涉及……
因为只有通过对这种精神的深入挖掘、理解，我们的史实考证和由之而来的推论，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和必然的魅力；而与之相应，我们的理论研究也才有可能谈得上发展、创新、继往开来，才有可能适应和有益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
可惜的是，由于我们过去太习惯于只讲胜利了，并由此总把失败和失误混为一谈，因此，凡涉及这段历史，总是过多地从失误的角度上进行考量和归纳，以致使这一研究长时间地成了冷门，忽略了其中最有意义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其实，这无论如何都是理论研究和精神观照上的一个重大误区。因为，若以一种更具时代高度的眼光来进行研究，若以一种更深层次的学术目光来进行审视，那么，不难发现，正是失败，换言之，也就是由失败而推到极致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优秀的文化品格，是我们党和我们这个民族赢得一切光荣和辉煌之本。因为我们这个党也和我们民族甚至是我们每个人一样，之所以堪称光荣和了不起，并不在于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之中，不经受风雨，不遇到挫折，也不犯错误，其实，能正视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才是一切伟大和光荣之源。一句话，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一方面我们党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则在于不管遇到什么挫折，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都能为人民的利益——即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百折不挠万死不辞。
其实，话说回来，又有什么能比这种精神可贵？又比这种精神更能体现和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呢？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西路军一切的一切，数十年来不都在印证和说明着这个最为简单、最为朴素的道理，不都在反复印证和论述着其中最为精妙也最该具有的深刻含意？
唯此，为了充分说明西路军精神的伟大和不朽，我们固然可以列出一大串光辉的名字，如徐向前、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程世才、王定国、王定烈等，并在这些名字后面讲述一大段又一大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如可以细细地讲一讲郑维山是如何跟随彭德怀率六十三军解放大西北，以及他如何率部进军兰州，以摧古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消灭“马家军”主力一〇〇师的故事。
西路军精神固然体现在他们身上，但同时也更深刻和内在地体现在那些受尽了苦难的流落失散人员的身上，是他们更多的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炼狱之苦，是他们，“天不降大任于斯人也”，却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一句话，也只有他们才能从最坚实的层面和最完美的内涵上展示西路军精神的方方面面。
记得好像是一位思想家说过：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凡是越不平凡的东西，才越有价值和越显深刻，而在社会学领域和精神范畴之中，反而是越平凡的东西才越深刻，越平凡的东西才越具有普遍意义和研究的价值。
原载《百年潮·西部特刊》2005年第1期。作者刘炳午，曾任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甘肃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朱永光，现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兰州西路军研究会会长，参与主编的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