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崭露头角
瞿秋白由于与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稍有不同，受到“远方”的抛弃，失去了中共中央“领头羊”的地位，带有推卸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意味；李立三则是走在了已经够“左”的共产国际之前，其理论来源应该说是斯大林、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逻辑发展，然而其明显的独立倾向，尤其是对共产国际代表及其本部的不尊敬，已有成为异端的征兆，因此，李之下台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共产国际物色的领导者必须是其理论思想绝对忠实于“远方”，个人绝对听从指挥、安排，一切以共产国际与苏联利益为先的人，这样深为他们信任的一个青年后辈便被派充为中共中央的领袖，这位就是自大革命血雨腥风伊始即在苏联留学的王明。
王明，生于1904年，比瞿秋白、李立三均小5岁，比毛泽东小11岁，安徽金寨人，小商人家庭出身，名绍禹，1931年才化名王明，以该名闻世。王明少小聪慧，6岁入私塾习读传统启蒙教育，16岁才进入具有新式教育模式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此时已是五四运动过后的1920年，1924年转入湖北武昌商科大学预科，接受正规大学教育。
在武汉求学期间，王明思想激进，活动能力强，具有团队领袖才能，显示出学生群体领导人的素质。曾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任事务部主任，1924年在武汉仍为直系军阀控制时即加入中国国民党。王明是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的。
在五卅运动席卷武汉时，王明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积极组织、领导青年学生从事反帝运动。这对于一个名气很小的专科学校来说是颇为不易的，也说明王明个人的才干。由此得到湖北中共组织的首肯，1925年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年，王明21岁。
王明到中大后，先被分在第一班，后又被分到一个直接用俄语讲课的俄文班，实际上是为尽快培养一批翻译人才的速成班，同学中有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等10余人。在这里，王明遇见了后来大大改变了他个人政治命运、也大大影响了中共历史变迁的人物——讲授列宁主义课的中大副校长米夫。
米夫，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生，只比王明大3岁，但革命较早，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5年入中山大学任副校长。米夫上课，只讲纯粹的理论教条，并不联系中国乃至东方革命的实际，有些枯燥乏味，上课极为严肃死板，他想以此来扩大师生间的年龄差距，使学生产生敬畏之感，因此为中国学生所厌恶反感。
但王明却以其对教条、理论的浓烈兴趣，博闻强记的才能，一口流利的俄语，出色的组织、活动能力博得了米夫的欢心，二人关系十分亲密，王明渐渐成为米夫领导中大中国学生的帮手。后来一些中国领导人对此均作过回忆。时同在莫斯科学习的王稼祥回忆说，王明进中山大学读书，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他们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王稼祥：《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红旗飘飘》第18期。
真正使王明一鸣惊人、在政治上显山露水的却是中山大学内中国同学间的激烈宗派斗争。
“江浙同学会”事件，是发生在1927年底至1928年秋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中的一个严重政治事件，直接责任人是米夫、向忠发和王明。无中生有的该冤案是一直存在中国留学生中宗派斗争的逻辑发展，也为王明形成宗派势力打下了基础。
自1925年始，中共、国民党留学苏联的青年学生急剧增加，中共领导机构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的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其主要组成人员是留学西欧而来的袁庆云、刘伯坚、任卓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支部派，集中于东方大学中国班。
1926年，旅莫支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对留苏中共学生进行反对个人主义、纪律松散的思想改造，强化党内批评制度，鼓励成员之间互相揭发，打小报告，引起大部分学生的不满，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卢贻松等人更公开与书记任卓宣发生冲突，致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要求批评、改组旅莫支部。
1926年，中大新任苏共总支部委员会书记斯可尼柯夫与教务处主任阿戈尔产生矛盾，并介入原已十分激烈的中国留学生的派别斗争中，一派继续同原旅莫支部有联系，以支部系统干部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等为一方；另一派则以教务处干部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为一方，此即教务派。到1927年“四一二”上海反共政变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由于俞秀松等人控制着该校翻译委员会，领取高额工资，也遭到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的不满与忌恨，两派争论又有个人恩怨夹杂其中。
任卓宣，湖南人，后以叶青为名，是国民党著名的反共理论宣传人物，原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后转为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书记，于1926年年底回国，曾任湖南省委书记，是继毛泽东任此职的，但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任叛变中共投降国民党。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任此际令人切齿的叛卖使得旅莫支部威信大减，本已心存愤怒的学生便将斗争矛头转向支部派，认为他们是中国党错误领导的代言人，一时间中大内部风云变幻，派别斗争空前激烈。反对支部派的理由大致是：
1.傅钟、李俊哲是旅莫支部的主要人马（他们现在列宁格勒）。
2.傅钟是总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是四川人，而中山大学的主要工作，都是用四川人负担……。只有同乡关系，没有同志关系，这是旅莫支部的表现。
3.张闻天、沈泽民与傅钟、李俊哲等联合，欺骗群众，在群众中宣传煽动，弄得中山大学满城风雨。
据当时一位工人党员、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人的报告，亦可知道当时争斗的激烈：
1927年上半年，中大的党部实在是被一班旅莫支部的余孽所把持着，当时的党部委员是傅钟、李俊哲、左权等；而在教务处方面，也被最坏的分子……如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所把持，两方互争地盘，……这时大半的同志都对他们表示非常大的不满意。同时，恰恰不久前曾有一部分失意的要员想用着这个机会企图复辟，如刘汉青、黎本益、阎玉珍、焦有功、相玉梅、何尚志、余秀女、林登岳、胡建三等。于是他们就四出煽动。一日，刘汉青、黎本益二人在俱乐部找我谈话，说现在有委员会派、教务处派，如何的坏，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们，将两派都打下台。……总委员会开改选会了，在大会上有一百多人签名谈话。在批评过去工作及旅莫支部余毒的过程中，阎玉梅、刘汉青、焦有功、林登岳、千如常……，都说由法国来的都是旅莫支部，还有由四川来的都是旅莫支部，理由是由于任卓宣、傅钟是由法国来的，是四川人。同时还说凡是怀疑有第三派的人都是旅莫支部的走狗。（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中大是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系统中大党员支部局，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因为是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俄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亦可过问。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这种管理体制，也为中山大学风潮的处理带来了居多不确定因素。
中大争权风潮风起云涌，与国内阶级斗争局势、党内斗争遥相响应，到1928年1月竟发生军事班百余学生游行示威事件，迫使一直支持支部派的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到东方大学进行调查，后更由联共中央直接作出决定：撤换东大教务主任；将负责党务工作的支部委员如武胡景、黄士嘉、刘胡俨、宗锡钧等调离；群众领袖鲁易、李侠公、童庸生送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马员生、朱代杰升入列宁学院，东大、中大风潮暂告平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中大闹得天翻地覆、人人自危的“江浙同学会”事件在此际又被人告发发生。此案的直接发现者为在苏联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郑家康，他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事出之因是有关“江浙同学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主持负责调查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向忠发、中大副校长米夫及其亲信王明。
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有一些年纪较大、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大多为江苏、浙江籍，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孙冶方、蒋经国等。当事人陈修良回忆说：
（江浙同乡会实际上）是一件完全虚构的假案。事实的由来是这样的：孙冶方其时当翻译，有工资收入，手头比较宽裕，住在职员宿舍内，上述的一些同学（指俞秀松、董亦湘、左权等——引者），每逢星期六常到那儿闲谈，有时还烧点中国菜吃。有一天，一个叫王长熙的学生在窗外听到孙冶方房内有江苏、浙江口音的同学在说话，就向支部局负责人汇报说：“他们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此事很快传到米夫那里，他当时已是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部长，兼“中大”的校长，他小题大做，弄得满城风雨，要抓反革命分子。陈修良：《怀念孙冶方》，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
此事与蒋经国的关系，是因为蒋的一封信，对此，师哲回忆说：
关于“江浙同乡会”是从中山大学传出来的。起因于蒋经国等人，时间是1927-1928年之间。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学习，那里他们江浙一带人多，乡土人情，使他们互相接触较多，以至每月把发的津贴凑到一起，10天半月下一次中国饭馆打牙祭。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各抽调一部分学员，分别送到陆军大学（在莫斯科）和军政大学（在列宁格勒）深造，其中有蒋经国，上了军政大学，同时去军政大学的还有李卓然、曾涌泉等人。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津贴约有七八十卢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老乡们纷纷给他写信，有的信中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要他请客。蒋经国有时寄钱去，也戏称“交会费”。不料这些信不知被什么人看见了，便传出他们搞“小组织活动”，进而具体化为“江浙同乡会”，再进而怀疑与托派有关系。于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在中共代表团中，都成了一件重大问题。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由于有克格勃的介入，调查“江浙同乡会”首先就被政治化了，被指控为是一些党内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是王明的最早发明，因而与俞秀松发生激烈争论，到1928年3月，克格勃调查者米利斯提供了一个8个首要分子的名单：蒋经国（中央总书记）、朱务善、朱代杰、卢贻松、刘仁寿、黄仲美、周策、陈启科。至于将蒋介石公子蒋经国作为首领，向忠发的解释是：“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由其母亲名义供给了七次之多。”
4月，克格勃代表又提出一个12人名单，主要是军校学生，除了上面所提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刘仁寿、周策5人外，又加上左权、尤赤、胡士杰、郭景纯、朱茂榛、张师、甘青山等7人，均被列为骨干成员。调查小组接着经王明起草、作为中共代表团决议，将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周策4人作为首要分子交克格勃拘押审查，对俞秀松、周达文等进行审查。王明此时已成为未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参谋和秘书。这份决议认定此组织具有政治上的性质，它倾向于拥护中共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指导。
6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安加雷蒂斯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的指控的通报。会议决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秘密决议》：
1.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直接责任，是在解决为中共培养干部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供最大的帮助。例如，这要求与学校领导共同进行反对学生中瓦解学校工作并破坏完成中大直接任务的种种倾向、派别活动和破坏分子的斗争。
但代表团不理解这一责任，而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去帮助彻底肃清派别活动，反而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