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主席向忠发
对于斯大林、布哈林及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判断中共领袖的能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其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一是其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而根本的则是其对苏联、共产国际的态度。自对瞿秋白中央不满以后，斯大林十分希望能有一位工人出身的领袖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企图使中共能够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权力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样，时在苏联工作一年多的向忠发就幸运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向忠发，这位后来在党内广受诟病、被一般读者评论十分不堪的中共中央主席，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十分贫寒，自幼即随父亲驾船谋生，后随父母迁入湖北省原籍汉川县，14岁开始到武汉各工厂当学徒，最后在当时国内较为知名的大型工厂汉冶萍公司轮船厂做事。由于见多识广、有些文化、好打抱不平，向忠发在一般性的工人中很快崭露头角，成为该公司工会副委员长，下管千余名工会会员，1922年由武汉知名共产党党员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旋即担任该公司党支部书记。1923年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后加入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任职国共湖北区委执委、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成为武汉工人领袖之一。
当大革命中心转移至两湖，尤其是湖北武汉时，向忠发已是拥有数十万工会会员的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其手下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更是在收回汉口英租界、反对夏斗寅、许克祥反动、组织此起彼伏的罢工风潮中，成为大革命高潮时期一道醒目的风景。当时中共湖北省委主要机关移至武昌，配合中共中央及国民政府首脑机关工作，领导重心群集江北，这样，留驻汉口的向忠发，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更加引人注目。到1927年4、5月，国共关系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武汉国共合作局势渐趋恶化，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妥协退让政策，国共力量的均衡已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向忠发却以强硬派姿态屡屡向中央申辩，特别是对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举动，更是怒不可遏，与中央主管工运的李立三、刘少奇激烈辩论，给瞿秋白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推卸已经失败的大革命的责任，推行以工人阶级成分占中央主导地位的决策，7月14日，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当时在党内最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有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等人。
苏兆征由于在担任武汉政府劳工部长时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批评，威望大受影响，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眼中，已经成为中共党内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向忠发最有竞争力对手中，已消去了一个。
8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按共产国际要求，会议决定增加工人代表进入领导机关，结果在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时，苏兆征、向忠发以会议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王荷波也以绝对多数票17票当选，而向忠发此时由于受到武汉当局的搜捕，已躲到乡下并未出席会议，这说明向忠发在当时很有一定的威信。陈独秀的秘书黄玠然在接受访谈时，就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大工贼’。”韩泰华：《关于中共六大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4期。
但向并未由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一是瞿秋白等知识分子领袖的地位有共产国际的依赖，更主要的是其领导才能与威信在党内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向忠发是无法比拟的；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并未真正将共产国际关于阶级成分决定论完全贯彻执行，因此向只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随中央机关到上海，在白色恐怖的中心去领导已十分艰难的工人运动。
10月上旬，共产国际又一份电令改变了向的人生道路。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由于苏兆征已被指派到北京领导北方区委的工作，这个重任便由向忠发担领，由他与李震瀛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前往苏联。
在莫斯科，苏共及共产国际对于刚受重创的中共代表团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向忠发也作为中国工运领袖及中共代表到处作报告、演讲，表现出相当的才干，并开始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的一些具体事务的决策，这种机会一方面提高了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向得到更大政治地位的欲望。
1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对共产国际要求加强工人成分进入领导机关作出回应，提出将工农分子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绝大多数是工人或贫农同志。但是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却不顺利，新补入常委的周恩来、罗亦农，均是知识分子出身，而原来党内的工人领袖王荷波又遇难，苏兆征则被派往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代表，并治疗已缠身多年的疾病。
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均受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1928年2月，向忠发、李震瀛这两位工人领袖被吸收入由斯大林、布哈林领衔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委员会，向领悟了斯大林等对中国党的不信任与批评，就连书两信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领导人，表达他对瞿秋白中央的强烈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向指责在省级以下领导成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都存在非无产阶级倾向。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与罗亦农与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他说“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参见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位总书记》，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再次听取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向忠发继续批评中共中央，说，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
向忠发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野心的谦逊态度和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得到了斯大林、布哈林的信赖，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同在莫斯科的张国焘这样分析正在得势的向忠发：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于1927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上，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做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地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因此，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同共产国际与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见”和“政治谈话会”。这实际上都是为召开六大做预备；中共六大召开过程中（20天），向忠发参加了大会，并被大会推举为主席团成员，是大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并且是职工运动委员会、湖北问题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湖南问题、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还向大会做了职工运动和讨论结论的报告。
这样，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就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主席。这一年，这位早年长期流浪的轮船二副已是48岁，他是中共早期领袖中除陈独秀、李大钊外，年岁最长的一位。他的上台为以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使“立三路线”在党内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李立三中央结束。
蔡和森惨死香港
1927年11月底，自参加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蔡和森即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北京主持北方局改组工作。
其时，北方局主任为王荷波，实际主持党务的是彭述之。因彭在大革命后期与陈独秀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一直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与指责，在负责北方局主要省份顺直省委工作时，又推行莫斯科东方大学严明的纪律、绝对地服从及惩办主义政策，受到下级干部与党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与学界、工界关系僵劣。并在主持玉田暴动规划时，以盲动主义幻想造成京东乃至京津革命的态势，但暴动遭受重大损失。
蔡和森到后，依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彭述之被调离北方，改变以前以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省委的状况，迎合工人代表要求大换血的意见，组成新的顺直省委，12名成员中，8位工人，1位农民，仅有3名以前从事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以工人出身的王藻文为书记，王藻文（？-1929），曾用名雅勃洛奇金。工人出身，是何孟雄等发展的早期北方工人领袖，曾参加京绥铁路工人总罢工敢死队卧轨行为，表现英勇，1925年参与组织成立京绥铁路总工会，任委员长，后任中共张家口市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张家口工会委员长；1926年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职工运动，参加中共六大，被推选为六大主席团委员，曾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参加政治决议案修改草案委员会，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后继续在中共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11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因顺直省委之错误”，开除其中共中央委员职务。此后策动少数人进行反对顺直省委的分裂活动，1929年初叛变投敌，5月31日被惩处击伤致死。但此措施被中央批评为犯有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同时，蔡和森仍坚持玉田、京东盲动主义的暴动计划，与中央指派代表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意见相左，尤其是由工人组成的顺直省委，对刘代表中央并不恭维，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央有严重不满倾向，主要是负责工运的领导人要求担任工运领导及党的工作必须增加津贴，有雇佣劳动化意识，这更引起中央的强烈批评。
向忠发上台伊始，对于不顺从、不听话的各地党部、省委开始整肃，首先便拿蔡和森曾主持的顺直省委开刀，烧出新官上台的第一把火，于是召开中央会议，听取刘少奇、陈潭秋的报告。向认为应该允许蔡的自动请辞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职务，断言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其时，蔡之前妻向警予在武汉被捕遇难，兼之身患重病长期未见好转，就请求到莫斯科治养，得到中央许可，蔡便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前往苏联。
关于李立三、向忠发整肃蔡和森，时在莫斯科的张国焘回忆颇为详细。张说：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