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内的争论表明了中央的立场，一方面肯定了红四军七大决议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又对毛泽东为首的前委表示了更多的支持。信中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提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前委应以坚决的斗争态度肃清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
对于朱、毛争论及红四军七大等的错误，指示信提出了批评，说：
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还批评朱、毛说，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要求：
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2页。)
10月下旬，陈毅携中央指示信回到井冈山，并立即送给养病的毛泽东，请其回前委主持工作。后朱德、陈毅数次致信敦请，11月下旬，毛带病回到前委，重新担任前委书记。这样，在中央介入下，毛泽东红四军“灵魂”地位又得到恢复。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关于党于军事组织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关于朱德、毛泽东的去留，指示信要求前委必须尽快恢复与提高前委与朱、毛的威信，朱、毛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为会议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红军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上对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对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红四军前委关于回东江损失的原因及占领长汀后的工作情况》（1930年1月6日于大田），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此报告为朱德代表前委起草。（参见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2页。)“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授黄少群考证，此报告为当时中共中央派驻四军的政治或军事工作人员陈定郊所写，为目前仅见的关于红四军七大至九大的原始史料，见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58页。)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领导四、五、六军的军委及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后的赣西南特委，此时的前委领导的军队及地区，实际上即为后来中央根据地的主要部分。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3月起，四、五、六军分路游击，发动群众，形成比较稳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已成为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并与朱德一起成为此部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象征。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博得了很高的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红军”的战绩，认为它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李立三：《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展》，见《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七期，1929年7月。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另见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1页。)苏联报章则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视朱、毛为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全文如下：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运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了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并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的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以及陈独秀造成的。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此讣告最早由红旗出版社1987年翻译出版的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系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介绍入中国。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介绍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接触，曾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荷波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早期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张太雷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曾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生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苏兆征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生前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5月31日，《真理报》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报道中国红军及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断言“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235页。)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定性人物之一的米夫也发表《在革命的旗帜下》，赞颂“充满传奇色彩的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屡战屡捷，声誉斐然。
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此前不久在中共中央内部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这对毛泽东以后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两年多来一系列军事、政治斗争，毛泽东在红四军、井冈山根据地的领袖地位已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