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强烈要求共产国际干预。“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在我看来，巴黎公司（共产国际）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并为开展贸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要求罢免李立三等。“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详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另见李东朗：《简论王明的“国际背景”》，《理论学刊》2008年10期。该文对王明上台前后复杂的国家关系颇有新见。
在王明的这些控告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内的反李立三势力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指示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置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前夕，要求重用反对李立三所犯的错误而受到排挤的人。对于王明等小集团来说，三中全会不仅没有撤销他们所受李立三的处分，当做“英雄”欢迎，反而还受到批评，自然激起他们的愤怒；同时对于瞿秋白这位曾犯过错误、对大革命失败有重大责任的人回国纠正“立三路线”，从政治上就遭到王明等的抵制；而且，瞿氏还是对中山大学宗派斗争取调和态度乃至支持俞秀松的实权派人物（瞿弟因此案被克格勃处死），更使王明等记恨在心，因此，对三中全会，王明等人是极力反对的。
机遇恰好到来。10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上纲上线，认为是反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托洛茨基等同的机会主义立场，同时表示了对瞿秋白等的不信任和对王明的支持。关于后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位“皮同志”则直截了当地说：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认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对于立三路线的讨论》，载《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这封国际“十月来信”，认为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存在7大错误，即（1）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2）模糊了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不同；（3）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4）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5）对于全党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犯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6）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见的时期，所表现的反共产国际的言论；（7）领导机关存在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载《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中共中央11月16日才收到这一指示，而王明则从苏联归国的留学生“朋友”中提前预知，关于王明等如何预知此指示，说法不一。按李志英著《博古传》记述，是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米夫托王盛荣直接将信息带给王明的，见该书第80~8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王明就与博古紧锣密鼓，接连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对李立三错误进行路线与政治的宣判，对瞿秋白等提出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并要求为他们平反：
（一）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这封国际来信虽给中共中央带来爆炸性的轰动效应，但政治局对王明等的批评没有给予讨论，只是要求对他们作些解释工作或一些有保留的批评。
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来信，表示完全接受指示信意见，但决定暂不公开讨论，对王明、博古的信，则一致认为，他们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李立三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而只是在一些很小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批评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巩固党，而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这与共产国际来信并没有相同之处。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对国际来信作出回应，对立三路线作解剖和批判，但于王明等人，则重点批判了其理论与组织的错误，说：
尤其是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柏山同志（李立三的化名——引者）争论的4个同志（即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引者）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引者），秦邦宪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柏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周文琪、诸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
但王明等对这些批评，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在没日没夜地坚持秘密写作《两条路线》，作反对三中全会中央的最后一搏。
在王明、博古等与中共中央争论颇大的时候，党内还有另一股与三中全会中央分歧颇大、争论十分激烈的派别，这就是以总工会系统、青年团系统为根据地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他们要求中央对“立三路线”作一更郑重的决议，修正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罗章龙等说：
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6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立三路线更危险的东西。《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222~223页。)
真正使王明等改变政治命运的是米夫的来华。
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达上海，其使命是改造三中全会的中央，依照共产国际的嘱托，全力扶植王明等留苏归国青年上台。此时，共产国际一再指示远东局、国际代表，要求重用王明等反对派。12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远东局要求将张国焘和蔡和森、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上，库秋莫夫等为王明等的受屈鸣冤叫屈，公开为其辩护，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里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米夫到沪伊始，即接见王明等，了解中共党内风潮的大概情况，征询对解决党内纠纷的意见；然后会见罗章龙、徐锡根等反三中全会中央的工会党团领导人，但没有与另一反对派领袖何孟雄见面。
在了解了中共内部争斗大致情况后，米夫决定紧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并责成中共中央取消“天才领导者”（此为米夫的评语）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4人的处分，亦为中央接受。
在米夫到沪后的6日，即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7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王明等的反对“立三路线”的观点作出公开平反，说这些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斗争的责任。”《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载《党的建设》第1期（1931年1月25日）。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引者）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页。)
于是，米夫又要求中央政治局安排王明等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位，亦为政治局同意，23日中央决定时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的江苏省委书记职由王明代理；博古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中央局工作；25日，政治局又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取代李维汉，这样，王明就跳入中央领导的上层（江南省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省份，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党组织及上海市，还有国民党重要政治中心南京。一般担任江南省委书记职者均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由常委兼任）。
上任江南省委书记后，王明等即以此为起点，进行非组织活动，安排自己的亲信及追随者于重要岗位，鼓动一些不满三中全会中央的人反对中央，制造风潮，拉拢一些人投奔自己旗下，打击与其有根本权力利害冲突、同样以国际路线反对中央、且在党内有影响的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同时，王明又赶写小册子《两条路线》，作为建立宗派统一阵线、寻求更大政治出路的理论纲领。
《两条路线》是王明精心写作的一本具有很大政治冲击力的著作，代表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在中共党史的发展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本10万字的小册子是王明被三中全会处分后，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指示，在党内反中央风潮甚烈的1个月时间写成的，王明一边写，即被其亲信、追随者拿去看、讨论修改。在文前的《几点必要的声明》中，王明表述了这本起着统一宗派思想核心作用的小册子的产生过程：
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地抄过3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王明这本小册子以“左”反“左”，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李立三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中央，其基本精神均来源于共产国际，以共产国际指示作为尚方宝剑，对中共中央进行恫吓、威胁，关于此点，1945年王明在致中央信中承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