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决议说：“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地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载《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并提出，由内陆城市暴动引发中国革命、导致世界革命最终导向全世界最后决战的革命路线图。
6月11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驻上海指导东亚革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且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的做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向忠发立即给予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同时还要李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
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给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反对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
7月底，中共中央成立北方局，以贺昌为书记；长江局，以任弼时为书记；南方局，以李富春为书记；江苏总行委，李立三兼任书记，27日，红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李立三、向忠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认为目前形势已经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06页。)。共产国际却来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南京暴动、武汉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
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与会者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李立三说，“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我们如用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并指出中央要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向忠发说：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以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会议决定将各级党、团、工会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中央总行委，以准备全国的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成员有14人，主席团为向忠发、李立三、徐锡根、袁炳辉，19日，扩展为22人，主席团加入周恩来、瞿秋白、顾顺章。
8月3日，政治局继续会议，李立三、向忠发要求立即进行全国工作布置和军事战略，发动武汉兵暴、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调集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红军进攻武汉，南方局组织广州暴动，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向忠发、李立三的“犯上作乱”极为恼怒，但却将批判矛头指向李立三，8月5日致信中共中央，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从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中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
8月6日，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召开联席会。向忠发对远东局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说：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
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向忠发对此非常生气，大声斥责：“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
向忠发还面斥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向忠发表态，要把中共中央当做一个集体，决不可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共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会议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为李立三辩护。
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央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本节内容资料多来源于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位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李立三下台
7月中下旬，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召集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中央领导问题，吸收在苏联的周恩来、瞿秋白参加。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报告、决议，尤其是李立三的一些讲话并未全部传到莫斯科，会议只是单就李与共产国际代表争论的“苏维埃区域”等细节问题展开讨论，支持中共中央现在已是革命运动新高潮的观点，“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但是犯了些冒险主义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错误，党内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认定李立三错误的性质，“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与会的张国焘回忆说：
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茨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国际，债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共产国际指示先由周恩来、瞿秋白回国改变这种局面，改组中共中央，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再派张国焘、蔡和森回国，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同时让米夫来华，巡视、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
共产国际要瞿秋白回国指导中共中央的改组，是对瞿秋白及后来归国的张国焘“自我改造”的认可。据周恩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意见时说，瞿秋白政治路线上没有问题，反陈独秀以及反右倾斗争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缺点错误，一个是对富农问题认识不正确，没有随着布哈林的倒台和苏联反富农斗争的展开，跟着共产国际立即推动中国革命中的反富农斗争；一个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不能有正确的斗争精神，介入学生中的派别斗争，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杨奎松：《瞿秋白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8月中、下旬，周恩来、瞿秋白相继回国，主要是采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一切问题，并于9月24日至28日，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传达国际意见，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立三路线”至此基本结束。
六届三中全会出席者36人，由周恩来主持，其中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代表20人，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批评李的错误。李立三在会上做了检查，承认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过分估量了全国总危机”，忽视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中央许多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周恩来表示，对于这一时期的错误，李立三应负多一些，但是政治局是集体领导的，要整个地负责任，要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并检讨了周自己的错误。
对于李立三的自我批评，当事人李维汉有如此的评价，他说：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中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立三的自我批评，虽然对其错误所造成的实际危害揭露得很少，在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上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但他检查错误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并有改正的决心。全会以后，立三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314页。)
会议撤销了李立三成立的中央行委，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7名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候补委员7人：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3人组成，由于会议决定设立各苏区中央分局，政治局主要成员基本被指派到各割据区域担任领导职务。李立三原担任的中宣部长职务被撤销，由沈泽民接任，中央秘书长职则被免；支持李立三的李维汉江南省委书记职亦被撤，后由刚回国反李立三出名的王明接任；项英因是工人领袖，虽与李立三关系紧密，只是常委职被免，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代理书记，负责组建这个领导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最大的割据区域的工作。
会议一重要且出人意料的组织变动是毛泽东被重新选入中央政治局，朱德等进入中央委员会，毛、朱等远在苏区，但中央有此变动，说明共产国际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另有认识，革命重心开始向农村转移，毛的入选对其以后政治走势有重要影响。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