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孙冶方给胡乔木去信，建议中央找现在还活着的留苏同学开一次座谈会，以回忆王明宗派集团形成的经过和留苏学生中反王明的情况，孙在信中还说道：“除了为了搜集党史资料外，还必须为’二十八个半‘中的一些同志如秦邦宪、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伯钊等同志申辩。他们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但都是党的好同志……”。胡指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8月在中央党校召开相关座谈会，与会人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吴亮平、王观澜、孙冶方、徐以新、冯定、张崇文、陈一诚、陈修良、夏之栩、李沐英、李文宜、周砥（柳溥庆的夫人）等。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宜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叫法，改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
对此，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认为的，杨说：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正是由于王明中央这种绝对集中的干部政策、领导体制，给红军时期各苏区的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也是三次“左”倾危害最剧烈、最彻底的时期。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代表团在中央苏区对毛泽东领导的干扰、打击，致使毛泽东被撤销在军队中一切领导职务；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极“左”政策，尤其是其大肃反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根据地创始人与红军高级将领几乎被消灭殆尽；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亦是如此，致使根据地受到极大摧残，一度昌盛的红军又复入岌岌可危的险境。
博古中央达致峰顶
1933年1月，博古、陈云等由秘密交通站“奉星社”护送，平安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此前不几天，张闻天等也已到达，这样，临时中央全部转移到苏区。
博古刚进入苏区，即碰到闽粤赣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罗此时正奉毛泽东指示，在上杭一带指导游击战争，博古问他对中央新指示有何意见，罗明告之还没有听到传达，博古又问对当前斗争形势有何看法。罗明答曰：“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这使得博古极为恼火，一是认为中央苏区中央局目无中央，中央指示精神至今未传达到基层；二是政策走样，有将苏区政策与中央指示对立起来的倾向。博古对罗明印象很差，而罗明又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为以后开展反“罗明路线”埋下了伏笔。
而且，博古对毛泽东早有看法，张国焘说，早在1932年3月，博古在收到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肃反错误的文件后，在中央常委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秦邦宪接着陈述：赣西南中共和少共同志及军队中一部分同志，早与毛泽东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在反毛斗争中，他们曾提出“拥护朱德，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但朱德在毛泽东挟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怀则是不满毛的，在他的第三军内，不满毛的干部也占多数，赣西南少共区委认为，可能有少数AB团分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这些人在反毛斗争中也可能兴风作浪。因为他们发现了AB团的破坏活动，毛泽东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大批不满他的同志，也当作AB团逮捕起来，任意刑讯杀戮，在富田的一个地方，便杀害了以百计的同志。参谋长陈毅在富田事件中，简直成了刽子手，这便形成了江西苏区最严重的危机。
秦邦宪认为毛泽东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对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他只知道保全实力，利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但他忽视了进攻敌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性。再则毛泽东也不了解反右倾主要危险的重要，而且江西苏区在土地问题和富农问题上，都发生了右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有意无意的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开展反“罗明路线”是在2月开始的，直接起因是罗明两次向省委写报告，提出“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长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这是巩固闽西与闽北打成一片发展计划中最迫切的工作。”省委将此报告转交给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然后中央讨论，但博古中央对这个进军敌力量薄弱地区、巩固边区的作战方案甚为不满，认为这是放弃闽西苏区的“逃跑路线”；指责这是“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表现，是反对党的进攻路线。
2月15日，苏区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要求开展反对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组织上进行清理。罗明表示不满，博古直接找罗明谈话，对他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如果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要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表示，还有比罗明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也要进行批判。
这样，初来乍到的博古中央首先便开始了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涉及福建、江西（由李维汉直接领导）几省的领导人。
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曾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并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博古中央向全党传达了这个指示，这也是毛泽东尽管受打击，但没有被完全免职的一个重要原因。
5月初，博古中央提议，决定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由项英暂行代理主席。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由博古、项英在瑞金主持中革军委的工作，以合法的手段废止了毛泽东的军职（总政委），从组织手续上完全摒弃了毛泽东重掌军权的可能。
由于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博古、项英对军事并不在行，博古想起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德国人，自称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就决定聘请他为军事顾问，来苏区全权负责军事领导，这位德国人即是给中国红军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是苏联远东情报局驻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1900年生，比博古大7岁，比毛泽东小7岁。在上海时，通过共产国际代表阿瑟·尤尔特（亦为德国人）介绍，与博古、张闻天认识，即成为好朋友。1933年秋，经博古请示共产国际批准，由潘汉年护送，经秘密渠道到达瑞金。
博古对李德的到来喜出望外，奉为神明。在欢迎李德的特别会议上，指示为了保密和他的安全，所有同志一律称其为“李德”，取一个“姓李的德国人”之义。博古介绍李德说：“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参见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会上，博古还代表中央宣布，李德今后将列席中革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军事战略和战役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这时中央机构已作变动，由于博古中央主要成员已到中央革区，为方便起见，决定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博古被推选为总负责人，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成员：周恩来、项英、毛泽东（1月递补为正式委员）、任弼时、刘少奇（候补），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博古、张闻天、陈云，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朱德、王稼祥、邓发等12人。其他领导机构构成是：组织部长任弼时，后任调到红二军团任湘赣省委书记，由李维汉继任；宣传部长张闻天，后张调任中央政府主席，由潘汉年继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秘书长邓颖超，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顾作霖（1908-1934年），浙江嘉定人，学生出身，曾任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浦东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曾身先士卒，率纠察队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长期担任共青团领导职务，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团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务，1931年3月，进入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兼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列宁团校校长、闽赣省委书记，与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对毛泽东等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导致毛泽东的去职，并且在广昌战役中直接对萧劲光进行了批斗，导致萧被撤销军职，军法审判。1934年5月28日在江西瑞金去世。(参见晓农：《顾作霖在苏区时期路线斗争中的是是非非》，载《党史文苑》2006年11期。)，顾去世后此职由凯丰接任。
李德到后，中央指派伍修权、王智涛做翻译，配备有警卫员、炊事员和饲养员，鸡鱼肉蛋、香烟、咖啡尽量供应，并居住在一个水稻田中央的独立院落里，所以李德又被称为“独立房子”。
李德在中国待了7年，1935年遵义会议后失去了绝对的军事指挥权，长征到达延安后，出任抗大教授，1939年返回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苏联红军对德作战，1954年回到民主德国，从事著书及翻译工作，主管全国文联，与早年大学课程、专业类似。李德一生对在中国的经历，尤其是对中国红军与革命灾难性的影响没有任何的悔过、反省，反而对毛泽东的指挥恶意中伤，1974年病死。李德不会讲中文，但能讲德语、俄语和英语，与精通俄语的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谈笑风生，关系密切；与熟习英语、德语的周恩来也能谈得来。
自博古放手让李德指挥红军，特别是中央苏区的红军后，李德完全成为共产国际来的钦差大臣。一般前方来的电报，首先送给李德的翻译，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交给李德。经过李德批阅，提出相应意见后，由翻译译成中文，送给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根据电文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遇较重大问题则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后，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