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书屋 > 其他 > 中共选择了毛泽东全文阅读 > 第74章 王明主政中共中央(6)

第74章 王明主政中共中央(6)


  但是,这些小派别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各省、市、各区委与王明中央保持一致,纷纷开除李震瀛、吴雨铭、钱静安、鲁铁成等罗章龙派党籍,其中北方“非委”主要骨干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希逸、黎天才等不久被捕。2月13日,上海沪中区委决定,将蔡博真、彭泽湘、王福环、徐松明、小刘、王伯堂、周舫、丘队影、刘建、交通员小张等11人开除党籍。随之,罗派成员纷纷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罗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张金保张金保(1897-1984年),湖北鄂州人,原是武汉纺织工人,后参加湖北工会工作,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为中共五大代表、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1年在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被开除党籍。1933年被捕入狱,1937年获释。1943年到延安,1945年恢复党籍,当选为七大代表,任中央妇委委员,建国后,曾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总女工部部长等职。召开会议,通过《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决定自2月13日起全体会议决定宣布解散,并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悔过。3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唐宏经党籍决议》;7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布解除史文彬、唐宏经、徐畏三、韩连会、张金保等中央委员资格。16日,中央又作出决议,开除史文彬、张金保、李震瀛等人的党籍。至此,罗章龙宗派彻底消失。“第二中央”主要人物的下落:张金保、唐宏经(更名唐韵超)二人检讨了错误,相继恢复党籍,分别担任全国女工部副部长、东北劳动总局局长兼东北总工会劳动部部长等职;白明善、王仲一、王凤飞、韩麟符、张金刃(改名张慕陶)、史文彬(改名石志清)等人继续进行革命,牺牲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泽湘走上了中间道路,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李震瀛、钱静安、曹策等离开革命队伍,自谋职业;王克全、徐畏三、吴雨铭、韩连会、吴正廷、叶善枝则投靠国民党,成了革命的敌人。(参见卢庆洪:《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载《文史精华》2008年8期。)

  2月22日,米夫、王明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四中全会的经过。3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肯定中共四中全会;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再次发表决议,对四中全会评价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底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及对这种立场调和的态度,当时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错误及与立三错误调和态度之不满,而来达到反党的目的。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在四中全会刚完以后,为保证实行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起见,采取了几个组织办法(改选政治局,因为罗章龙及其两个信徒发表反党小册子和进行分裂活动而将他们开除党籍),国际主席团完全批准这些办法,认为这些办法是必要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1931年8月),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392页。)

  罗章龙被中共开除党籍后,即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任教,以左派学者身份从事教育工作。

  罗章龙在“西安事变”的发动过程中发挥过特殊作用。当时被开除党籍并被捕的“北方非常委员会”成员均是罗章龙的追随者,如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等进入张学良幕府,成为深得张信任的幕僚,黎天才(1900-1961年),山东蓬莱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为李大钊、罗章龙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参与策动京汉路大罢工,加入中共后在铁路总工会与罗章龙、吴雨铭等共事,先后参与工运、学运、兵运工作。李大钊死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8年被捕转向,投靠奉系,张学良倚为心腹,初长总部机要处,旋为总部政训处核心人物。后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是坚决支持张学良发动兵变的人,西安事变张杨八项政治主张通电的起草者,主持事变的宣传工作。1955年因“潘扬案”入狱,1961年死于狱中;吴雨铭(1898-1959年),与罗章龙同乡、同学,同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者。从事工运工作,为罗章龙的助手。大革命期间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北方“非委”书记兼铁路总工会“非委”书记。被捕后转向,通过黎天才进入东北军,成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的核心成员,为张学良总部机要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被逮捕,死于狱中。李希逸,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天津市委负责人。“非委”成立后任北方区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在天津被捕转向。李出狱后入孙殿英军中任政训处宣传科长,为学兵队讲授马列主义常识。一年后孙军兵败宁夏,李希逸转入东北军,为“非委”秘密组织核心成员。李后出走美国,1996年去世。他们极力举荐罗章龙参与振兴东北军、破解东北军在西北难以立足的僵局,罗因此主张张发动捉蒋兵变、经营陕甘川三省、建立模范区,得到张的首肯,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罗命名为“西京兵变”)。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1期。罗章龙在1949年曾参加湖南和平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等校担任教授职,主教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曾任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著有多部回忆录,对研究中共早期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1995年病故,终年99岁。

  王明等对曾为反对派的党内同志,向来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不心慈手软。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迫使他们就范。张金保回忆说: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将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

  远在莫斯科的张国焘也被共产国际视为“可以教育好的老干部”,在表示对李立三错误的坚决批判态度后,随蔡和森作为第二批领导人被送回国,进入中枢领导核心。对于批判李立三错误,张国焘表面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急于向共产国际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我昨天和立三谈了七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评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我对立三说不要单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还要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转引自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但,内心深处,张国焘已对苏联的体制充满怨愤、绝望甚至仇视的心理。面对斯大林对反对势力的清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铁面整肃、出尔反尔甚至落井下石,张国焘急于逃脱共产国际的控制,期望回国后施展抱负,因此对于共产国际服从的要求立刻做出各种表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

  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藩篱,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付出代价。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滞留在莫斯科长达两年多,经历了莫斯科残酷的政治斗争,政治人物清洗政治对手的铁腕与血腥、政治暴力的无情与高效、政治生命在权力机器面前的不堪一击,对于崇尚权力哲学的张国焘来说是莫大的刺激,以往理想、抱负、使命,被他视为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而对政治权力、暴力机器的信仰,可以说是张国焘“成熟”了起来,也是他再掌权力的行为准则。

  1931年元旦一过,张国焘夫妇起程回国,月底到达上海,立刻在中央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政治表态,表示坚决批判李立三路线、罗章龙的小组织主义,李立三、罗章龙均是张国焘早年进行工运工作的主要伙伴、助手,也是长期共事的党内元老,但张国焘还是高调表态,拥护“四中全会路线”。这正是米夫与王明新的中央领导集团所需要的。一个与反对新中央的宗派人物有着密切联系的党内元老的支持,对于稳定当前党内政局有着刻不容缓的重要性。同时,张国焘的入围政治局常委也表示新的领导集体的各方面代表性,而不仅仅是留苏回来小青年的集合体。这一点,张国焘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他在内心深处对于王明宗派集团充满鄙夷,虚与委蛇,但是共产国际的强大威力、高层核心权力的巨大诱惑,也逼迫着张国焘跟着四中全会的步伐前行。

  2月初,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领衔组织中央代表团,北上天津解决北方“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北方“中央非常委员会”主要是总工会系统的老干部,属于罗章龙派系,但罗章龙与张国焘自北京大学起,即一起组织工运,1923年“二七大罢工”两人共同领导,而且张国焘长期领导工会系统,因此,张国焘出面,北方反中央派如张金刃、韩连会、袁乃祥等立即表示服从,于是,河北省临时省委负责人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决定清算罗章龙,表示对原有错误立场进行悔改,发表声明支持中央,开除张金刃、曹连惠、曹策、叶善枝等人的党籍。

  但是,张国焘显然明白不能与王明派别持久共事,一则张本人不是居于人下的人物,自视甚高,且资历老、辈分高;二是内心深处瞧不起王明、博古、洛甫辈,三是上海中央与远东局代表朝夕相处,而且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威胁,非常不安全,因此要求出走苏区,自立局面。

  瞿秋白最后的下落

  等何孟雄、罗章龙等被清洗,王明派别已占绝对优势地位后,政治阴影又开始笼罩住瞿秋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