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立三的个人政治品格，李维汉评价说：
李立三个人也有问题。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局部的经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对组织示威游行，“红五月”运动等，他是非常欣赏的。经验主义是他的一个致命伤。立三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在他的眼里。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320页。)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知道共产国际要对李立三进行严厉的处罚，因此3次请求不要李立三去莫斯科检讨，留在国内工作，且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职务。但李立三表面平静的生活没有延续多久，8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知悉中共中央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拒不接受批评与指示，尤其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言行，感到十分吃惊和愤怒，立即命令李立三去苏联汇报检讨，后又停发给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以政治、经济手段制裁；但李拒绝出国检讨，中共中央也致电解释，同时召开三中全会，以比较缓和的组织处理手段解决了李立三问题。
共产国际并不善罢甘休，10月致电中共中央，指责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在时局估计和策略任务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而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说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周围。”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党的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十月指示”在到达中共中央前，即为与国际关系密切、一直以反李立三以夺取中央权力为目标的王明等人先知，王明等人便迅速在党内掀起名为反立三路线，实际反周恩来、瞿秋白中央调和路线的风潮，李立三被迫再作检讨，离开妻儿出国到莫斯科作检查。
1930年底李立三来到共产国际总部，诚恳地多次作出自我检讨后，已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开始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1935年秋被派到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次年由于受到王明、康生的诬陷，受到苏联克格勃的监视，1938年与曾风云一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板参三等同时被捕，关押1年9个月，罪名是间谍、侦探、暗杀，直到李致信斯大林重作辩解，才被释放，但这时李已没有工作和莫斯科市户口，勉强到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部作校对工作，1945年1月饱经16年留苏磨难的李立三，才被中共中央知悉准许回国。
李归国后，曾参加东北军调部工作，任职敌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但被指责犯有“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又被调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李雪峰当时还非中央委员（李立三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七大上由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担任过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但自庐山会议上康生指斥李是里通外国分子并告毛泽东后，李处境已十分困难。
“文革”伊始，李立三受到强烈冲击，多次被揪斗、批判，1967年6月22日午间，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饮药自尽，留生前遗书给毛泽东，说：“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转引自唐纯良：《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李的遗体以“服毒者李明”的名义火化，第二天，其妻及其子女全部被捕，坐牢8年之久。直到1980年，李才被平反。去世时68岁。
关于李立三冤案，历来说法很多，甚至有许多离奇的说法，其真相到底如何，李立三的儿子李英男近年有较为详细的回忆，现摘录于下：
我的父亲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经多方交涉于1946年1月终于从苏联回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她的作风、她的品质，党中央很多人都了解。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她时，还握手称她为“好同志”。母亲长时间保留苏联国籍，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50年代末，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破裂，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也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这样的“国际家庭”自然首当其冲。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首先抓住的把柄，就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他应周恩来的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父亲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未料，这次畅谈往事、抒发旧情的老友聚会给在座的所有人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庐山，康生借批判彭德怀的声势，把1957年和郭绍唐有过接触的中央委员特意召集起来，郑重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当年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大家注意，断绝同郭的来往。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可靠的同志讲，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且有“修正主义言论”，值得怀疑。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审查是“背靠背”进行的，没有惊动母亲。由康生出面向父亲“了解情况”。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对诬告信中的捏造一一做了澄清，说明母亲一贯拥护我党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偶尔去苏联使馆只是为了办理护照延期等合法手续，绝没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1962年10月14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李莎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信中他坚决为母亲作证说：“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父亲还引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句话：“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强调提出：“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周恩来很关心父亲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父亲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母亲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父亲欣然接受，并动员母亲写出申请，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母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但康生一伙不肯就此罢休。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了。
当时父亲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但早已有名无实，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搞“四清”。1966年6月初，华北局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父亲从天津赶回参加，被挡在门外。他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质问，遭到冷遇。从此，父亲实际上被停职反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