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他指出：第一，马敌现虽伤亡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第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中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即无生还。第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少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第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平均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二三排；骑兵师人马约五百，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第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指直：指西路军总指挥部所属直属单位。在永昌，大部担任城墙守备的任务，敌马彪部有三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甘东：指甘州以东地区。甘州，即今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地区灭敌”，请求中央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此电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48～449页。陈昌浩也在电文上签字同意。
25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并说：“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此电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51～452页。徐向前不了解河东红军的战略企图，对上级的指示迷惑难解，但也不便再提异议。他和陈昌浩、李卓然等猜测：河东红军或许要在结冰期渡河西进吧！留西路军在现地不进不退，策应河东，恐怕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西路军屯兵永凉地带，南迫西宁，北慑宁马，东窥河东，像是在甘、青、宁“四马”之间钉进一个楔子。甘青“二马”受到威胁最大。他们还怕西路军迟迟不走，蒋介石就会以“剿共”为借口，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那样连马家的“祖业”也给霸占了。因而，连原来答应对西路军采取妥协让路方案的马步青，也改变了态度，加紧了同马步芳的联合。他们以骑兵为主力，配以大批民团，兵分三路，向西路军展开了新的攻势。
马家军长期受狭隘民族观念、宗教迷信和反共的教育，对红军和汉人怀有盲目仇恨情绪，加之性情剽悍、野蛮、残暴，熟悉地形，适应天候，骑兵多，补给足。他们有时故意屯兵远处，诱红军远离阵地出击，利用其骑兵运动神速的特长，施行两翼包抄逆袭。西路军有的部队没有经验，就吃过出击的亏。
徐向前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经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永昌以南水磨关水磨关：位于永昌县西部，今为焦家庄乡政府所在地。之战，永昌之战，山丹之战，先后共歼敌6000余人。但因自身有耗无补，大量减员，光彩病号即达2000多名。气候越来越寒冷，部队越来越饥疲，像这样死死蹲在一条狭长的“弄堂”里，被动挨打，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西安斡旋，终于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发生了。消息像闪电般在西路军中传播开来，指战员惊喜万分，奔走相告。徐向前是一个性情内向、不易流露感情的人，但也被西安事变的喜讯深深激动着，高兴地听取参谋人员陈明义、吴昌炽和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报告的每个消息。他指示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搜集有关情报和敌人动向，随时向他报告。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情势，向军委提出了八条紧急动议，主要内容是：党必须用全力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实现全民武装抗日，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迅速与我作战；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蒙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质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的指挥，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不久，徐向前、陈昌浩即接到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兵力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远方：指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重大使命”，军委电示明确规定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480页。
为争取苏联的支援，巩固西安战略总后方，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此电全文《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486页。于是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移。
西安事变的风暴，也把河西马家军抛到了尴尬境地。宁夏的马鸿逵是有名的“滑马”，蒋介石被扣，吉凶未卜，他左不敢公开响应张、杨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右不敢配合何应钦何应钦（1890—1987），贵州义兴人，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首领，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西安事变发生后，曾组织“讨伐军”，自任总司令，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讨伐军”出兵进攻红军和东北军，见人就痛哭流涕，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马步芳素以“野马”著称，与蒋介石早就有默契，他对张、杨的爱国行为暴跳如雷，拒不接受西路军提出的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不同驻守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缓和关系，而是一意孤行，与西路军和抗日力量为敌到底。马步青军权旁落，受制于马步芳，本来早已心怀不满，蒋介石被扣押后，见西路军来信主张谈判，共同抗日，内心不无波动，但慑于马步芳的威势，迟迟不敢表态。
当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东北军的主力亦向西安集中，准备会战。张学良考虑，胡宗南、毛炳文部有乘东北军主力向西安调动的机会，袭击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的可能，且河西“四马”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缺乏保证，因而向共产党建议，由陕甘红军出动打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兵力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此，中共中央曾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于学忠处补充子弹、被服，而后东渡黄河，策应河东。
西路军已根据军委主席团的先前电令，作了西进的部署和准备，这时又要考虑东进，军政委员会展开了争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按原计划西进，取得苏联接济后，再向东打。陈昌浩则主张一部兵力东进，到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徐向前认为，目前马敌的主力正集中在东边，而西面则是敌人防堵比较薄弱的环节，西进最为有利。如果东进，势必与优势的敌人决战，根据西路军目前的实力，很难有把握取胜。要战胜马敌，须电请中央，由兰州友军派出一部兵力西进古浪一带接应。会议最后决定，将上述意见报请军委主席团酌定此报告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96～497页。同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决定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01～503页。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09页。徐向前连夜调动队伍，准备东进击敌。
正当军委对西路军的行进方向尚在考虑和同友军协商之际，西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经周恩来努力，12月24日，蒋介石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接受张、杨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在他回南京后即派代表与中共直接谈判。中共中央考虑解决红军的驻地问题，是今后两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长远观点看，红军亟须得（到）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且利于同苏联接通的区域，以便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这个区域，自然是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和宁夏地带最为理想。留西路军控制甘西，至为必要，可为将来谈判驻地问题创造条件。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10～513页。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带，继续西进。
皑皑白雪覆盖着森林，祁连山脉像条看不见头尾的巨龙，披着银白色的鳞甲，横卧在高原上。大地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变得岩石般的坚硬。堕指裂肤的严寒，使伤彩号不敢坐担架，只能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随着队伍艰难地行走。呵气成冰，战士们的眉毛胡须上挂满了冰花，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瞬冻成了硬邦邦的冰筒。黎明前，停止前进的军号声吹响了，指战员们从附近找来枯树干枝，燃起一堆堆篝火，围着取暖。雄壮嘹亮的歌声响彻原野：
我们是铁的红军，
钢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儿女，
民族的希望。
不打通国际路线，
就不是红四方面军！
英雄的西路军的儿女们，在与苦寒的搏斗中，送走了1936年的除夕之夜，迎来了新的一年。
1937年1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今蓼泉），就粮休整。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九军驻沙和堡（今临泽）沙和堡：应为沙河堡，今为甘肃省临泽县政府所在地。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三十军是当时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追敌。徐向前、陈昌浩计划部队稍作休整后，便继续西进取肃州、安西，力争短期内取得苏联的接济，恢复部队的元气。但是，这时河东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同时调集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内战乌云，再次出现在陕甘上空。中共中央一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部署，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23～527页。徐向前、陈昌浩建议调四军、三十一军西进来援，与西路军共同夹击马步青和马步芳，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军委因四军、三十一军正在三原、淳化一线，策应友军，无法抽调，故电令西路军加强团结，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克服一切困难，独立完成任务。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37～538页。徐向前、陈昌浩有苦难言，决定咬紧牙关，不说二话，坚决执行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在临泽、高台地区坚持下去。
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给西北马家军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尤其是“野马”马步芳，欣喜若狂。他在西路军主动撤离永昌、山丹后，大肆吹嘘，连电蒋介石“邀功”讨好，并派出代表团从西宁赴前线“慰劳”马家军，庆祝“胜利”。接着，又令其五个骑兵旅、二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二万余人，尾追西路军，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
1月12日，敌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三十军，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入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县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指挥五军与高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由于该军原来只配有一部电台，置于临泽地区五军政委黄超处，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电讯联系、取得兄弟部队的救援。
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无惧色。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刻，他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五军被迫仓促应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经九小时血战，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高台县城遂于24日晨沦入敌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敌军攻占高台及董振堂、杨克明等牺牲的时间为元月20日（见该书第390～391页）；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也为元月20日（见《悲壮的征程》上册60～61页。）。这时，西路军总部才从破译敌人的电讯中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途中，遭敌优势骑兵截击，血战一场后，红军骑兵师大部伤亡，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均献出了生命。噩耗传来，徐向前、陈昌浩和西路军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极度悲愤之中。徐向前深深感到，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他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各军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不得轻举妄动。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另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供给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激战三天后，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亦撤离沙和堡。西路军的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里。徐向前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东南，分上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是个人粮较丰的大自然村。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一二公里，靠南的屯庄与祁连山毗连。每年春去夏来，祁连山上的积雪消融，清澈明净的溪水流淌下来，滋润着这里的草木、庄稼、土地。这也正是家家户户积蓄用水的大好时节。每3至5家人合有一个“涝池”，直径20多米，深2米左右，供人们积水终年食用。粮食以小米、麋子麋子：应为糜子，一种粮食作物，其子实去壳后称“黄米”，是当时河西地区农民的主要口粮之一。红芋红芋：即紫皮洋芋，是当时河西农民冬春时期的主要食物。为主，因水源较充分，产量较高。每个屯庄的四周都用厚厚的黄土砌成高达2至3米的围墙，方方正正，防御土匪、盗贼、野兽的袭击。大户人家的屯庄院落，围墙修得更加坚固、厚实，四角筑有高高的望楼和碉堡，能看出好几里远。
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命名，如李家屯（庄）、赵家屯（庄）、雷家屯（庄）等。这些距离不等、星罗棋布的屯庄，使外地人乍一进来，就像掉进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八卦阵一样。西路军刚到时，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蔽，大都跑进山里“避难”，十屋九空，景象凄凉。经过一段时间，老乡们听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杀不烧不抢，才三五成群，陆续从深山老林里回来。西路军把各屯庄的群众组织起来，斗恶霸，分粮食，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地区武装。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决定率部东返。致电军委：“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39页。23日，西路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拟稍加休整，继续东进。当时除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袭外，最难办的是大批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无法就地安置，都是南方人，留下会被敌人识破，遭杀害。随军行动，又影响部队的机动力参见1月23日电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46～547页。
1月24日徐、陈电告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52～553页。军委当即电复西路军：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1935年7月改称红三十二军，编入左路军，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1936年7月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是时，由罗炳辉任军长，袁任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二八〇、二八二、二八六团。二十八军二十八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甘地区后，由陕甘各地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仁穷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二五〇、二五一、二五二团和骑兵团。1936年3月东征山西时刘志丹牺牲，由宋时轮接任军长。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战斗来完成东进”。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54页。
同时，中央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家军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可停止东进。此电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44～545页。
1月27日，敌马元海令其第一百师手枪团和青海省宪兵团向西洞堡红军阵地袭来。敌步骑配合，分左右两翼围攻。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见敌人兵力不多，提议组织反击，歼其宪兵团一路。徐向前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敌情和三十军的作战计划，高兴地说：“我批准你们的计划，命令部队出击！”
下午3时许，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为主力的出击部队，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冲出围庄，向敌宪兵团猛扑，将其包围在空旷的戈壁滩上。敌左翼骑兵部队见西路军突然出击，慌了手脚，快马加鞭，一哄而逃。徐向前令三十军争取时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敌宪兵团虽全是日式装备，但兵员多系缺乏实战经验的青年学生，突遭猛虎般的西路军指战员的包围和袭击，早已吓得晕头转向，不到四个小时，战斗即胜利结束，800多敌人被歼，红军共缴枪1200余支，并获被服、军毯、罐头等大批军用物资。但此时发现西路军企图东进的马步芳，已在东面调集重兵堵截。徐向前、陈昌浩考虑，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决定暂回倪家营子，伺机行动。
1月29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南的倪家营子，占堡寨43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人数约有1.3万人。马步芳急于消灭红军，向蒋介石邀功请赏，遂将其防堵红军的主力及大量民团，火速向倪家营子地区集中，对西路军展开了全面围攻。从2月1日起，敌先后投入的围攻兵力有六个步骑兵旅及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多人。西路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天的大血战。
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中心地带的一个坚固屯庄——廖家屯（庄）廖家屯庄：应为缪家屯庄。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所编《悲壮的征程》之“大事记”记载：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后，“总部设在缪家屯庄”。中共张掖地委党史委所编《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所载临泽县委党史办的文章说：红军在倪家营设了几道防线，“缪德荣屯庄为第三道防线”。徐向前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坚固防御体系。敌人的马队整天潮水似的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地冲击。五颜六色的黑马营、花马营、白马营、红马营的骑兵，奔驰在戈壁滩上，发出震人肺腑的嘶鸣，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用白布裹着脑袋、蓄着络腮胡子、穿着羊皮袄的马家军，醉汉似的哇哇乱叫，挥舞着马刀，不断地冲锋。他们疯狂、残忍、野蛮至极，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砍。
西路军的指战员们，胸中燃烧着杀敌复仇的怒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敌人血战，“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每个屯庄周围，每个指战员的面前，都是埋葬敌人的坟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杈同敌人拼搏。围墙被炮火轰塌了，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堵上来，负伤倒在地上了，仍握紧武器，单等敌人来到跟前，拼上最后的力气搏杀。武器没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鼻子、手指。在这块战场上，没有男和女、中壮年和青少年、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人人都是威武不屈的战士，他们用生命、理想迸发出的全部力量，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拼搏，日夜厮杀。
红三十军二六三团九连的130多人，坚守在前沿阵地的一个屯庄里，从拂晓战斗到黄昏，全连最后只剩下9个人，而阵地却巍然屹立。著名的“夜老虎”团，侦知敌人在雷家屯（庄）存放着大批弹药武器，他们派一个排，借着夜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敌人的阵地，翻进了雷家屯的围墙，守敌一个排尚未清醒过来，即被全歼。敌军火共有24车，被战士们通通点燃，爆炸声震天动地。
血战在继续，谁也难以预料战斗结束的时日。徐向前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的眼睛熬红了，面容愈加消瘦，脸色像铁石般的青硬。他从得到的情报和敌人进攻的凶焰判断，短期内敌人是不会停止攻势的。这样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廖家屯屡遭敌人骑兵的袭扰。白天，徐向前除了用电话和电台指挥各部队抗击敌人外，经常要到屯庄的望楼和围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检查防御工事，鼓励指战员们保卫阵地。夜晚，他大都在电话机旁或电台旁踱来踱去，及时综合战斗情报，反复思索、分析、判断，设想着种种摆脱危境的方案。
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大，兵力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三分之一。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陈昌浩外，一致支持徐向前的突围自救的意见，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出了突围的决定。
西路军突围进至威狄堡地区，又受敌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所谓“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它最后失败的命运。
许多指战员对于一会儿东开，一会儿西进，迷惑不解。徐向前判断：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敌人势必迅速合围和猛攻，以求短期内歼灭西路军，他号召部队作最困难的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粮食、用水，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胜利。同时，和陈昌浩数电党中央，请求火速派部队西进来援。
敌人的围攻又开始了，他们依仗众多的兵力，对西路军层层包围，多路突击。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已残破不堪，西路军指战员依仗断垣残壁坚守，伤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险恶。敌人的进攻，不仅限于前沿屯庄，而且往往直插纵深，对红军心脏地区和后方的屯庄，进行包围和突袭。廖家屯仍是徐向前和总指挥部的所在地，也屡遭敌人围攻，在最危急的时刻，徐向前上到房顶，指挥战斗。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指挥部队打击冲进屯庄的敌人。那矫健的身影，沉着威严的气概，激励着指战员们英勇杀敌。
2月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可能。”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以上二电，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82～584页。
经七昼夜血战，陈昌浩眼看部队损伤惨重，待援又无希望，这才和徐向前一同下决心，下令再次突围，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这时也痛切地感到，重返倪家营子是最大的失策。徐向前没有埋怨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这种时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紧密团结与合作，比什么都重要。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忧虑。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申述中共中央的严正要求，要蒋介石履行诺言，勒令“二马”立即停攻西路军外，于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出兵增援西路军；但指示以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入困境为前提。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周恩来也在西安向顾祝同申明了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令二马立即停止进攻西路军。但这时显然已无法扭转局势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后，急速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三道流沟：应为三道柳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三道流沟是由东、南、西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形成的一块狭长地带，每条流沟里都坐落着一些稀疏的堡寨和房屋。流沟周围，多是戈壁滩和沙漠。被围在这里，大家已精疲力竭，听到军委已派出援西军的喜讯，无不高兴。徐向前、陈昌浩决心坚守防御，“死斗待援”。近8000人被围困分割在三条流沟里，整天被敌用“羊群式”的战术，轮番猛攻。太阳被硝烟尘土掩得暗淡无光，战地处处是刀光、血影和凄厉的马嘶声、喊杀声、爆炸声、枪炮声。待援无望，激战五天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部队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
夜幕低垂，北风呼啸。积雪覆盖着的祁连山麓，无声无息地蜷伏着。敌人的宿营地里，篝火熊熊，人影憧憧。黎明时分，西路军的大队进入梨园口。徐向前将九军的两个团部署在山口的两端，卡住大门，三十军的两个团部署在二线，顶在中间，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住梨园堡梨园堡：位于梨园口内，是临泽县最南端的一个村子。拟稍加休整后沿着峡谷转进深山老林，坚持斗争。
年仅25岁的九军政委陈海松，指挥队伍经过屡次血战，虽然还保持着两个团的建制，但实际上合计不到1000人。进入梨园口后，他不顾连夜急行军的疲劳，一会儿爬上这个山头，一会儿又爬到那个山头，不断察看阵地，部署部队完成把守山口、掩护全军的光荣任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的时候，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卷起了滚滚烟尘。霎时间，大量运动的敌军快速骑兵，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从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兜了过来。这里的山包既不高，又不陡，敌人的骑兵在山地运动，如履平地，一个冲锋就能直接窜到山顶上。九军的阵地，被敌骑冲得七零八落。经几个小时的血战，陈海松政委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这时，三十军的二六三团、二六四团为掩护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也正在自己的阵地上与敌激战。二六四团被敌压迫在一道峡谷里，二六三团被分割到另一条山梁上，都和马家军扭成一团。大刀砍卷了，刺刀折断了，子弹打光了，喉咙嘶哑了，鲜血染红了峡谷。战士们衣服撕扯成碎片，几乎一丝不挂，在同敌人扭打、撕咬、格斗，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山崖。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牺牲。他们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总指挥部和兄弟部队的安全。
3月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黄昏时分，徐向前带着西路军仅剩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确定的问题是：（1）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2）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3）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会议进行的中途，陈昌浩派人找徐向前到会。徐向前略为安顿了一下队伍，匆忙赶到集会地点。他满脑子还是战场上生死搏斗的情景，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三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然而陈昌浩却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上述三个问题已决定了。
徐向前对于决定部队分散游击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既有中央电示的精神，也是目前客观条件允许的唯一出路，但是对于叫他离开部队，他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军队的分散行动。”“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有人这样提出。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西路军余部编成三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2～615页。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0～551页。
奔赴延安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温仍在零下二十多度，没有一点春意。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
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告别部队，启程东返。快出祁连山时，为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和陈明义、肖永银等人遣散后，只留一名保卫干部在身边。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四周没有发现敌军，他们便停下来休息，叫保卫干部找点水来喝。
漆黑的夜，满天星星放射着寒光，四野寂然无声。徐向前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此时感到特别冷清。他一会儿坐一会儿走动。西路军四个多月的艰苦征战，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赤诚的心，严寒不惧，艰苦不惧；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日夜夜英勇拼杀，弹尽粮绝，饮雪吞毡，视死如归。多好的一支队伍啊！快天亮了，找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徐向前和陈昌浩估计可能出事了，两人就赶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医生，原籍湖北，和陈昌浩算是老乡。住下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这里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决定明天早一点起来赶路。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昌浩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说：“我们要去汇报，哪能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等于束手待毙呀！”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停留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有时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赶路，有时宿在群众家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一件白楂破羊皮袄白楂羊皮袄：外面没有罩布面的羊皮皮衣。和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躯和那又瘦又黑的脸庞，年方36岁，看上去像五十开外的老羊倌。
徐向前走在祖国西陲的大地上，却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世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此时，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分散走在去陕北的路上。这些事他不知道。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这样的喜讯徐向前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的行动：找党中央去。
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特务营的曹营长。平时大家都称呼他“曹大头”。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营长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一路走着，看不到树木，见不到人烟。风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草秧子滚来滚去。有时，经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就停下来，谁也不说什么，默默悼念那些为革命而倒下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黄河边，军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羊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问渡口好不好过。老头憨厚朴实，说渡口有兵在那里盘查，说是要抓什么人。徐向前判断一定是马家的部队。他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走了10多里路，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急忙走近一看，是个壮年汉子，正划着羊皮筏向岸边靠。他们上前同摆渡人打招呼。徐向前从兜里掏出两元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我们一下。”摆渡人接过钱，微笑着把他俩让到筏上，没问来历与去向，便朝对岸划去。过了黄河，回民少、汉人多，他们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为轻松了一点。到了打拉池，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这里是个小镇，有几家店铺，来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让曹营长出去找几张报纸来看。在这个偏僻小镇上，找张报纸难啊！一天，徐向前和曹营长在街上看到有卖旧衣服的，就用一个金镏子（戒指）换了身长袍和棉袄。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得像商人，一个像伙计，活动方便多了。他们在街上从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开到河南、安徽去了。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是邓宝珊的防区，离红军的陕甘根据地不远了。
徐向前归心似箭，第二天就离开打拉池，昼夜兼程，翻过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这时，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徐向前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和曹营长看着地图，商量了一番。第二天清早，他们一路向东，日上三竿的时候，在一个村头路旁看到个农民摆摊卖馍，就停下脚买吃的。这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队伍活动，便问那农民：“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农民答：“是红军。”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营长高兴得几乎忘掉了进食，匆匆付了钱，起身便朝北山走去。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为一个既定目标奋斗的时候，尽管很坚定，但又感到渺茫、艰难、遥遥无期，而当目标达到的时候又感到突然。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波，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这一晚，大家谈到午夜，徐向前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路征战的情况，谈到最后的失败，他感到很痛心。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徐向前在镇原休息了半个月，5月16日，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人。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0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的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都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见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共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5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经周恩来安排，徐向前是考察团28个成员之一。
消息一公开，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和宴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的往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徐向前语调平和地说：“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他治好了牙病，6月18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起飞不久，前面那架就没有影儿了，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话，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给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上午11时30分从西安起飞，下午3时才到，在天空转了3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有到。徐向前吃了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把握性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了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延安，这座陕北的古城，有宝塔、清凉、凤凰三山环峙。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后，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徐向前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距毛泽东、朱德住地不远。他进城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标语，抗日的气氛和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安时，他不能外出，街里乱得很，安全没有保证，特别是他回来的消息传出后，成了一个大目标，各报记者都想找他抢个头条新闻，他只好深居简出，理个发也要化妆才能出去。延安不大一样，处处呈现生动活泼的景象。
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
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把他认为该说的话都讲了。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受西路军全体将士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他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录自《徐向前传》，前三节是第十二章的全文，详细记述了徐向前率领红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的全过程。《奔赴延安》是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题目为编者所加，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徐向前传》由国防大学《徐向前传》编写组编写，报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