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1928年1月22日，朱德、王尔琢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武装在滇军范石生部隐蔽下来，补充装备休整后，被迫脱离，在湘南特委领导下，发动武装暴动，先后攻占宜章、彬县、耒阳、永兴等县城，建立了各自的县苏维埃政权。
此次暴动并发展了宜章农民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永兴县独立团（团长尹子韶，党代表兼参谋长黄克诚）等主力武装，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共8000余人，随朱德部同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成为红四军主力部队之一。
桑植起义。1928年春，以贺龙、周逸群为领导的中共湘西北特委领导的3000农民暴动，攻占桑植县城，后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下辖第一师，师长贺锦斋，此支部队即成为红二军团的前身。
渭华起义。1928年5月，中共陕东特别委员会（书记刘继曾）领导渭华农民暴动，组建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下辖4个大队，计1000余人，并成立10余人组成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顾问许权中，秘书长许维善。后遭到冯玉祥部的攻击，大部溃散，唐澍牺牲。
刘志丹（1903-1936年），陕西保安人，黄埔四期生，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奉命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1年，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任副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根据地。后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使得长征后的中央红军于此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1936年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也正是在1927年的全国性暴动风潮中，中国共产党后来有成就的领导人尤其是军队高级将领成长了起来。下面以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军事家、元帅、大将与上将为例，以他们参加红军为限，看看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中的重要作用。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其中有5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1955年9月27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10人大将军衔，授予55人上将军衔，授予175人中将军衔，授予801人少将军衔。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在上海白色恐怖中，对全国蓬勃而起的农民暴动兴奋不已，尤其是湖南、湖北、广东、江西4省的秋收起义，更呈现大革命时期农运高潮的景象，使得瞿秋白中央相信中国革命潮流仍处于高涨阶段，并非低落，在此情况下，1927年10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通告，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
11月，被通知与会的代表到会，其时正是两湖农民暴动遭受挫折，叶挺贺龙南昌暴动部队失败之时，这给瞿秋白中央以极大的震怒，故会议的主旨改为“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杀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出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指定之重要省委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或中央分局代表：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任旭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毛泽东虽被通知与会，但正在井冈山转战，未及离开；彭湃在广东海陆丰组织农运，因该省省委书记张太雷与会，故彭未参加，这样，八七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仅有2人未到会。
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由罗明纳兹起草，认为中国社会存在农业危机、工商业危机、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国民党内部冲突加剧，中国社会有总危机爆发的可能，因而“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劣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
这个观点即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形势的基本看法，并为瞿秋白等所吸收、发展，到12月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仍认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其理由有三：国民党统治更加分崩离析，军阀混战更加扩大；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并开始寻找共产党的领导，兵士开始参加革命，正是这种形势估计，才形成了瞿秋白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
为了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共临时中央的正确，会议决定对八七会议前后主要暴动的领导人追究失败的责任，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进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该案决定：
一、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分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奥，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争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三、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
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长时，取缔工人擅自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应处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
五、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土地问题策略的口号，不发动群众而只有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
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七、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应予以全体警告，陆沉为特委书记，其主张更多军事投机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工作，应开除中央委员资格。
八、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同志，应留党察看半年。
九、王若飞同志因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应予警告。
十、杨匏安同志应开除中央监察委员资格。1927年11月30日《中央通信》第13期。本决定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又经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通过（1927年11月14日），傅××，指符向一，黄麻暴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任黄麻特委书记。
关于这一点，李维汉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这样做的“阶级原因”，即强化党员尤其是领导层的工人阶级成分，提拔工农分子，弱化、削减知识分子的比重，撤换一批知识分子领导。李维汉说，这是他与瞿秋白、苏兆征在11月1日的常委会上提出的。李维汉回忆说：
关于党的状况，我说，从前党有组织基础的是上海、湖南、广东三处，经过大压迫之后，湖南、广东党的组织几乎没有了。上海比较好些，还存在一点，但也不大好。其他地方更可以想见，甚至南昌等处党的群众都没有了。因此，我又说，当前党的力量实无力来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不能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会上我还提出这次紧急会议（指即将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对于组织问题要下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对于这个问题，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凡旧的同志稍微不好的即请他自己去找职业。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都有国际代表的影响。这次会议，为在11月扩大会议上形成“左”倾盲动主义作了准备。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载《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对于具体干部的处理，主要是对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的处置。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均予以严厉制裁与处分；湖南省委成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亦予以处分。彭公达职务的撤销，是因为彭对国际代表马也尔要求湖南省委举行暴动的计划不以为然，而两次阻止，故撤免。谭平山则被要求对南昌暴动的机会主义负全责，被开除出党，此时谭被断绝与中共中央的一切关系，无法进行任何辩护。
14日，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将3人常委扩大到5人常委，增补周恩来、罗亦农。罗亦农原任长江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主管湖北南、西、东部的农民秋收暴动，较有成绩，这次入常委，负责组织局。周恩来原为受惩办的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此次入选是由于国际代表的高度信任。
瞿秋白中央以惩办主义的组织处理、以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开始了其“盲动主义”的错误。并派遣中央领导人巡视各地武装暴动，督导两湖、江浙为主体的工农暴动进而实现全国革命高潮局面。这其中，就有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暴动（12月11日）；刘昌群、韩光汉鼓噪的武汉暴动（12月15日，未形成全市总罢工局面）；伍桐领导的长沙暴动（12月10日）；上海暴动（江苏省委领导，未形成局面）；北方顺直大暴动（10月下旬，王荷波领导），等等，但都是惨败收场，革命力量遭到更大挫折。
罗亦农遇害
罗亦农，又名善扬，号觉，生于1902年，湖南湘潭人，地主家庭出身。
1916年，14岁的罗亦农入美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湘潭益智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厌恶神学中途退学回家，1919年只身到上海求学，因父亲断绝经济接济，到一家小报馆当校对，同时，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向陈独秀求教学问，为陈所喜，当中共上海小组准备培养干部，主办“外国语学校”，选送去苏俄留学生时，罗亦农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等20余人于1921年春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罗亦农在东方大学生活近4年，相继任中国班负责人、旅俄支部委员和中国语言组书记，由于罗留学时间长（一般学员只半年左右即归国），加之工作勤奋，是当时留苏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之一。罗是中共旅莫支部第一任书记，当时该支部人才济济，不少成员后来都是著名人物，主要有：罗亦农、李宗武、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王鸿勋、华林、萧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熊雄、王圭、萧劲光、许之桢、谢文锦、彭泽湘、蒋光赤、梁柏台、秦抱朴、袁庆云、王凌汉等。
当时，旅莫支部权限很大，操持着其他同志的去留大权，俄共东方大学支部即根据他们了解和甄别中国班学生，主要负责人还有彭述之。当时亦在此留学的郑超麟这样比较罗、彭二人：
罗亦农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疾斧办去，没有书生气，因为他读书不多，古书尤其少；彭述之则笨拙，没有才干，遇事婆婆妈妈，但书读得多，好谈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