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变节
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虽在米夫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主席职位没有改变，但以前与共产国际敢于顶撞、分庭抗礼的勇气已荡然无存；知道共产国际的利害关系后，向忠发也主动与王明派搞好关系，处处对王明表示顺从。
但是，这时党内形势的变化，已使向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党的工作重心已事实上转移至农村割据区域，农村革命成为中共的领导重心，城市革命已转至次要的地位，这使得一向将城市工人运动作为看家本领的向忠发，已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于越来越重要的军事工作，向也是外行，所以，随着形势的变化，向忠发已越来越感到其地位的虚幻，变得越来越消极了。
向忠发在叛变前，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将张国焘派至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分局书记，而不是派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张国焘自莫斯科归国后，见王明夺权已成定局，即迅速靠拢以前十分鄙视的王明派别，终获他们的信任，也成为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重要推行者之一。向忠发认为张国焘多年在国外，不很了解国内革命情况，在工作中难免与毛泽东发生矛盾，就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支持，还是派张到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割据区域。第二是反对自己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提议由毛泽东出任，这为毛以后在政治上的进退准备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
政治上消极的向忠发，在生活中开始追求享受，厌倦了发妻刘秀美，刘是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村妇女，改而眷恋顾顺章介绍的青年女子杨秀贞，终被顾顺章设计被捕。
1931年6月21日，向上午被捕，下午供出自己同居妇人的地址，晚上供出中共中央机要处的所在地，以后又写出一个供词。向与大多数中共叛徒一样，一方面为求活命、少受皮肉之苦，不得不自首交代一些问题；一方面又绞尽脑汁伪装，吞吞吐吐或到关键时刻制造虚伪信息，甚至保守一些重要机密，以求得心理平衡，为自己叛变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
向在供词中只提供两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中共领导人已不使用的具体地址，即青年团中央书记博古和中央妇女部长周秀珠的住址；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均未交代；对自己前任秘书余昌生已被捕化名李金弟，却将其写成李金生，并将余被捕日期大大提后，使余终得脱险；甚至已被捕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向亦未告发，后未暴露身份的关终于出狱。
向被捕后，周恩来曾准备组织中央特科前往营救，但不3日即传出消息向已叛变，初周等均不相信，但内中涉及许多机密，且唯有向才知悉，这才停止营救工作。此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已全部转移。
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得知抓获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立即电告在庐山开会的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蒋即电令处决；当向叛变电报告蒋，蒋复电暂缓处决时，熊已令将向执行处决。与向同时被捕的杨秀贞却并未招供，所以周恩来说向是一个“比妓女都不如”的总书记。
顾顺章、向忠发的接连叛变，给中共中央开展工作以极大的妨碍。顾叛变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断近1个月，而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几乎停止工作，直到中共临时中央成立，12月才重新恢复正常会议制度。由于向的叛变，致使王明害怕被捕，匆忙逃亡，从而促使博古掌权，使中共中央步入“博古中央”时代。
博古上台
1931年于中共历史来说，是一个充满险情、恶讯的年代。王明这位党内新贵，很快就知道了在上海从事地下组织生活的艰难与极度的危险。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先在上海郊区一尼姑庵中住过一段时间，并有一首“口吟”《尼庵小住》诗记述这次生活经历：
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转引自《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随后又在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隐居，与妻子孟庆树一同深居简出，形同“隐士”。当时的忠实追随者、后变成中共叛徒的盛岳在回忆录中记述此时的王明说：
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向忠发被捕后，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仅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3人。卢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曾任过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在极力强化工人成分的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委，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王明关系密切。王明此时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本应担负起领导中共的责任，但却总想离开充满生命危险的国内，而到共产国际去任职。
当时，按组织规定，中共中央必须派驻一个代表团驻共产国际，便于传通信息、联系工作；共产国际也派驻一个代表处驻中国上海，以指导、监督中共中央。原来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三中全会回国后此职由黄平接任，但在1931年春夏之交，黄平黄平（1901-1981），湖北汉口人，俄名ΒΟΡΟΒСКИЙ。学生出身，1920年在苏俄远东通讯社做翻译，1923年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共产国际五大期间，担任李大钊的英文翻译，1925年2月任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兼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驻港特派员。1925年6月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1926年任广东区委工人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是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南方局领导成员，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1928年夏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后任三中全会候补中央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8月回国，在上海负责中央交通工作。所谓交通工作，即把中央文件送到各地，并把各地的文件送到中央；在中央和各苏区之间设立交通线，把人员安全带到苏区，并把苏区人员安全带到中央；建立上海中央与莫斯科和中央苏区之间互相联系的秘密电台，将中央给国际的电报译成英文，编成密码，然后交报务员发出，亦将国际来的电报中文后交给中央。周恩来安全地送达中央苏区即由黄平安排。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2年12月被捕、自首变节，出狱后主要在大学，以教英语、做翻译为业，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授。1981年去世。归国，此职一直空缺，因此王明即函谒米夫，请求米夫的支持，希望赴苏，很快得到米夫的认可。11月7日，王明到达莫斯科，10日，米夫才报请共产国际批准。这一个时间差耐人寻味。13日，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卢毅：《博古“临时中央”若干问题考辨》，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
关于米夫此时的心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
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和陈绍禹为什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其想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米夫、王明在安排好中共中央领导后，相继赴苏联。王明于1931年10月18日与妻孟庆树等自上海出发，秘乘日本船起航，11月7日到达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内担任一些职务，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一直遥控国内中共的政治走势。
王明一直到1937年年底才回到延安，此时国内政治局势相对安定，延安也是红军实际控制的地区，有人说王明这是胆小，危险时离开，安全时回国，据盛岳回忆，共产国际、王明在1933年下半年、1934年春曾经多次要求回国，到江西瑞金工作，实际上是准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指导中国共产党，但都因出现变故不得不作罢。他说：
193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当时是成员之一，接到国际指示，要为陈绍禹去江西瑞金做好安排。指示说，陈将经由欧洲到香港，要我们把他从香港转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国际指示后，两次派人去香港进行安排，但均告失败。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电台台长、接受国际关于陈绍禹问题指示电的李晋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学学生，在莫斯科受过专门无线电训练。自然，上述两个情况都影响了安全。再进一步试图把陈绍禹送去瑞金，实在风险太大，这样，陈就又在莫斯科呆了4年，直到1937年才回国到延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王明行前，征得共产国际与米夫的同意，开始对国内的工作进行安排，周恩来已决定前往中央苏区任书记职，张国焘、陈昌浩也已受派到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已所剩无几，故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陈云、王云程、黄平、刘少奇等9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组成常委，由博古负总责。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直接指导。关于这段历史，当事人杨尚昆回忆说：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建立以博古为首，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王云程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周恩来同志化装成法国留学生，住在一个外国人开的旅馆里，有半个月没有出来。以后情况缓和了，他才走的。
这时，我从上海工联会党团调到江苏省委工作。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书记由临时中央成员王云程兼任，王是武汉的工人，所以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担任过有名无实的副校长，这时当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孔原（即陈铁挣、陈子坚），我担任宣传部长，陈潭秋、蔡泽民先后任秘书长，陈资平任军委书记，帅孟奇为妇女部长，外县工作设徐海蚌特委，刘瑞龙为书记。因为形势险恶，省委很少集中开会，平时开会，实际上就是3个人：王云程、孔原和我。政治局同江苏省委联系的是张闻天，我们3个人开会，他经常来参加。在我们3个人中间，我只知道孔原住的地方，孔原只知道王云程的住址，只有王云程知道孔原和我住的地方，所以组织是很严密的。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卢福坦，1890年生，山东泰安人，工人出身，曾为华丰煤矿学徒，1923年在淄川煤矿当把头，曾组织成立工会俱乐部，是早期山东的主要工会领导人、中共中央在山东的负责人，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执委书记，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1933年1月被捕，后叛变，先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徐州特区任行动股长、上海区情报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关押，1969年11月被秘密处决，一般认为，卢近80岁被枪决与他说出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有关。王学亮：《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秘密处决真相》，载《党史纵横》2008年10期。
此时，卢福坦在这9人中，是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颇有些资历，见此他向周恩来要求担任总书记职，遭到周的拒绝，周表示中央将不设总书记。
博古在1943年11月13日谈到这一任命时说：那是在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一个酒店开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决定博古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中共党史资料》第六期，第27页。另可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朱为王稼祥夫人。）
以前有一种说法，说王明走前，特意叮嘱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实际上即只能听命于王明本人。对此，博古在1943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所写的整风笔记上说：
上海党中央问题：是王（王明——引者）、周（周恩来——引者）决定组织临时政治局，（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的，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为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在“授”“受”双方组织上均是不合的。我完全接受和承认。博古：《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1943年9月），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