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情况，李维汉回忆说：
在这期间（1930年上半年——引者），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除李立三外，还有周恩来、向忠发、项英等。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工人出身，理论水平不高，缺乏独立见解，项英负责职工运动和长江局的工作，政治局的决策人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而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3月，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304页。)
李立三、向忠发不顾共产国际代表罗伯特的反对，坚持通过发表了这个决议，接着便在全党范围内推行起来。6月，进行思想动员和向下部署；7月，重点部署南京、上海、武汉三中心城市的暴动，同时调动红军进攻大城市；8月，中央成立总行委，全面发动军事进攻和城市暴动，实现“全国革命高涨局面”。
7月，李立三、向忠发等正式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计划，同时调动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配合武汉暴动夺取武汉，实现直接革命的形势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顺江东夺取南京，实现全国革命胜利。
13日，李立三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提出南京兵暴应以占领南京为目的，并非拉出起义部队去打游击的“逃跑”，并作出南京、武汉、上海发动革命进攻的部署，函请共产国际批准。
14日，李立三自兼江苏省总行委书记，并通过南京市委部署学兵营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机关，夺取南京，并任命黄埔生、中央军委委员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这次寄予厚望的起义很快失败，只有几次公开的群众运动，如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但也使中共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兵暴未及发动已告破产。
调动红军的命令早在6月20日即已发出。这个名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对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各割据区域的红军作出具体指示：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主力部队即是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湘鄂赣边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进逼武汉；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进逼武汉。长江办事处为中央军委所设，项英为书记。随后，各路红军纷纷出动，但功效不大，远未得到李立三的要求，唯有彭德怀红五军曾乘虚攻下长沙，也只进占3日即撤出。
22日，中共中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从组织上要求全党反对右倾，完全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并决定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
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指挥全国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机构——总行动委员会，成员有14人，主席团委员7人：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瞿秋白、徐锡根、顾顺章、袁炳辉，其中，周、瞿在苏联。并成立长江局，管辖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河南5省，项英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长，朱瑞任秘书长，周以栗任军委书记（先是蔡申熙），刘伯承任军委参谋长。随之，各地中央派出机构（行动委员会）纷纷更名成立，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李富春、武汉行委书记项英、北方行委书记贺昌，江苏行委书记由李立三自兼，5月即已成立，其下又没江南省委，管理江苏、安徽、上海市、浙江，书记李维汉；满洲行委书记陈潭秋。
与此同时，李立三将各根据地的红军整合，按正规军建制，成立一方面军及军团等系列，组织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大致系列如下：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30年6月25日）。主席毛泽东，委员：朱德、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方志敏、邵式平，红军前敌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1930年8月23日成立，由一、三军团组合而成），3万余人。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秘书长古柏；方面军总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彭德怀，副政委滕代远，参谋长朱云卿（由郭化若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司令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第一军团，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朱德（兼），政委毛泽东（兼），下辖红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后罗荣桓），参谋长陈奇涵，辖10师、11师、12师；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辖第7师、第8师、第9师；红12军，军长伍中豪，政委谭震林，辖34、35、36师；第三军团，前敌委员会书记、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辖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兼），政委滕代远，辖第一师、第三师；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辖第四师、第六师；红16军，军长孔荷宠，政委于兆龙，辖第7、9及鄂东独立师。
红二军团（1930年7月由红四军、红六军组合而成），1万余人。中共湘鄂西特别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代理书记周逸群），前敌委员会书记周逸群；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辖红二军（第四军改称），军长贺龙（兼），政委朱勉之；第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
红军第一军，约4800人，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此军后来发展为红四方面军。
8月初，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最近革命形势的发展，说明中央路线的正确，6月11日决议有发出的必要，“否则党已经成为尾巴的尾巴。”并对国际与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中共在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时候，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于是世界革命爆发，中国革命就会在世界革命中胜利。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载《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李立三断言，“共产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这绝不是托洛茨基主义，五年计划等，在这进攻路线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并扬言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它的决定不一定正确；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向他们讲话。这种公开与共产国际分庭抗礼，“犯上作乱”必然引起“远方”的强烈反应，到8月下旬，中国革命又陷于更大的困难，“立三路线”已走向破产，斯大林、共产国际即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李立三在任上，错误的估计了莫斯科的态度，以为借着处理布哈林的右派，即可以宁左勿右的推行盲动主义的路线，于是，先反蔡和森的右倾、陈独秀的托派、王明等人的机会主义，再对“洋人”国际代表甚至共产国际本身，提出以“世界革命”推动中国革命高潮的主张。对此，张国焘分析说：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三也许是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江苏省委书记项英以及王若飞、徐锡根等一些省委领导人，去莫斯科开会。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由李富春和何孟雄主持。李富春代理省委书记，何孟雄是农委书记，负责农委和军事工作，康生负责组织工作，王克全负责职工运动，吴振鹏负责团的工作，徐炳根是上海工联党团书记，马玉夫是上海工联委员长。
六大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向忠发、李立三等认为江苏省委贯彻中央路线不力，有右倾倾向，且省委组织工人成分过低，作出改组江苏省委的决定。决定派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来苏，担任省委书记一职，并在10月17日通过省委人选名单，正式常委7人：罗登贤、曾山、何孟雄、马玉夫、徐炳根、徐锡根、王克全，罗为书记，徐锡根为候补书记。这其中，罗、马、王、二徐均为工人出身。
罗登贤，广东顺德人，1905年生，工人出身，曾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1927年参加领导广州暴动，在中共六大上因改造知识分子政党、补充工人成分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相继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南方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等职，1933年被捕遇害，年28岁。
江苏省委此时仍由李富春、何孟雄主持，原省委书记项英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调任全国总工会任党团书记委员长。这遭到以李富春、何孟雄为首的江苏省委的抵制，反对中央派人来担任省委书记，认为本省也有工人同志可以任职，罗为广东人，不熟悉江苏工作，且又有语言障碍，纵然有新的指示精神，也不见得能做好。
29日，遵照中央指示，在李富春主持下，江苏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此问题。并请向忠发出席会议。会上，何孟雄就向忠发改组江苏省委的意见和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江苏省委并无政治错误，向忠发关于江苏省委没有组织路线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要求在处理江苏问题时，“中央若能照顾到事实，方能使工作同志安心”。李富春等常委们同意何孟雄的意见，不同意中央强行委派省委书记。他们建议中央任命本省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徐锡根（1903-？），江苏无锡人，原为上海厚生纱厂工人，曾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8年任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工联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央总行委委员、主席团委员，全总党团书记。1931年1月主持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原拟由他和向忠发、周恩来三人担任政治局常委，后发现他参与罗章龙的分裂活动，仅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32年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后叛变，加入中统特务组织，改名冯琦，主要负责江西中统组织，任国民党江西省特工委主任、总干事，1933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同时还有余飞、袁炳辉、陈资平等中央（候补）委员。1940年曾制造“政治上的皖南事变”，导致中共在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损失惨重，除南方工委书记方方侥幸逃脱外，其余领导基本上一网打尽，包括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组织部长郭潜等。涂、郭被捕后亦叛变，张在狱中病逝，廖后被保释出狱。为江苏省委书记。
在李富春、何孟雄和省委常委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向忠发只得表示放弃委派罗登贤为省委书记的计划，仅提出让罗登贤作为省委常委参加省委工作，在座省委常委立即表示同意。会议作出3项决定：（1）省委遵照中央根据六大精神派中央委员到各省工作的精神，接受罗登贤到江苏工作；（2）省委或退出1人，或改为9人（7人由中央定）；（3）希望中央不要将此事扩大，不要说我们拒绝。后来，中央并没有任命徐锡根为省委书记，省委由原班人马继续工作。
由于“江苏省委这样的意见表示的非常坚决”，向忠发、李立三暂时取消了改变苏省领导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