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如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阶级等问题的意见，主要的是抄袭1928年党六次大会的决议；对富农问题、职工问题及改组派等等问题的意见，直接是抄袭1929年共产国际关于这些问题的文件；对当时中国形势估计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则是主要的抄袭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及11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央信（即十月来信——引者）……总而言之，用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的方法；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的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方法。《王明给六届七中全会的信》（1945年4月20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王明在小册子中对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李立三、瞿秋白（当时党内化名维它）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强烈要求改选中央领导，并提出9条措施，即召开七大，在七大以前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对于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关于王明小册子的教条主义特征，对中共造成了哪些巨大危害，又是怎样“最佳”体现“左”倾冒险主义的作用，刘少奇在1943年整党时对此写了一篇《阅后感》，进行事后的批评与剖析，刘说：
1.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更“左”些。2.王明等人与维它同志等争论，更少原则上的区别。维它同志的错误绝不比王明更多。3.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极大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这是一种标本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4.因为立三路线的错误，又因为王明等人派别斗争的错误，如是使得另一个派别得以组织起来，这就是罗章龙的捣乱派；并使许多同志甚至不坏的和很好的同志也一时参加了罗章龙派。5.四中全会上斗争主要表现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且是王明一派人所准备和操纵主持的。它完全批准了王明一派人那些非纪律的行动，而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致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完全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6.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窥见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黑幕，使我们对于党内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段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39页。)
12月29日，米夫召集向忠发、周恩来及王明、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远东局明确提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王明等人加入。瞿秋白当即表示赞同远东局的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式的退出，而是在政治上斗争上的需要，因为自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负有政治指导上的责任。我的退出，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后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更进一步表示要承担三中全会的责任，说：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以后至今，我在许多问题上与立三路线是一致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因此，“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米夫“左右开弓”
经过米夫的说服、压制和强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三中全会召开3个月后，紧接着召开四中全会。米夫真正以共产国际“当家人”的身份出现，不仅起草了会议决议，拟定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及政治局委员名单，而且亲自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于会议召开仓猝，一时难以凑足法定的中委人数，米夫决定召开扩大会议，除原中委、候补中委外，各地方、各部门代表均可出席，甚至从莫斯科归国不久的青年学生亦可参加，在会议中，又不顾罗章龙等的反对，改变党的会议一贯作法及组织规章，又决定凡与会的代表均有决定权。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完全按米夫旨意进行，只在1天连续15个小时的不间断会议中决定了所有议题。与会正式代表即三中全会中委、候补中委有22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徐锡根、李维汉、任弼时、贺昌、余飞、顾顺章、温裕成、王克全、罗章龙、陈郁、史文彬、张金保、王凤飞、陈云、周秀珠、徐兰芝、袁炳辉；列席者15人，分别代表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总党团、江苏省委、团中央、苏维会等组织机关：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韩连会、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顾作霖、夏曦、萧道德、邱泮林、柯庆施、袁乃祥。这其中，属于王明小宗派成员或为其追随者有王明、博古、沈泽民、王稼祥、顾作霖、夏曦等，他们均成为“王明中央”的重要人物。
会议代表的构成是没有任何程序与规范的，完全按照米夫等的意志安排，除将非中委的15位代表列席与会外，又将本是中委的许多人排除在外。
候补中委唐宏经是东北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满洲省委工委书记，是罗章龙派别的坚定支持者。被通知开会后，从哈尔滨赶至上海，住进按规定安排的旅馆，苦等5天无消息，到第六日中央交通才来通知，说四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唐被有预谋地拒绝于会议之外；候补中委徐兰芝，时为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是罗章龙的支持者，竟不通知她与会。由于得到风声，徐直闯会场，怒斥向忠发为何不通知她参加，对向等拍桌子大骂，向张口结舌不知所措。王明急忙起来，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她拉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徐才得以与会，一场意外风波才得以平息。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多次发生激烈争论。何孟雄、罗章龙之小宗派及其追随者韩连会、史文彬、王凤飞在对会议议程提出不同意见为米夫压制后，又对米夫提出的中委名单强烈不满。本来，这两个宗派组织对打倒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三中全会中央、清除“立三路线”是一致的，但对于代表构成，尤其是对王明一派莫斯科归国的青年政治上的蹿升深表不满，在表决中，与米夫发生大的争吵。
米夫在讲话中一再表彰王明等的理论优势、坚决执行莫斯科指示的“革命坚定性”，认为王明等“是坚决地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同时在批评瞿秋白三中全会中央的同时，又对罗章龙宗派提出严厉批评，并作严重警告，“左右开弓”，说，“锡根、于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我们不要空喊反对立三路线，如果大家要撕裂党大家去发展好了，否则大家都投降到国际来好了”；“今天有很不好的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可以分裂党，因此我警醒大家严重注意，立即消灭这种派别观念，站在国际领导之下工作。”《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年1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28~29页。)米夫还批评了何孟雄，不过对何较有分寸，显然是想将何从罗章龙的派别中拉出来，不致打击面过宽。米夫说，何孟雄放松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认为现在没有右倾，显然是错误的。至此，米夫意图十分明显地告诉与会者，他要何人进入政治局、何人出局，使得会议的选举全在米夫的掌控之中。
会议进行到后半期，主要是围绕中央政治局的构成进行激烈争论。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由米夫决定的改造中央名单：
1.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应退出的：罗迈、贺昌。
2.新加入的中委：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
3.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罗迈。
4.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任弼时、陈绍禹、王克全、刘少奇。
很明显，米夫如此安排是很有用心的，以改造三中全会中央、增加工人成分为借口，一面大量安插王明宗派成员，一面又排挤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首的宗派团体，可谓一箭三雕。这份名单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的，李维汉（罗迈）、贺昌退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另组一个16人构成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一公布，当即遭到罗章龙等的反对，认为应该完全改变“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三中全会政治局，而不是仅仅撤免3人；随即，韩连会提出一个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徐锡根、何孟雄、罗章龙、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徐畏三等；史文彬则提出一个补选中委的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祥、孟宪章等。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付诸表决，由于米夫决定凡与会者均有票决权，这样就以2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米夫拟定的中委名单；又以21票赞成的多数票通过政治局名单。
这样，改选后的四中全会中央政治局由9名正式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7名候补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组成。工人成分大为增加，16人中有10人为工人出身。中央政治局常委则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将由苏联归国）组成，候补常委是陈郁、卢福坦、徐锡根。
向忠发由于对“立三路线”的鼎力支持，在会上亦受到激烈批评，但米夫以其是“工人同志”而保下了他，仍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可经过这次大的风波，向忠发对王明这些“小青年”刮目相看，也明白他们在共产国际背景下巨大的政治能量，就极力拉拢王明，虽然在四中全会上，米夫让王明进入常委的企图没有实现，但这位仍任江南省委书记的矮个子在中央的地位已远非一般人可比，尤其是何孟雄被捕与罗章龙被开除出党两件事情的发生，王明地位已在党内居于万人之上了。2月，王明即进入中央常委会。
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组，并对中央工作进行分工：中央政治局主席仍为向忠发，组织部长康生；宣传部长沈泽民，副部长罗绮园、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职工部长卢福坦；农民部长张闻天；妇女部长周秀珠；团中央书记温玉成；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中央秘书长柯庆施。青年团中央局亦即为王明宗派集团所控制，原书记温玉成于3月因贪污被撤职，由博古继任；而组织部长为顾作霖，宣传部长为博古。
这样，王明小宗派成员一步登天，逐步控制了中共中央。李维汉评价说：
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任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27~328页。)
李维汉还认为，王明等的上台，原因在于，“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政策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同①，第328页。)
中央分裂
何孟雄、罗章龙宗派集团在四中全会上可谓惨败，虽说均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人物”，虽说亦打着“拥护共产国际”的旗帜，但没有取得米夫的信任与支持，结果大不一样，尽管论资历、地位他们还远在王明他们之上。因此，心中不服的罗章龙、何孟雄在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即13日，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凤飞、史文彬、徐兰芝、邱泮林等参加四中全会的13名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并通过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
