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条强人”博古、张闻天
博古，本名秦邦宪，生于1907年，比王明小3岁，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的子弟，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之后。据秦族家谱介绍，在清代自顺治到乾隆4朝中，登进士第者22人，授翰林职者10人，中举人者37人，但咸丰朝的太平军暴动，波及秦家，家道开始没落。秦父肇煌，曾任宣统满洲地方审判厅刑事厅长，民国时任鄞县、长兴县统捐局局长职，到博古出生时，秦家已完全败落。
1921年，14岁的博古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预科，开始接受真正的西式教育。博古富有激情，长于演讲，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年领袖，在五卅运动波及苏州、无锡时，博古即成为该校的领头人物，县学联领导人之一，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不久又任苏州学生会会长，1925年加入中共，未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即开始职业革命生涯，1926年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任干事，10月被录取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期者还有杨尚昆、张仲实、盛岳、林冲、高承烈、张超等人，比后来的政治盟友王明要早到1个月左右。
博古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即转入该校的宗派斗争，在清除“江浙同学会”分子、“十天大会斗争”、清党运动中，均是米夫得意弟子王明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是“支部派”的委员之一，开始与王明等人形成宗派集团。
1930年5月，留苏近5年的博古回国，被分配至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参加《劳动报》编辑工作，与由于狱中违反纪律贬职的王明取得密切联系后，开始与在苏联结盟的宗派成员王稼祥、何子述等进行派别活动，对“立三路线”进行批评，在一系列文章与书信（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全面阐扬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开始引人注目，但受到李立三中央的压制与批评。博古被下放到总工会工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又受到三中全会中央的严厉批评。
四中全会后，博古被安排到团中央任宣传部长，但不久，因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由博古接任，到王明赴苏前，博古竟当上了中央负总责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此时，这位留苏青年只有24岁。
关于博古出任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的经过，博古之子这样说：
当时父亲只有20岁出头，资历也比较浅。谁也没想到，一些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到一个小酒店会面。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3个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他们重新组织新的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9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为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1999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现在很多史料在提到这一段时，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秦铁口述，李菁主笔，《博古之子忆父亲生前经历：24岁处党内权力顶峰》，《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11月12日。秦铁为博古儿子。
秦铁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否认，在当事人盛岳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盛岳说：“为了应付危局，中央吸收了几位不是中央委员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工作。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共出版物上，都把这个组织叫做临时中央。然而，据我记忆所及，在它管事期间没有人把它当成临时机构；它也没有用临时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大家都把它当成中央，它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也确实承认它是中央。”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另见卢毅：《博古“临时中央”若干问题考辨》，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卢认为，博古说法是可信的。
张闻天是1931年2月17日四中全会刚开完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行者有杨尚昆等人。
张闻天，江苏南汇人，今属上海市郊一个县城，1900年生，本名应皋，其父取《诗经》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闻天是字，后在苏联曾用名洛甫，这在党内也常用。其家小有资产，颇为富裕。张少入私塾，1912年入南汇县立高小读书，1917年入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与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办的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是当时热血青年之一，写有不少热情澎湃的文字。是年12月，由左舜生、黄仲苏介绍，加入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其至交沈泽民亦是会员。左舜生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是青年党的创始人，一生坚决主张反共反苏。
青年时期的张闻天，思想新潮，富有朝气，热爱生命，积极上进，是典型的五四青年。在文学、理论与主义中热情徜徉，学识水平颇高，尤其是英语译说能力有相当水准，1922年，张作为《大同报》（中文）编辑赴美国勤工俭学，一直到1924年年初，共待了一年多时间，张闻天是中共早期领袖中唯一到美国留学过的，但张对于美国个人主义盛行、高度追求物质利益的现实很不满意，并以民族主义的自尊对美国人的民族歧视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回到上海后，张闻天在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时，业余创作了两篇颇有影响的少男少女恋情小说与话剧，在文坛小有名气，1925年6月，由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共。11月作为首批中山大学学生到莫斯科留学，同行者有沈泽民、吴亮平、朱务善等人。
张闻天在近6年留苏学习期间，一直是颇为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先是由于英文的功底与聪敏的头脑、优异的成绩被旅莫青年称为红色教授学院“四大教授”之一（另3人是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后又成为宗派斗争中“支部派”重要成员，与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夏曦、陈昌浩等均为重要的“同志”。
张闻天于1931年2月回沪后，接替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工作的沈泽民中宣部部长职务，并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已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在王明、博古、张闻天“三驾马车”中，张年龄居长，此年31岁，比王明大4岁，比博古大7岁。
当时，属于王明宗派、思想较为接近的重要人物还有：张国焘，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委主席；沈泽民，该分局副书记，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该分局常委，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红四军政委；夏曦，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王稼祥，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政治保卫处处长，中央代表团代表；顾作霖，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宣传部长，中央代表团代表。
向各省、各苏区派遣中央代表、巡视员是王明中央改造党重要步骤，是宗派势力以“钦差大臣”身份渗透到各苏区的一种领导体制。当时中央规定：“四中全会改变了政治局和中央的成分，撤换了立三路线统治时他的最亲近的同志的工作，同时，进行改变省委与地方党支部书记的成分。被撤换的立三主义者的工作，由开始即与立三路线作斗争的新同志及曾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表示改正这种错误的工人同志来代替。”《中央巡视条例》（1931年5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278页。)
中央派往各地的代表权限极大，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巡视员则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只对中央负绝对的责任，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改造各地党部，教育、考察和提拔工农干部，全面贯彻“王明路线”，形成王明宗派控制全局的局面。对此，同属王明宗派的盛岳在研究型回忆录中这样说：
俄国留学生派就是这样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强调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中共的最大威胁。“他们向全国各地派了他们的代表，去开展所谓的反右斗争。”他们不仅要控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而且企图控制每一个苏区。根据他们的庞大计划，他们先让陈绍禹当江苏省委书记，那是中共的最重要职位。殷鉴、王云程和朱阿根留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或搞共青团工作。李元杰派去山东工作；陈原道在满洲；何子述在河北。王稼祥调到瑞金当中国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鄂豫皖苏区徐向前指挥的第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之后，沈泽民和他的妻子张琴秋也被派到那里，以加强党的领导。夏曦担任中共中央驻洪湖——湘鄂西苏区代表。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盛岳认为，“俄国留学生派”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主要指：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陈昌浩，陈绍禹（王明），陈原道，秦邦宪（博古），朱阿根，朱子纯，何克全（凯丰），何子述，夏曦，萧特甫，李竹声，李元杰，孟庆树（王明之妻），沈泽民，盛忠亮（盛岳），孙济民，宋泮民，杜佐祥（陈昌浩之妻），王稼祥，王保礼，汪盛荻，王盛荣，王云程，杨尚昆，殷鉴，袁家庸。其中，5人是工人出身，其余均是知识分子；4个女性：张琴秋，朱子纯，孟庆树，杜佐祥；8个湖北人，5个安徽人，4个湖南人，4个四川人，1个江西人，江浙2省6人，全部在长江流域；夏曦1人在留苏前即为中央委员；洛甫、王明、博古、凯丰、沈泽民、李竹声、盛岳、王稼祥、王云程、杨尚昆10人归国后均担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其中王明、博古、洛甫3人担任过中央总书记；2人李竹声、盛岳担任中央上海局书记；2人博古、王云程担任团中央书记；其余均担任省一级党组织领导人或方面军政委。4人病死或死于飞机失事；3人被国民党逮捕遇害；3人在建国后被处决；2人晚年在国外（王明在苏联、盛岳在美国），其余均在大陆。同①，第222~223页。)王明、洛甫、博古、王稼祥、盛岳、张琴秋、陈原道、沈泽民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夏曦则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里的一名学员。
这是盛岳的“一家之言”，其人员构成颇有争议。据时在莫斯科的柳溥庆后代说，其父亲作为当事人，提出了一个名单，为29人：博古、殷鉴、杨尚昆、张琴秋、卜业奇、汪盛荻、傅继英、徐孝祥、杜卓强、王云程、陈昌浩、孟庆树、刘杰（刘英）、萧特夫、谢建民、李竹声、盛岳、孙济明、毛子芳（毛齐华）、潘方、徐以新、章汉夫、夏曦、谭国辅（夏曦妻子）、洛甫、沈泽民、陈铁铮（孔原）、陈达邦、朱自（子）纯。柳百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号的由来》，载《炎黄春秋》1999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