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是俄国共产党党员，在俄党东方大学支部内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各国学生都知道这个бухаров，他俄语说得好，简直同俄国人一样，能够用俄语讲演，待人接物完全学会了十月革命后那一代俄国干部的本事；彭述之也是俄国共产党党员，但他只能说几句日常用语的俄语，甚至听不懂俄语演说和讲课，他从来未在我们上课时当翻译。各国学生很少知道有个пемров，他也学不会十月革命后那一代革命干部的本事。郑超麟：《记罗亦农》，载《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当时有人将中共上层留苏的干部称为“莫斯科派”，其中代表人物有3人：瞿秋白、彭述之和罗亦农，他们都是早期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其中瞿更多得到的是国际领导人的支持，彭述之归国则是依附陈独秀。郑超麟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一个细节，对于了解早期中共政治权力的分布或有帮助，现照录如下：
罗亦农1925年2月间回国，来中央宣传部找我们。彭述之正生伤寒病，躺在床上，罗亦农坐在床沿上，两人谈了很久的话。我在旁听。罗亦农向彭述之发表了如下的议论。他说，党内应当成立一个中心，团结那么几十个人，指挥全党。彭述之听了只是唯唯诺诺。他没有积极响应罗亦农的建议。是由于生病呢，还是由于另有打算？
罗亦农这个议论倒可注意。这是表明罗彭二人早已有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党团员，团结在陈独秀周围，来操纵全党大权的计划。1924年回国的我们一批人中，陈延年做了南方区委书记，赵世炎协助李大钊主持北方区委工作，尹宽做了山东省委书记，汪泽楷主持安源工作，彭述之坐镇中枢，任弼时领导青年团。1925年，王若飞又掌握了河南省委大权，等等。工运，军委，宣传等工作人员又多是莫斯科回来的。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就是以“莫斯科派”为中心搞起来的。同①，第55页。)
1925年罗亦农归国，被中共中央指派任中央驻广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参与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已趋激烈，蒋介石在逐渐掌握军队大权后，开始向党权、政权伸手；广东亦成为全国革命的重心，中共广东区委即是中共最大的支部，其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等均是有力人物，在省港大罢工、廖仲恺被刺案等突发事件中，都表现出相当的工作能力。
罗亦农后又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参与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该区委是起义的直接领导机关。“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已成为国民党捕杀目标的罗亦农被中央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七一五”汪精卫政府反共后，罗再调湖北省委书记，并参加八七会议改选后的政治局。
罗亦农主持湖北省委后，主要布置“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将全省划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7个工作区域，各区组织特委，举行农民暴动。这中间，以9月8日与湘赣边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相呼应的鄂南暴动最为有名，主要区域在通城、崇阳、嘉鱼、蒲圻等县，有5万农民起事，席卷整个鄂南地区，是当时瞿秋白中央引以为豪的一次大秋暴。1927年9月，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负责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河南、陕西7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罗亦农为书记；11月，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跻身中央主要领导人之列。但罗亦农的工作遭到共青团长江局、共青团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的指责，认为他们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向瞿秋白中央控告，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于是，中央派出苏兆征、贺昌、郭亮组织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往调查处罚。特委对湖北省委以严厉的党内斗争，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这一处罚直至12月26日罗亦农申辩后才得以解除。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载《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8页。)
1928年4月，罗亦农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被捕，是叛徒何家兴、贺子华（朱德前妻，留苏青年）夫妇为捞取国民党悬赏的巨额赏金将罗出卖而导致的，当时何家即为中央联络地点。4月21日，被捕6天的罗亦农被蒋介石亲令杀害，年仅26岁。罗被捕后，周恩来曾指示中央特科积极营救，并派特科红队负责人陈赓查出何家兴夫妇藏身之地，将何乱枪射杀，贺子华藏于床底吓疯。
5月30日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在头版头条刊登悼念罗亦农的文章，称罗的被害，“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
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中共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后，中央常委会即制定“中央工作计划”，决定恢复和发展各重要省份的工运，组织、发动各重要省份的农暴，创造新的军事工作的基础。其重要省份即是指两湖、广东、北方顺直等地区。
12月，广东省委张太雷等根据与中央探讨的结果，决定先发动广州暴动，占领这个南中国的大城市，以接近苏联的军事援助，进而影响全广东，形成广东总暴动的局面。但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张太雷当场遇难，叶挺等流亡海外。
对于湖南、湖北，这个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开展最为红火的地区，瞿秋白中央一直寄予厚望。11月15日，中央致信两湖省委，称唐生智在军阀混战中已溃败，两湖将陷入大小新军阀混战的时期而不可收拾，要求在极短的时期内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的局面，夺取政权，并采取烧、杀的政策，指示还具体规定：
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
在中央制订此计划之前的10月，湖北省委、长江局有一联席会议，认为趁宁汉战争造成的武汉兵力空虚局面发动武汉三镇暴动的计划不现实，决定放弃，时主持长江局领导的是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等人，但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韩光汉等人却指责罗亦农等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中央指派的三人特别委员会的查处处理了湖北省委，罗被调往中央。
其时，中共中央仍坚持城市大暴动的中心策略，相继组织长沙暴动（12月10日）、上海暴动（11月9日）、北方顺直大暴动，但均是自造声势，并无多少工人参加，也很快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