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于10月下旬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又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肩负着开辟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打通国际路线的重任。自渡河之日起，西路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长期盘踞青海、甘肃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地方反动民团英勇作战，殊死搏斗，历经70余次血战，重创敌军。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兵败祁连山。一场空前惨烈、极其悲壮的历史，从此载入史册。
打通苏联执行部署
发起宁夏战役的历史背景。1935年底，冀东事变冀东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策动的叛乱事件。1935年10月，日本侵略者指使河北省香河县的汉奸武宜亭等人占领县城，实行“自治”。随后，河北的三河、宝坻、武清、安次等县，也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推行“自治运动”。11月24日，日本侵略者又策动国民党蓟密行政区专员殷汝耕发表“宣言”，宣告冀东“脱离中央”、“自治独立”，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又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防务长官”，管辖冀东22个县，使河北省大片土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推进了一步，整个华北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危险。在这中华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调动几十万重兵云集西北，妄图将历尽千辛万苦长征到陕甘地区的红军一举歼灭。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早在长征路上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起草本宣言，于同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通称《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要，号召全国同胞“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提出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又提出新的战略思想，这就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以达到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日后方，党中央准备在适当时机，打通苏、蒙国际通道”。
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通道是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从南方革命老根据地长征到西北时提出的一个战略方针。早在1935后8月5日，毛尔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苏联及蒙古，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就有接通苏联，得到国际帮助的意图。实际上共产国际也有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的愿望。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又名张浩）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苏联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打通苏联，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战略计划中愈显突出。1936年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党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已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四方面军已到甘南和漳县，二方面军也已占领陇南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局面。
这一切，使党和红军在适当时机打通国际、接通苏联有了条件。另外，从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环境看，打通苏联也势在必行。当时陕甘苏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亡，仍企图以武力消灭红军。在陕甘苏区这块小地方，蒋介石准备直接用来围剿的兵力就有25万，而红军只有2.1万人。其次，陕甘苏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红军不仅难以得到发展，而且连现有部队的正常给养都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苏区北面是沙漠，南面是渭水，东西两面又是黄河，红军作战回旋余地不大。因此，打通苏联，取得军事物资援助，扩大机动回旋地域，对于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实现抗日和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的那样：“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还是）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并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二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一是冬天”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27～128页。
8月25日，党中央就红军主力接近宁夏和甘西的计划致电王明，请示共产国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党中央决定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9月14日，党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一方面军主力于11月初攻取灵武、金积地区，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击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攻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南部边境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策应四方面军。以上部署的重点，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一、四方面军的联系，妨碍尔后两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
党中央强调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是因为“两广事件”已解决，蒋介石正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先头部队已抵咸阳，其补充旅亦向定西集中，目的在于控制兰州地区，阻碍红军与友军接通苏联。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定，四方面军绝大多数领导人表示赞成。9月18日，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并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胡敌与静宁之敌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此电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97～198页。
然而，张国焘却坚持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占领甘北，建议四方面军先机取甘北，避免在不利地带与敌决战，以迷惑、调动胡宗南部，再以有力一部北上接通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就在给中央汇报的过程中，四方面军已令主力部队做西渡黄河的准备。对此，中央政治局经慎重讨论后，不同意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西渡，于9月27日致电朱、张、徐、陈等同志，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随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此电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241～242页。
在中央的明确命令下，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这才改变主意，同意继续北上。朱、张、徐、陈于当日向中央回电，服从中央决定，部队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四方军分为5个纵队，先后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疾进。参见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44～249页及255页。10月上旬，先头部队在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党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即阿拉善左旗）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定盐部队：指当时驻防定边、盐池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7～288页。为统一作战指挥，中央决定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9～290页。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部署，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于10月中旬，开到靖远大芦子地区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别命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造船材料、聘请工匠，送往三十军驻地，以加快造船速度。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及关麟征第二十五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已结集陇西、天水一线。10月21日，敌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迫令东北军、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红军第四军、五军、三十一军等部，于界石铺、通渭、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等地顽强抗击北进之敌。敌人以优势兵力于22日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地区，红五军在会宁阻击战中伤亡800余人，副军长罗南辉也在大墩梁战斗中壮烈牺牲。
敌人节节逼近，使渡河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十余只，加之搜集到当地的两只大船，有了尽快渡河的条件。10月22日，徐、陈电告朱、张并报军委：“三十军于23日渡河。”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当晚，三十军在靖远南营房滩进行偷渡，遇浅滩未能成功，准备另选渡口再渡。24日，朱德、张国焘到打拉池同彭德怀会面，共同商量战役计划的具体方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商量：“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尔后北进至海靖线防御。”
10月24日晚，三十军在靖远南六七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敌马步青骑五师在黄河西岸的防线，渡河成功。三十军渡河成功，全军上下群情振奋。25日，朱、张、彭当即于打拉池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并对三个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了部署。
就在渡河的同时，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0月25日，毛、周电示朱、张、彭及贺、任、徐、陈：“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提出：“（1）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头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2）四方面军除了渡河之两个军，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及二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3）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4）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卫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26日1时半，毛、周电示朱、张、彭：“甲，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这样，九军于26日后开始渡河，徐、陈率四方面总部随同过河指挥。
为迅速取得定远营，10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军委，提出红三十一军在三十军、九军后渡河。29日，军委回电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此时，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进至硝河城地区，正向海原、打拉池逼近；关麟征师也向北突进至靖远附近。为阻止南敌北进，彭德怀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建议三十一军留河东作战。30日，军委同意彭德怀建议，电令三十一军暂不过河。这样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又向海原阻敌。在靖远河边警戒和守渡口的红五军，已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德、张国焘遂命令该军于30日随船过河。31日，敌关麟征二十五师已占领靖远，并封闭渡口。至此，河东、河西红军被分割，河东红军由打拉池向东转移，河西红军则踏上了艰苦卓绝、惨烈悲壮的西征。
北进一条山，重创“二马”。当时，过河红军面临的敌人是长期盘踞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国民党封建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占据河西的景泰、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等县，师部驻武威。骑五师辖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炮兵、工兵各一个团和一个辎重营。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〇〇师师长，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及直属手枪、炮兵等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的两个骑兵旅。所占地盘除了青海，还有河西的张掖、酒泉及嘉峪关内外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敌人直接用来与河西红军作战的正规军有三万人，再加上参战的青海和河西的反动民团八九万人，共计兵力达十一二万人。
过河红军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共六个团，7000余人；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六个团，6500余人；五军辖十三、十五个两个师，共四个团，3000余人；还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少年先锋团等，总兵力共计21800余人，其中非战斗人员约占半数，战斗部队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枪，有枪的子弹也不充足。但是，河西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的战略计划，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为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艰苦奋斗，百折不挠。
一过黄河，河西红军就按照党中央夺取宁夏计划的部署，积极作战。10月27日至28日凌晨，红三十军在靖远县吴家川，景泰县尾泉、脑泉等地，连续击溃守敌骑五师马禄旅、祁明山旅，随后北进一条山，向逃到此处的敌马进昌团展开进攻，将该敌围到一个堡子里。31日，红三十军占领一条山大部分村寨。当晚，军长程世才率八十八师两个团，出击一条山以北约40公里地的五佛寺，击溃守敌祁明山旅一部及韩起禄骑兵旅一部，控制了通往宁夏的五佛寺黄河渡口，待机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红三十军八十九师进攻当时的景泰县城大芦塘（今芦阳镇），未克，遂于黎明前撤回一条山阵地。
11月1日，红九军进占一条山以南的锁罕堡（今兴泉）和大拉牌（今大安）一线，并将逃到锁罕堡的马禄旅600余人包围起来。红五军防守三角城渡口，掩护后方。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进驻赵家水。敌人被红军分割包围，敌河防前线总指挥、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如坐针毡，接连向马步青急电求援。马步青一面要马廷祥与红军“虚与讲和”，拖延时间；一面急电青海马步芳，请求派兵增援。马步芳屯兵青海，野心勃勃。早在红军进入甘南时，马步芳就奉蒋介石之命，派部队到临潭等地拦截、阻击；红军过河后，他看到红军军锋所指，是他盘踞多年的河西走廊，为保全其统治地盘，决定全力配合马步青对红军反扑。恰在这时，蒋介石又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骑五师，马步芳气焰更盛，立即派出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湟源等县民团1万余人，星夜兼程，驰援一条山。11月2日，青海援兵到达景泰县寺儿滩。为夺回一条山和解救被围之敌，马元海立即与马廷祥残部兵合一处，当日就向一条山红军阵地发起猖狂反扑，遭到红三十军的沉重打击，退到一条山北面一公里外的小沙河。
初战失利，马元海调整部署，次日集中马步銮团、马忠义团、马彪旅以及湟源等县民团，分左、中、右三路，向一条山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顿时，一条山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守一条山的红军只有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但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的指挥下，红军战士以一当十，连续击退敌人的6次冲锋，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被围于锁罕堡的马禄旅600余人，见情势危险，惧怕被歼，在红九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争取下，表示愿意接受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回凉州，红军遂解除其包围。
11月4日，青海援兵马步芳部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和马步青部马呈祥团共5000余人，途径景泰沙河井，向大拉牌一带的红九军阵地进攻。激战7小时，红二十七师将其全部击溃。九军乘胜追击，于5日占领镇虏堡（今正路乡）。
一条山战斗，是红军过河后同马家军一次大规模的较量，结果，以敌人步步失败而告终，敌副总指挥马廷祥在督战中被红军击毙。敌人惊恐万状，固守在小沙河不敢出来。一条山地区紧靠塞外沙漠，人烟稀少，粮缺水咸，不利于红军大军久驻，加之一方面军未能过河，11月2日，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并军委请示行动方针此电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65～366页。
当日，军委复电徐、陈：“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时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64页。3日，又电令徐、陈：“所部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69页。4日，徐、陈根据河西情况，又向朱、张请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唯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73页。
11月5日，朱、张复电：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74～375页。11月6日，河西部队根据红军总部指示，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77～379页。准备首先消灭平番（今永登）、大靖间马步芳部，然后以大靖、古浪、凉州做立脚点。这一计划报红军总部及军委批准。
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由于国民党胡、毛、王、关各部大举北进，河东红军主力在关桥堡一带歼敌未达目的，而敌人则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的可能。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于11月8日提出新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是：第一，11月份三个方面军仍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地区作战，歼敌一部后，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西进，吸引敌进入宁夏；第二，12月份以后，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分两路出动。南路军先行，出东南方向，北路军后行，出东北方向，两军沿途扩红、就粮，然后准备东渡黄河入山西，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战协议，实现共同抗日。如不能，红军便进行新的战略转移，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与南京政府订立协定，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战新计划》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党中央的这一《作战新计划》，当时只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征求意见，而河西部队领导对此一无所知。
11月9日，河西部队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撤离一条山地区，向古浪、凉州地区进发。
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特（参谋长）、李卓然（政治部主任）（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川陕省苏维埃主席）、杨克明（五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副总指挥）、李先念（三十军政委）、陈海松（九军政委）、郑义斋（供给部长）。中央还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称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94～395页。
在军委正式命令组成西路军的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又给徐、陈发电，就西路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征求意见：“（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397～398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后，报告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计划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第二步拟进占甘州、肃州，准备接通新疆，并建议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关系，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点。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00～401页。
11月13日，党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说：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望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资。1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徐、陈：“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16页。
徘徊河西策应河东
西进古浪、永昌、山丹。西路军明确了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后，及时调整部署，部队迅速西进。11月12日，右翼三十军绕过古浪县大靖，包围土门堡，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350余人投降，营长马有明率160人参加红军。三十军又乘敌主力被左翼红九军吸引在古浪之机，疾进走廊，16日越过凉州，一部进占凉州西四十里堡，18日攻克永昌，21日占领山丹。随后五军进驻山丹，三十军主力集中于永昌至四十里堡一线。总指挥部于21日进驻永昌县城。
古浪激战，九军折损过半。左翼九军11月10日拂晓进占古浪东部干柴洼（今干城乡），敌马元海率马彪等四个旅及马全义团、互助等县民团尾追而来。九军与敌展开激战，至11日晚，九军撤出战斗，以二十七师作后卫，掩护主力向横梁山转进。12日，九军又与尾追之敌三个骑兵旅及民团一部在横梁山激战一昼夜，杀伤大量敌人。13日晚，九军先头部队在军政委陈海松率领下抵近古浪县城，次日攻城，又是一场战斗，守敌马步芳一〇〇师团长马华荣和马骏率领的西宁东南川民团400余人溃逃，九军占领古浪县城。
古浪为凉州门户，西通河西走廊直至新疆，东达兰州、青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浪被红军占领，“二马”十分惶恐。马步青在凉州一面连电青海告急，一面急派残部增援古浪。马步芳惟恐一再败绩，全盘难保，严令马元海：“城存于存，城亡于亡”。同时增派大批兵力，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县城。
11月16日拂晓，马元海集中三个骑兵旅和马呈祥、马步銮、马全义、马忠义团以及互助、乐都等四个民团，向古浪县城猛烈攻击。九军奋起反击，激战一天，歼敌六七百人。17日，敌人在蒋介石三架轰炸机的配合下，猛攻城垣，一度由北关突入城内，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九军一部出击，击溃城外民团，城内敌人惧怕内外夹击，慌忙逃出。出击部队又杀个回马枪，毙敌600余人，北关一带复又收回。
18日，敌倾全力来攻，九军依托残塌的城墙与敌殊死血战。这时，红三十军二六八团赶来增援，血战一天后，于夜晚撤出古浪，进至永昌东部。古浪血战，毙伤敌2000余人，然而九军也损失惨重，此战和干柴洼、横梁山诸战，伤亡2400余人，元气大伤，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师参谋长刘培基、军骑兵团团长黄高宏、司令部二科科长王少清等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创建根据地，苦战永（昌）山（丹）间。在西路军西进期间，敌军毛炳文部于11月16日开始西渡黄河，配合马家军“追剿”西路军。红军总部将这一情况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17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和红军总部报告了部队行动情况，并提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电文说：“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20～421页。
党中央从全局出发，指示西路军在永、凉间建立根据地，策应河东军。18日，中央回电说：“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25～426页。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致电西路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31～432页。20日，张闻天、毛泽东也电示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西回旋地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33页。
当时，西路军领导对中央欲造成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在河西与西路军会合，以迷惑、调动敌人，以便使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意图并不清楚，但对中央这一指示坚决执行。11月21日占领山丹后，西路军停止西进，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22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出《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山丹、永昌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古长城外的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东西狭长，南北宽不及百里。西路军便摆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堡，西至山丹约150公里的狭窄地带上，一面抗击敌人，一面创建根据地。在永昌县城，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传发动群众，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徐向前、陈昌浩亲自到会宣讲，与父老乡亲亲切交谈。在山丹，红五军政治部派出的干部战士，深入群众，进行宣传，使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一定的了解。12月上旬，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苏维埃山丹县政府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动员、组织群众，为红军赶做棉衣、棉鞋，安置伤员，邀集铁匠，为红军锻造长矛、大刀；不少青年人还帮助红军挖地主老财窖藏的粮食。当时红军尽管十分困难，但总是把搞来的粮食分一部分给贫苦人民。
红军在永昌、山丹间建立根据地，必然直接威胁马步芳的老巢，视地盘如命的马步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蒋介石也连电督战：“过河之匪既已消灭过半，趁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将其扑灭。”共同的利益，使“二马”拼死也要夺回这些地方。马步芳、马步青连电磋商，召开军事会议，将前线八九万人马全部调集于凉州郊区，重新部署。任命马元海为前线步骑兵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马朴为骑兵副总指挥，各率一路，直扑永昌、山丹。胡宗南部杨德亮旅也赶到凉州作预备队。
11月22日，马元海率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向凉州西四十里堡红三十军二六三团、二六四团驻守的沈家庄、南魏家庄、北魏家庄、历家寨等地进攻。红军将士坚守堡寨，英勇抗击，后又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白刃战。激战三天，红军共毙伤敌20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在700人以上。红三十军也遭到伤亡。
随后，红三十军主力撤至永昌东部的八坝、七坝等地设防。25日，马元海率三个旅又两个团和部分民团，又向永昌八坝、七坝一线的红三十军前沿阵地进攻，敌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红军前沿围寨房舍均被摧毁。激战两日，方将敌击退。
12月初，敌人为了打开永昌县城的通路，调集一路兵马向红九军防守的永昌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线阵地连续攻击，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艰苦鏖战20多日，以重大的代价，终将这一带阵地控制在手中。在此期间，敌之又一路兵马迂回到县城以西的水磨关、红庙墩等处，攻击红军，企图切断永昌、山丹间的联系，但仍未得逞。接着敌人抓住红军兵力不足的弱点，调集五个旅、四个民团围攻永昌县城，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出动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
敌人一面围攻永昌县，一面又以两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向山丹红五军进攻。红五军乘敌立足未稳，派一部兵力，袭击敌马彪的指挥部和在城西十里堡一带的据点，取得胜利。随后，围攻山丹县城之敌愈聚愈多，红五军依托城墙，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可是在城东北暗门滩的一次战斗中，因红军部队出击过远，突遭敌骑兵反击，部队伤亡惨重。
在此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致电红军总部及中央军委，反映西路军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部队疲劳，弹药、冬衣缺乏，但士气甚旺；马敌虽伤亡五千以上，但能迅速补充，继续与我作战；当地地形不便于打运动战，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红军战线甚长，人员、弹药有减无增。建议不得已时，主力移到甘州、肃州。电文还提出，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如取到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之敌，配合红军主力行动。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39～440页。中央回电西路军，指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敌人，尔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在作战方面，要力避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51～452页。
这样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在凉州、永昌一带不进不退，与敌鏖战。西路军本是一支经历久战的疲惫之师。由于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部队体质大为减弱，随后，又是一路征战来到甘肃，过黄河后，又接连战斗，加之塞外严寒，大部分指战员仍是单衣赤足，体力更难恢复。伤亡、疲劳、严寒、少粮缺弹，困难重重，但指战员们仍斗志旺盛。他们在歌中唱道：
我们是铁的红军，
钢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儿女，
民族的希望。
不打通国际路线，
就不是红四方面军。
策应西安事变，配合河东主力行动。正当西路军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时，传来了西安事变的喜讯，全军上下一片欢腾。西安事变，全局改观，西路军的行动，也由策应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而转到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86页。18日，军委又命令：“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86页。西路军遵照命令，调整部署，准备西进。
这时，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准备向西安发动进攻，张学良建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以巩固西安侧后方安全；西路军以一部兵力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于是，中央改变原令，拟命西路军东返。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并说，正式命令一两天内下达，要徐、陈电告意见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03页。次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电报要求东北军运送一批弹药，配合西路军东返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09页。西路军正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到洛阳。在此形势下，军委主席团于27日又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12页。
本来永昌、山丹一带地区狭窄，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物产有限，建立根据地不易，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红军更难立足。由于西路军为策应河东主力的战略转移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此徘徊40余日，历尽艰辛。虽大量歼敌，然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已由过河时的21800人减至15000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浴血鏖战军败祁连
二次西进，集结临（泽）高（台）。12月底，正值数九寒天，河西走廊更是冷得出奇，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西路军指战员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为防备敌骑兵突然袭击，又一次长夜行军。寒风卷着雪粒向人们的脸上、身上扑来，伤病员冻得不能坐担架，身体弱的同志冻倒了。但是坚强的西路军指战员，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顽强的毅力，继续西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