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先头部队红五军进占临泽县城（今蓼泉）。之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又率主力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四个连）共3000余人向高台疾进，于1937年1月1日凌晨4时，占领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红五军其余两个团和总部供给部及直属部队一部留驻临泽县城。1月上旬，红九军一部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今临泽县城），红三十军及总指挥部进驻沙河堡以南的倪家营子。总指挥部打算，如果敌人没有大的压迫，即在此地休整，如被敌迫，即向肃州行进。
然而，此时，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并调集25个师重新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党中央为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一面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蒋履行诺言；一面积极部署兵力，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局势的急剧变化，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元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23页。7日、8日，军委主席团又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完成创造甘、肃二州根据地的任务。这样，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度过，接济亦必然到手”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26～527页及530～531页。西路军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屯兵临、高地带，准备消灭进攻之敌。
血战高台，痛失五军。1月12日，敌切断高台、临泽的联系，并牵制沙河堡、倪家营子的主力红军，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三个团以及部分民团，共2万余人，向高台城进攻。红五军将士依托城外工事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双方激战数日，敌以优势兵力攻毁城外东、西关制高点后，直逼城下。
从1月18日夜开始，敌人在各种火力掩护下，头顶罗锅，架着云梯，轮番攻城。此时，红五军已是弹药殆尽，战士们就用木椽捣敌人的云梯；用滚烫的面糊糊朝敌人的头上泼；用大刀、梭镖、石块，把爬上城墙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城墙沿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
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全力从四面攻城。一时间，炮声震天，火光四起。拂晓时分，城南的城墙被马朴旅马忠义团突破，敌人蜂拥而入。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红五军伤员也投入战斗，在城墙上、街道间与敌人肉搏。巷战进行到下午两三点钟，高台城被敌人占领。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师参谋长刘培基，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朝、政委朱金昌，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以下近3000人，除了个别被群众掩护脱险，大多壮烈牺牲。
就在高台危急之时，总部急派骑兵师增援，但中途与敌遭遇，伤亡大半，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均英勇牺牲。留守临泽的五军余部，也曾出兵接应，因力量太小，未获成功。
在攻陷高台后，敌马元海又督率所部及马步銮团、刘呈德团、马禄旅，围攻临泽县城，其一部进攻由红五军另两个团驻守的城外阵地。敌猛攻城垣，而城内红军除了一个警卫连和妇女独立团一部，均为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在这紧急关头，全体人员不分男女老少，全部上阵，坚守城池。他们与城外的红五军余部一起，与敌苦战三个昼夜，在红九军一部的接应下，大部突围，撤至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合。此时，红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向倪家营子总部靠拢。
随后，红五军余部编入三十军，红五军就这样解体了。红五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红军，其前身是著名的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长征中，一直担任后卫任务。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五军团与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在第二次北上和西进途中，又冲锋陷阵，英勇杀敌。高台血战，前仆后继，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红五军指战员为革命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光照千秋，永载史册。
在此期间，军委主席团于1月16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通报了西安局势和绥远抗战等情况。电报指示说：“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37～538页。
高台失守、临泽突围后，西路军全军尚有1.3万余人，西北“二马”又调集步骑兵堵击。1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突围东返，于当日1时电告军委主席团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39页。毛泽东在接电后，于凌晨2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20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40页。1月23日，西路军东返至张掖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准备稍加休息，争取在当地和行进路上歼敌，以利东进。1月27日，红三十军终于抓住战机，在西洞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马步芳装备精良的青海宪兵团，击溃一〇〇师手枪团，缴枪1200余支以及许多战马、子弹等。然而，敌人在东面集中防堵，决战于我不利，又不能东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为东返创造条件。
兵困倪家营子，西路军危急。1月28日晚，西路军1.3万余人回到了倪家营子。此时的倪家营子，已满目疮痍，许多庄院农舍被敌洗劫一空，留在这里的数百名伤病员全被敌人残杀，遗体横陈，断垣残壁，就连狗叫的声音都听不到了。马步芳惟恐红军沿甘州、肃州进入新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得悉红军进入倪家营子，立即命令马元海全力堵截。马元海遂集结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大批民团，从2月1日开始，围攻倪家营子红军。
敌人每次进攻，都是在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的；而红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子弹又极缺，全靠近战对付敌人。在敌人的围攻中，首当其冲的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固守的汪家墩阵地。头天晚上，二六三团三营九连的130余名战士进驻这个阵地，到第二天黄昏兄弟连队接防时，英雄的九连只剩下9个人，其中4人还负了伤。
昼夜战斗，战士们疲惫到了极点。时值隆冬，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大部分战士穿的还是破单衣。为了御寒，有些战士找一块破毡，中间掏一个洞，从头上套下，腰间用绳子一扎，就算是棉衣了。没有鞋穿，只得用破衣、破毡把脚包起来。许多战士的手脚都冻裂了。更为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吃。春节这一天，每人只分得拳头大的一块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死马肉。
西路军在饥寒交迫之中，与敌血战到2月中旬，击退敌大规模的进攻达八九次，总计毙伤敌近万人，但仍未达到击溃敌人的目的。面对不利局面，西路军打算待天气稍暖后，东出大通、西宁一带，待机再图发展。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被敌人察觉，2月14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倪家营子红军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进模样。”马步芳以红军行将东下，急电报告蒋介石。蒋于15日复电：“据情报，（红军）确有此企图，望分令防范。”马步芳即于当日电令马元海、马彪、马朴、韩起功：“协力四面急攻，不得任其东返。”从2月15日起，马元海拼凑一切力量，向红军阵地发起更为疯狂的进攻，大炮掩护，集团冲锋，梯队重叠，步步推进。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鼓舞指战员浴血奋战。
仗越打越艰苦，弹药、人员有耗无补，伤员无医药治疗，部队无粮食给养，水也喝不上，甚至连冰块几乎吃光了。为摆脱困境，西路军遂连夜转移到威狄堡一带。但那里地形不利，堡寨太多，易受敌人封锁，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西路军情况十分危急。2月24日，西路军向中央军委告急：“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也不可能，请求速派援兵增援。”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82～583页。26日，军委主席团急电西路军：“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4页。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已无法再固守下去，军政委员会决定再次突围。2月27日，西路军突围后，向三道柳沟一带转移。
就在西路军濒临危急之时，党中央想了许多办法援救西路军。2月27日，中央及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同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并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准备援救西路军。同时，继续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划分防区，阻止“二马”进攻。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西援。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了。
恶战三道柳沟，全军濒临绝境。3月初，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后，占据了西南25公里外的三道柳沟。红军立足未稳，敌人就赶来了。敌人以集团冲击，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的南柳沟扑来，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以一当十，与敌殊死搏斗，激战一天，八十八师的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倒下去的每一个红军战士身旁，都横着几具甚至几十具敌人的尸体。师长熊厚发，这位红四方面军的虎将，在指挥作战中左臂负了重伤。连日作战，局势对红军十分不利。
3月9日晚，马元海用数团兵力强占了南柳沟、西柳沟的中间地带。西路军集中兵力出击，激战一夜，未能将敌击退，红三十军、红九军被敌隔开。10日，西路军领导报告中央军委：“现已无粮……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08页。坚持到11日夜，西路军余部不得不再次突围，准备经梨园口进祁连山。
兵败梨园口，退入祁连山。梨园口是通往祁连山的必经道口，道口两旁山峦起伏，向西即通往祁连山腹地。3月12日晨，经过一夜急行军的西路军刚刚到梨园口，敌数旅骑兵就跟踪而至。担任后卫的红九军和妇女独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进山，掩占了山口南侧的一些山头和塄坎，顽强阻击来敌。这时西路军虽然还保持着两个军的番号，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两三百人，而且很多同志是带伤作战。
特别是红九军，古浪一战实力损失大半，又经连日奋战，兵力已不足千人，更为困难的是子弹奇缺，许多指战员光着膀子，举着大刀与敌兵肉搏。尽管这样，红九军还是把敌人大部吸引过来，自觉地牺牲局部，保存整体。在这场血战中，红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及八十一团团长、政委，均英勇牺牲。妇女独立团二营全部损失。
红九军失利后，总部立即调红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三团迅速占领阵地阻击敌人。结果二六四团兵力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损失大部。当晚，总部指挥余部边战边退，撤到康隆寺一带。此时部队连伤员在内，已不满3000人。与敌浴血奋战近5个月的西路军即告失败。
石窝会议，兵分三路。就在梨园口激战之时，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击；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3日，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中的马场滩、牛毛山、康隆寺一带，与尾追之敌激战，然后又连夜撤退，于3月14日进入康隆寺以南20公里的石窝山一带。在这里，部队还未喘过气来，敌骑兵又追上来。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二六五团，在应战中全团覆没，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损失。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等壮烈牺牲。
这时，撤到石窝山的幸存者只有2000余人。总部认为已战到最后，要设法保存一部分基干。夕阳时分，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作出三项决定：（1）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2）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3）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2页电文。
新编成的三个支队是：王树声率红九军余部为一个支队，约五六百人；张荣率特务团一部及彩病号、妇女团余部及总部千人为一个支队；李先念率红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共1000余人为一个支队，西路军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
在夜幕掩护下，三个支队分头出发了。为了使主力部队甩掉敌人，顺利走出祁连山，除了王树声、张荣各自率领的游击队，临时还组织了毕占云、方震、辛元林、尹子林、耿万福、陈宜贵等领导的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迷惑、牵制敌人。许多被打散的战士，也各自结伴，从不同的方向突围。他们吸引了敌人的主力，使西路军工委会率领的西行支队得以顺利西进。
在敌人的追击、“围剿”中，大部分游击队被敌打散，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和一大批同志壮烈牺牲。在祁连山中养伤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被搜山的敌马忠义部发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大草滩被俘，押解西宁后英勇不屈，被敌残杀。只有少部分人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历尽艰辛，东返陕甘根据地。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东返。不久为缩小目标，警卫人员就地分散游击，徐、陈单独行动。他们行至山丹大马营时，又分开行动。徐向前几经艰难跋涉，找到了援西军总部，回到延安。陈昌浩在抗战爆发后，也由汉口老家回到延安。
爬冰踩雪，余部进疆。由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行支队，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敌人，深入祁连山腹地。那里冰天雪地，渺无人烟，许多同志被冻饿夺去了生命。在重重困难面前，红军战士依然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念。3月23日，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时，终于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当即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新疆。西行支队翻过乌兰达坂，进入疏勒河的考克塞时，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等卖给红军两三百只羊，诺尔布藏木还当向导，引红军出山。
4月16日，李先念率领的支队，终于从安西东南大公岔山口走出祁连山，到达肃北石包城。此时，全支队还有850余人。在这里，西路军工委致电援西军转军委：“我们今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623页。
4月22日，西行支队进至距安西县城140公里的蘑菇台。此处万佛峡主持道士郭元亨老人，慷慨支援红军近千斤小麦，以及黄米、面粉、胡麻油、硝盐、牛、羊、骡、马等，这真是雪中送炭。24日，支队进至安西城南十二三公里的十工村，得悉城内仅有敌军一个排驻守，工委会决定攻打安西城，并且做好了夜间攻城的准备。谁知敌情发生了变化，盘踞肃州的敌马步康旅，为堵截西去红军，派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和旅直属手枪连，已于4月22日晚进驻安西城。对此，西行支队一无所知。
4月24傍晚，西行支队向安西城运动。战斗一打响，就遭敌人猛烈的炮击，这才发觉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红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城西的五营村、王家屯庄转移。25日，敌人赶到王家屯庄攻打，红军指战员们依托围墙，靠大刀、手榴弹坚守了一整天，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壮烈牺牲。天黑后，红军突出重围，涉过疏勒河，急行45公里，于26日拂晓到达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不久，敌又追来，支队节节抵抗，且战且走，傍晚进至红柳园。在这里，红军与敌展开最后一场血战，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等100余名指战员血染沙丘。
从红柳园到星星峡，是无边的戈壁沙漠。不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方圆百里又无水源。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九死一生的西路军指战员，经过昼夜的艰难行进，终于走出了大戈壁，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至此，西路军的这个支队，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了420余人的骨干力量。
1937年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满载被服食品的几十辆卡车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将士。同志们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欢喜雀跃，激动异常，但想起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又无不悲痛泪流。
在党的关怀下，西路军保存下来的这批骨干，整编为“新兵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休整和学习军事技术。同年12月底，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领导同志回到延安。两年后，“新兵营”全体人员也分批回到延安。
西路军2万多名将士，面对十万之众的顽敌，以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艰苦鏖战五个月之久，用血肉之躯，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据统计，西路军牺牲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000余人被敌残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和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或在战场上拼杀，或在铁窗下苦斗，或身受苦役，或流落民间，或突围西进，或只身东返，无不保持着一种昂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业绩，将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闪烁熠熠光辉。
这是《悲壮的征程》一书的“概述”，载该书上册。《悲壮的征程》由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分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