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季，蔡和森被送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向共产国际做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1930年上半年，国内李立三“左”倾错误达至顶峰，尤其是与共产国际分庭抗礼的做法受到苏联的强烈抨击，于是便指派蔡和森随同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路线”，改组中共中央。蔡在国内开完六届三中全会后，随即又与邓中夏等回莫斯科，参与对已赴苏的李立三错误的批判与清算。
1931年初，蔡和森再度回国，但以向忠发、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没有蔡的位置，就派其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接替已被捕的邓发。随之，与新夫人李一纯到达香港领导工作。6月10日，在参加香港海员一次集会时，蔡被已叛变多月的顾顺章当场认出逮捕。很快，被引渡到广东军阀陈济棠政府，遭到残酷毒打与折磨。最后被用铁钉钉住四肢，刺刀刺烂胸脯而壮烈牺牲，终年36岁。
关于顺直省委问题，此处再多作介绍。主要负责北方各省的顺直省委，是中共中央地方组织中重要部分，其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及陕北等地区，其与中央争执有3次，一是八七会议后，政治局委员王荷波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为书记，彭述之省委书记职务被撤，由朱锦堂任书记，但因发动“顺直大暴动”，北方局遭严重破坏，王荷波等被捕牺牲；1927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受中央直接指导，并派蔡和森任中央北方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对顺直省委进行“第二次改组”，推王藻文为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但引起省委原领导人的不满，保南地方党组织拒绝承认，组织“第二省委”；彭述之亦回到上海告状，致使省委处于瘫痪状态。中共中央再派刘少奇、陈潭秋参加顺直省委常委，巡视指导工作，再次改组省委，以韩连会代替王藻文任书记，撤销韩麟符韩麟符（1900-1934年），内蒙古赤峰人，参加天津五四运动，1920年秋被推选为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3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内蒙古共产主义运动早期主要领导人，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秋被聘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继续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4月，任顺直省委内蒙特别支部书记，领导恢复发展热河、绥远、察哈尔三地党组织；6月，顺直省委以其违犯组织纪律，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并撤销领导职务之处分；1930年12月被捕，判刑15年；1933年3月被孙殿英保释出狱，到孙部四十一军任少将政训处处长，后随孙部活动。1934年被杀害。内蒙古特委书记职务。但这遭到省委内的激烈反抗。韩麟符、王藻文等均不服处理结果，要求中央再派员解决。12月中旬，周恩来亲自赴津，召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处理盲动主义的“暴动”与小资产阶级的“堕落倾向”左右两种错误，提出要反对党内生活的极端民主化、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宗派主义和唯成分论、小组织倾向，并形成《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并产生新的顺直省委，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郝清玉、王德振等5人为常委，韩连会韩连会，生卒年不详，河北沧县人，早年为津浦铁路南京浦口机务段工人，曾经参加五卅运动，1928年1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顺直省委书记、《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支持罗章龙，反对王明等，被认为从事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31年4月逮捕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统局津浦铁路特务机关头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处决。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张金刃任组织部长。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周恩来这次顺直省委的整顿工作评价说：“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的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是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现在顺直的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转引自黄少群：《周恩来对解决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重要贡献》，载《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3期。
中共中央再次大改组
六大中央委员及代表陆续归国后，中央领导机构开始构成。
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主持中组部，担任该部秘书长或秘书者先后有：康生、余泽鸿、恽代英、陈潭秋、何成湘。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先由蔡和森担任，但蔡职很快被免，由候补常委李立三继任。李是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主持工运的重要中央领导人，与向忠发相熟。副部长罗绮园，秘书长恽代英，1930年5月被捕，次年4月为顾顺章出卖而遇难。该部下辖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布尔塞维克》编委会，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主任由李立三自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苏兆征先是在大革命后期参与武汉政府受到攻击，后又患重病，于1929年初去世，其书记职由项英接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
中央军事委员会，始称军事部，这是联系各根据地、割据区域的主要机构，部长职由杨殷担任。杨殷，广东中山人，1892年生，早年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加入中共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一直负责中共广东区委的军事工作，参与领导、组织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是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候补委员，1929年被叛徒告密被捕，8月遇害。杨殷被捕后，书记职由周恩来兼任，参谋长为周之留欧同学、黄埔同事聂荣臻，组织科科长先后由欧阳钦、刘伯承担任，委员先后有：杨殷、周恩来、彭湃、颜昌颐、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关向应、叶剑英、李硕勋。该部是中共中央诸机关中最庞大、最重要的一个机构，任职其中的所有人后均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尤其是革命重心事实上已转移到农村割据区域后，这些人下放各区域均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负责者，在红军时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中共中央秘书长，初由周恩来兼，后为李立三担任，这也是向忠发委托李开始主持党务的一个步骤。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副团长张国焘，驻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驻少共国际代表陆定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初有爱维尔特、里克尔特，后有罗伯特，但因李立三、向忠发均有较独立的倾向，他们决定性的影响力于前于后比较，都要逊色得多。
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关向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苏病逝后由罗登贤继之，党团书记项英，秘书长罗章龙。
“李立三路线”
李立三回国之初，即接替被撤免职务的蔡和森，递补为政治局常委，主要领导中宣部的工作，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参与中央决策。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李正式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与向忠发关系颇为亲近，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就有联系，与周恩来亦是同学与朋友，五人常委中，苏兆征不久去世，项英则被分管工会工作，渐渐的中央实际权力为李立三、向忠发独掌，向也颇信任李，一切重大事务听信李的布置安排，曾有“立三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的表态，（当时中共中央文件多数是由李立三起草参见唐纯良：《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这样，实际并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李立三竟有一段“立三路线”的历史。在中央政治局中，李立三年岁较长，文化水平较高，且极有革命热情，好动敢干，对共产国际关于反对党内右倾、中国革命进入高潮的指示甚为赞同。
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大有好转，出现复苏迹象。到1930年上半年，在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陕西等十几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建立了十几块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有“红色政权”，红军有70000多人，加上游击队、赤卫队及其他农民武装，计有10万余人，枪70000支。《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参见特生（即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30年9月）。工人运动有所恢复，党员人数在1930年1月增至65528人，到9月为12万人。《米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2页；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等兴奋起来，以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在1930年3、4月，李立三连续著文，响应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号令，明言：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实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虽还不是革命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革命高潮的形势。在此形势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李号召说目前已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特别注意工运工作，加强赤色工会组织，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
李立三还特别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与共产国际的经验与指示一脉相承。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从策略路线上实现，应该说是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中共势力局限于陕北之后，这是毛泽东重大的战略选择。此时的李立三写道：
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并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李立三：《准备建立革命政权》，载入《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该文原载《红旗》第88期。这是李立三将此一时期所写6篇论文编辑一起而在《布尔塞维克》上重新发表为新名，时为1930年5月。
对于共产国际与苏联，李立三并未表现到后来王明中央那种毕恭毕敬、尊之为圣旨的地步。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李立三认为：
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束缚世界的锁链中，中国是最弱的一环，就是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
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李立三：《准备建立革命政权》，载入《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红旗》第88期。
这种不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是苏联的观点显然会遭到“远方”的批判，尽管在上年“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中央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将民族利益置于国际主义与苏联共产党结盟之下，并将主张服从国家利益、与中央持有异议的陈独秀开除出党，但李立三此举无疑冒了极大风险，实际上也为他以后的政治命运打上了句号。
李立三在宣传舆论（这些文章集编为《新的革命高潮面前的诸问题》，均发表于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布尔塞维克》上）造势后，即开始在群众运动、军事行动上进行直接行动，以实现其达致全国革命高潮的企图。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李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立三路线”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此时，常委周恩来已赴苏联汇报工作。
据李立三后来自我检查说，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瞿秋白在苏联刚看到这个决议，即表示李立三发痴了。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李以前一切文章观点的总结，提出：
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参见《六大以来》（上），第83~92页。)
决议还具体规划出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